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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虐兒系列之四】雷張慎佳批政府講一套做一套 「無方向、無方法、無政策、無對策」


 

5歲女童臨臨懷疑受虐致死後,教育、社福、爭取兒童權益界別的專業人士,紛紛對本港防止虐兒的機制、政策、法律提出意見。眾新聞訪問來自不同界別、同樣關注虐兒問題的專家,包括:香港兒童權利委員會主席雷張慎佳、立法會兒童權利小組委員會主席張超雄、本身為律師的教協副會長莊耀洸,從他們的專業角度探討香港目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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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張慎佳:潛藏問題未被處理、社會對問題認知不足、當局講一套做一套

雷張慎佳在防止虐待兒童會工作30多年,現任香港兒童權利委員會主席。蘋果日報圖片

在防止虐待兒童會工作30多年、現任香港兒童權利委員會主席雷張慎佳表示,香港有關虐兒的制度、守則與程序指引落後,範圍狹窄,只重視嚴重、屢次受虐及有明顯傷害的情況,卻忽略正處於潛藏危機下的兒童,錄得的虐兒數字不高,其實是因為數字未能真正反映問題的嚴重性。現有機制已無法承托新的問題,香港需要新的機制方能對症下藥。

雷張慎佳舉出近年本港數個虐兒例子,包括自殺少女和妹妹一直無出生註冊、12歲女兒被母親肢解後身首異處、男童被父親懲罰於地鐵站出口跪著過馬路、以及兒童在濫藥家庭死亡等,顯示兒童權益,無論是生存、發展、受保護等權益均遭嚴重踐踏,而社會對問題的嚴重性卻認知不足。

她認為,兒童權利面對的危機林林種種,唯制度與指引仍然專注舊式的虐待方法,對於近年爆出的網上欺凌與暴行,跨境兒童備受歧視、以及發生於學校、社區、醫院與院舍內由其他院友甚至員工造成的虐待,未有足夠關注,而這些問題卻曾經引致兒童自殺甚至涉嫌他殺。另外,制度主要着重虐兒的狹窄定義,忽略關於兒童權利更廣義的問題,包括疏忽照顧、不良親子關係、婚姻破裂對子女造成的負面影響,而對其他諸如環境污染、食物安全、貧窮、專業失誤與不良社會政策等造成的禍害亦缺乏關注。

雷張慎佳續稱,現有的通報機制存在漏洞,尤其對於一些疑似虐待但卻未至於最嚴重的情況。她憶述,曾經有一位好心幼稚園老師向她表示,有半班學生長期沒有洗頭或更換衣服、滿身臭味、沒有人接放學,而且同校兄弟姊妹均如此,因此懷疑大批兒童被疏忽照顧。老師透露,由於半班學生也出現這個情況,人數眾多,老師的疑問是:可以全部向當局通報嗎?幼稚園沒有社工機制,學童未至於有即時危險,老師如直接向社署通報,可能會破壞家校關係,因此老師覺得左右為難。老師曾跟家長傾談,不過不是每個學童的情況有改善,老師只有無奈。

另外,由於民間社福機構沒有法定權力,如果家長採取不合作態度,機構介入可能不得要領,唯有交給社署;然而有時個案的嚴重程度未至於要送到社署「重案組」(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只能周旋於轉介與諮詢之間,造成通報延誤。

「現時香港講一套做一套,對兒童受傷害的情況視而不見,無方向、無方法、無政策、無對策;口說對兒童暴力零容忍,實際上卻未有堵塞漏洞。當局仍然為體罰提供辯解,預防虐兒工作極度不足,而處理兒童性侵、心理虐待、獨留兒童和家暴法等均不到位。例如有關體罰與獨留兒童的法律均以成人利益為前提,沒有充分考慮兒童權利。」雷張慎佳說。

相反,她認為英國於2000年震驚全國的Victoria Climbie受虐個案後,最少痛定思痛、有心改善問題,反映聯合國保護兒童的精神。當時8歲女童Victoria Climbie長期被身為監護人的姨母以煙頭、單車鍊等虐待,被綑綁禁錮於廁所超過24小時。多個政府部門曾經接觸其個案,卻未能有效處理,甚至警方與社福人員家訪時,亦沒有發現同一時間Victoria正於屋內被綑綁。最後Victoria受虐致死,舉國震怒。事後經獨立調查,法官Lord Laming作出各種有力的建議,包括成立兒童事務委員會及制訂整全的兒童法等,提倡Every Child Matters (每一個兒童同樣重要),成為英國改善法例與機制的轉捩點。雷張慎佳說:「香港卻從來沒有這份決心,從我 近40年前開始從事防止虐待兒童工作至今,制度仍然諸多漏洞。」

