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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虐兒系列之五】強制通報可行嗎?專家:要有足夠資源配套


 

連串虐兒案件,社會關注是否需要訂立強制通報的機制,以及其執行方式。來自社工界的立法會議員兼立法會兒童權利小組委員會主席張超雄表示,強制通報的意思是要求接觸兒童的專業人士,包括醫護、社福、教育界等,如接觸懷疑虐兒個案,必須於指定時間內通報,如果故意不通報則屬犯法,有機會被罰款或判監。強制通報並不一定指報警,於建議機制下學校可向社署通報,由社署跟進,惟香港現時並沒有強制通報的機制。

關注虐兒的社工及法律界人士,認同通報機制可行,但至於是否有效,外國經驗顯示,須視乎落實執行時,是否有足夠的資源、人手、培訓等配套,否則通報難以發揮其安全網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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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串虐兒案件令社會關注,是否需要訂立強制通報。網上圖片

免除令人困擾的灰色地帶

張超雄認為強制通報的好處,是令專業人士加倍小心,並且分清楚程序和有關人士的責任,尤其於懷疑虐兒的情況並非十分明顯、似有虐兒但又不太肯定、在存有灰色地帶的情況中最能發揮作用。雖然現時「處理虐待兒童個案程序指引(2015年修訂版)」(下稱「指引」)第七章,已列明處理個案之初步評估及轉介程序,然而他指出專業人士如遇上並非明顯虐兒的個案,往往就是否通報感到困擾。

張超雄舉例說,學校老師可能察覺有學童最近有身體損傷而且表現畏縮,於是上前查問,再安排家訪及初步評估,如再有懷疑可以通報至學校社工、然後是社署、警方;如懷疑學童有身體損傷,可以將他送往醫院驗傷。

但問題是,事件中的學童不是明顯受虐或受傷,那刻並非正在流血。在這個情況下,學校便會覺得很難處理。如學校表示要將學童送院驗傷,家長可能質疑學校無端白事自作主張,而送院亦需要家長授權。由於家長將子女送到學校接受教育,學校盡量不想與家長形成對立。

「結果從社署的角度看,學校與社署的溝通就變成諮詢,而非轉介。然而學校本來希望社署跟進,怎料社署又叫學校自行跟進,於是有關部門的熱線電話起不了作用,當中的灰色地帶令人無所適從。」張超雄相信,如果業界清楚界定多方的跟進責任,就可以避免以上情況。

雖然有人擔心強制通報會造成濫報,張超雄認為機會較低,「受過培訓的專業人士應該能作專業判斷,只會通報值得懷疑的個案。濫報的話,會破壞專業人士(如學校)與有關家庭的關係,因此一般不會濫報;相反,一般的傾向是過於保守、引致通報過低。」

另外,現時「指引」多番強調「考慮是否需要提出法律程序時,應小心謹慎並運用判斷力。負責的專業人士不但應緊記不應濫用保護兒童程序與介入安排,以免兒童再受創傷或困擾,而且應考慮相關的因素(例如兒童的安全、虐兒行為的嚴重性等)。」對此,張超雄認為「指引」與機制有可能令專業人士過於謹慎,令通報過少的情況加劇。

有人擔心強制通報令專業人士成為代罪羔羊,張超雄回應指,外國的強制通報法例都遵從In Good Faith(真誠報告)的原則,即如果專業人士真心相信個案值得懷疑或不值得懷疑,因而決定通報或不通報,並且能說明理由,即使最終的事實與初期判斷不符,也不應該受刑責。

張超雄認為,強制通報可在政策層面實施。資料圖片

可在政策層面實施

張超雄續指,即使不以立法推行強制通報,如能在政策層面推行亦應該相當有效。「現時大部分社福機構均由公帑資助,政府可以考慮要求部門及團體強制通報,雖然沒有法律效力,仍可透過影響撥款與資助的方式推動通報。另外,現時大部分適齡兒童都有入讀幼稚園,而母嬰健康院向幼兒提供服務的覆蓋率亦極高,因此在政策上推行應有良好效果。」