「香港整體經濟繁榮、庫房有『水』,無論基建、港珠澳大橋、一地兩檢還是一帶一路均費盡心力與資源,可是對於兒童權利有沒有百分之一的投入?又說與國際接軌、又是聯合國締約國,何以甚麼都有,卻全部不到位?政府事務繁多,是否就要讓兒童事務再多等一會?」

根據雷張慎佳多年經驗,人生最初的階段若有人關心、得到學校關注,可以避免日後許多問題。她希望專業人士不是只照專業指引辦事,而是以高敏感度、常識和鍥而不捨的精神幫助兒童。政府應該從兒童角度推動政策與法律,訂立社會底線。同時,防止虐兒不單是政府與專業人士、或社署「重案組」的責任,其實是每個人的責任。要讓兒童在安全、開明的環境健康成長,無論身體、情緒、心理等均有所發展。

張超雄:受虐兒童滯留醫院被綑綁在床,是另一種虐待?

張超雄關注懷疑受虐兒童在沒有醫療需要的情況下,滯留醫院。葉潔明攝

立法會議員兼立法會兒童權利小組委員會主席張超雄表示,現時處理懷疑虐兒事件往往出現拖延情況。有懷疑受虐兒童被送院驗傷,完成醫療程序後本來已經無須留院,然而礙於家中危險而有「家」歸不得,同時要等候社工、老師、醫生與警方代表等就個案開專業個案會議以決定福利計劃,又或由於兒童院舍宿位短缺而未能立即安排宿位,最後唯有暫時滯留醫院。

張超雄說:「兒童權利小組委員會曾經向醫管局跟進,得悉不同時期均有約30至60名懷疑受虐兒童在沒有醫療需要的情況下,滯留醫院;等候期間沒有上課、百無聊賴、沒有社交。他們滯留於不適合兒童、而且滿布病菌的醫院急症室內,原因只是當局未作好下一步安排,情況非常不理想,十分無謂。」

張更歎道:「我們曾發覺有兒童滯留醫院期間被約束、綑綁在床上,手腳可以活動、但不能落床。醫護解釋,那是因為個別兒童有情緒行為問題,而醫院人手不足,唯有出此下策,並稱定時按兒童情況作出檢討。我明白醫護人員的難處,也希望他們是出於好心。但是我認為這種做法對於在家中已曾受虐的兒童來說,可說是另一種虐待,非常離譜。」

另外,他認為現在只有主要負責人(key worker)負責處理虐兒個案,即兒童於學校由學校社工跟進,出事後由社署「重案組」跟進,如入醫院或兒童院舍則由該處社工跟進,長遠由綜合家庭服務中心跟進,如果再沒有緊急事件就停止跟進。因此,機制中不算有真正的個案經理跟進高危家庭,造成缺失。

政府向立法會呈交的懷疑虐兒個案處理程序。

莊耀洸:虐兒法律殘缺不全,「零容忍」變成「忍得就忍」

本身為律師的教協副會長、教育大學教育政策與領導學系高級講師莊耀洸表示,香港有關虐兒的法律只有梗概、不夠細緻甚至殘缺不全,說是對虐兒「零容忍」,實則「忍得就忍」。

他認為,基本問題是香港沒有專門保護兒童的主要機制,因此教育界、社署、非政府社福機構以及警方只能提供有限度的協助,更可能因資源人手問題而出現互相推搪的情況。例如2004年天水圍父親斬死孖女與妻子慘案,死因庭法官便質疑事發前警員將責任推卸給社工。香港應該借鑑外國,成立由專員或特使領導的兒童事務委員會。

事實上,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於2013年就香港報告的審議結論中,建議香港成立專責機構,可透過設立兒童事務委員會、或人權委員會作為執行機構,從而真正從兒童權力的角度作出整體策略與計劃。外國例子顯示,兒童事務委員會可克服部門之間各自為政的問題,莊耀洸指,這樣方稱得上國際標準。

「當大原則落實後,法律、政策與措施才可以邁向對虐兒『零容忍』。可惜政府從法律、政策、支援與培訓各方面解釋,表示香港對兒童已經有足夠保護,因此沒有按照聯合國的建議作出改善。」他認為令法律更完善之餘,社福配套、尤其是資源配合最為重要,否則法律只是空文。

莊耀洸指,香港有關虐兒的法律不夠細緻,甚至殘缺不全,說是對虐兒「零容忍」,實則「忍得就忍」。葉潔明攝

就虐兒事件本港法律漏洞,記者進一步探討以下問題:

問:記者;莊:莊耀洸

問: 如果父母對專業人士的介入採取不合作態度,現行機制有否解決方法?

莊:雖然法例有一套方法防止父母採取不合作態度,然而現實中是「可望而不可即、睇得唔食得」。

根據現行機制,如果學校發現懷疑個案應通知學校社工,學校社工覺得問題嚴峻便通知社署,然後上少年法庭,並有可能出保護令要求父母停止虐兒;如果父母仍然不遵從就等如藐視法庭。因此到了這個地步,父母不合作的機會較低。如果父母仍然違反保護令,則受虐子女可能獲判與他關係良好的親戚同住、或到兒童院居住。如果父母失蹤,則可能由社署署長擔任保護人。以上行動全部有機會違反家長意願。

問題是,在執行上只有社署和警方有權申請保護令,非政府社福機構社工則無此權力。另外,前線社工和警察都有人手短缺的問題,遇上個案時為了避免增加同業工作壓力,有機會傾向將申請保護令的界線定得太高太緊。

問:如果虐兒個案有其他兒童作證(如同住的兄弟姊妹等),這些兒童證人日後可能需要在庭上指證自己的父母,現行法例有沒有保護兒童證人免受危險?

莊:我看不到有特別法例作出特別保護。當然,理論上官司未完結前,證人不應該被干擾,而且應該與被指控的懷疑施虐者分開居住,然而過往仍有個案社工允許有關人士在官司未完前回家。在那個情況下,被控的家長會否於上庭前干擾證人?假若家長罪成,會否與兒童證人形成對立,並在其身上發洩不滿?

以2004年天水圍滅門案為例,妻子告發丈夫非禮孖女,惟五歲孖女向警方落口供時未能提供證明。之後妻子在社工反對下帶兩女兒回家,丈夫因妻子告發他而懷恨在心,最終斬死孖女與妻子。滅門事件之前,妻子其實已經多次向社工與警方求助,甚至當局曾就虐兒個案主持跨部門多專家會議。事後證明會議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處理妻子告發丈夫不遂所帶來的嚴重後遺症。

以上個案可見,如果個案刑事不成立,當局就只將之當作家庭溝通問題。然而如果不能理順家庭問題,結果可能不堪設想。就我所見,這方面的法律保護不多。

問:本港不同法例對兒童及青少年的定義各有不同,《證據條例》、《僱傭條例》、《保護兒童及少年條例》、《刑事訴訟程序條例》、《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領養條例》中,「兒童」、「少年」、「幼年人」的定義分別為未屆或不足14/15/16/17/18歲不等,未能統一定義。這樣,需要法律保護權益時,會否出現困難?

莊:不同條例有不同年齡定義,並非理想的做法,劃線太多會令兒童的權力變得含糊、權限不清。其實既然聯合國只以18歲以下作為統一界線,本港理應沿用同一國際標準。即使在某些情況下需要將年齡再仔細劃分,也只要有不同程度的照顧即可,不應該影響以18歲以下作為兒童定義的大原則。

問:就臨臨事件來說,如何釐清各界就「轉介」與「諮詢」的理解?

莊:可以用法律解決,以表格列名定義即可。雖然如此,其實公務員不應介意到底對方是「轉介」還是「諮詢」,只要有人懷疑,公務員就有責任作出調查。

問:哪些虐兒個案較難舉證?

莊:精神虐待較難舉證,例如強迫做工作算不算精神虐待?

疏忽照顧方面,如牽涉可能帶來傷害的具體情況、或故意忽略、或與肢體有關(例如受冷或飢餓),則舉證不算太難。

身體虐待,一般牽涉傷痕等醫療證據,有些父母會表示或訛稱子女只是自己跌倒,那麼醫生就需要判斷個案究竟是否與虐兒有關。

外國的法律對懷疑虐兒的情況寫得非常詳細,譬如會將出現超過一次的身體傷痕當作為一種模式,並予以重視。如有傷痕,就要細看傷痕形狀是否接近某些襲擊物等。相比之下,香港的法律則只有梗概、細節欠奉。

問:「香港教育專業守則」列明,業界人士若在執行專業職務中發現有兒童被虐待,應向當局舉報。請問守則對業界人士有沒有約束力?

莊:很難一概而論。「守則」經過業界3年討論,並於90年代通過,的確有合法性及權威性。但與此同時,若有老師只達到低標準,則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有權處罰違規情況,而常任秘書長考慮操守議會的意見後,可能選擇處罰、或不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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