張超雄舉例,如幼兒未到上學年齡或本身沒有上幼兒園,母嬰健康院可以發揮作用,其服務對象亦不必限於初生嬰兒,而是可以擴展至為0至15歲兒童進行身體檢查。另外,根據2005年施政報告開展的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亦有危機識別,不過它依賴家長或當事人按建議找綜合家庭服務中心跟進,即如果家長不跟進,專業人士也就無法處理。即使家長主動及願意,亦缺乏專為家長開設的特別課程。

因此,張超雄認為,母嬰健康院和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應該加強外展,識別高危家庭,由醫護與社工上門家訪,而不單是依賴家長帶初生嬰兒前往打針。如家長已有濫藥或犯事等紀錄,或已有子女住在兒童院舍,則屬高危家庭,必須跟進及家訪。另外,他認為個案管理亦應該全面擴展至0至18歲,而不是於兒童稚齡時期結束。

其他意見:

教協副會長、教育大學教育政策與領導學系高級講師莊耀洸律師:強制通報為國際標準,香港也有義務遵守,但現時香港還沒有強制通報。這個機制是合理和可行的,但不一定有效。訂立法律不困難,但所有法律都需要資源配套,若沒有資源配套就只可以短期紓緩民怨。例如美國大部分州分有強制通報,包括最近揭發13名子女遭父母禁錮的加州,可見即使有通報,亦需要配套,加州當局應該跟進子女沒有上學的問題。

香港兒童權利委員會主席雷張慎佳:社會應該展開討論,但不要急上馬,不要以為寫入守則就可以靠立法將事件急急擺平,必須要清楚配套、資源、人手、培訓,否則只會帶來更大危機。美國強制舉報的確讓專業人士有更清晰的指引,然而人手卻追不上大量增加的舉報個案;英國有鑑於此,也就沒有為此作全國立法。我認為這個存疑是值得深思的,因為如果強制令等候處理的時間延長,也就並非真正的安全網。而本港數宗為人熟悉的虐兒案並非沒有舉報,其實已經有自願舉報,只是機制沒有優質與及時的行動去化解危機。

防止虐待兒童會署理總幹事黃翠玲:可考慮強制接觸兒童的專業人士作通報,但必先有研調和諮詢方可作出是否強制的決定。

強制通報能否成為保護兒童的安全網,視乎資源分配是否足夠。何君健攝

小檔案

聯合國: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第13號一般性意見(2011年)列明,每一個國家直接與兒童接觸的人,特別是專業人員須舉報暴力事件、疑似暴力事件或暴力風險。真誠報告後,還須有相關程序,以確保提交報告的專業人員受到保護 (段49)。另外,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就香港報告的審議結論 (2013審議結論),建議締約國參照委員會第13號一般性意見(2011年),並且著重:(b) 採用國家協調框架來處理一切形式的暴力侵害兒童行為,包括強制報告所有案件和採取必要的後續措施。(段47)

美國:大部分州分有強制通報(包括早前揭發13名子女被父母禁錮的加州),並將之納入保護兒童機制內。

英國:英格蘭、威爾斯、蘇格蘭和北愛爾蘭各有不同規定,例如威爾斯有強制通報,英格蘭則沒有。國內有就此作出討論,持反對強制論點的人士認為必須增加資源、保證服務質素,否則若接獲大量舉報卻未能有效適時跟進,只會弄巧反拙。

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強制通報不但適用於接觸兒童的專業人士,更包括所有人士。無論工作上有接觸兒童的官員與專業人士、還是一般市民,都有法律責任向保護兒童會(Children's Aid Society)通報。專業人士和官員有刑責,一般市民則沒有刑責。當局並清楚列明,即使已經通報,如懷疑兒童繼續受虐,應該繼續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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