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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前副社長張浚生病逝 程翔:六四前後他是兩個人


 

新華社香港分社前副社長張浚生病逝,終年82歲,據悉是因心臟問題搶救無效。張浚生最為人記得的其中一件事,是他在八九民運期間,批准《文匯報》社論開天窗寫上「痛心疾首」四個大字,但他後來卻不承認同意過這樣做。《文匯報》前記者、時事評論員程翔接受眾新聞查詢時,憶述這一段往事。

張浚生是福建長汀人,1936年出生,20歲加入中國共產黨,在原浙江大學機械系修讀光學機械儀器專業,畢業後留在校出任助教,1965年至1983年先後出任原浙江大學光儀系講師、副教授,光儀系黨總支書記,系負責人、校黨委委員、常委、副書記。張浚生成為大學領導之後,1983年至1985年出任浙江省杭州市委副書記兼秘書長,市委政法委書記。

八十年代出任江蘇省委書記的許家屯,1983年來港任新華社社長。張浚生在1985年從杭州被派到香港新華社,先後擔任宣傳部副部長、部長,1988年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兼新聞發言人,至1998年香港回歸後退任。

張浚生近年仍有接受香港媒體訪問,圖為他去年接受香港電台訪問時拍攝照片。

程翔做《文匯報》記者早年已認識張浚生,張浚生來港後負責管宣傳,是《文匯報》的指揮,因此兩人在公在私有交往,「我和太太 (劉敏兒)跟他曾經是熟朋友,但六四後發現,張浚生在六四前後是兩個人,他是一個會跟大勢來改變自己立場的人。」

「我記得六四前、八十年代中期,許家屯寫了一篇文章說要重新認識資本主義,獲得香港商界好評。不久之後,張浚生也寫了一篇大讚資本主義的文章,他當時還給我看,問我有何意見及補充。」程翔說。

八九民運期間,程翔在北京採訪,他的太太劉敏兒有見局勢愈來愈緊張,在戒嚴之前去了新華社找張浚生。劉敏兒在電話向眾新聞記者憶述:「張浚生當時跟我說,眼流已流乾、看到學生想起女兒。他沒有提起他的女兒是否有參加學運,言談中他也沒答應我甚麼。我希望他可讓北京知道,香港人很關心事件,希望局勢可以緩和,不要流血收場。」

程翔後來聽到太太轉述張浚生的話,有感張浚生當時將人性的光輝反映出來,並且相信「他當時是同情學生的。」

張浚生近年仍有參與浙江大學事務,是浙江大學發展委員會主席。網上圖片

1989年5月21日《文匯報》第二版上的「痛心疾首」開天窗社論,彰顯緊張關頭報人的一種態度。許家屯在他撰寫的《許家屯香港回憶錄》曾經提及這件事:

「李鵬下令北京市戒嚴後,5月20日,副社長張浚生告訴我,《文匯報》社同仁準備以社論開天窗的方式來反應,擬在兩個詞內擇一使用,一個是『痛心疾首』,另一個是『夫復何言』。報社同仁討論後,多數人主張用『夫復何言』,張浚生考慮用『痛心疾首』,徵求我的意見。我知道不可能阻擋,雖然這種處理方式,可能後果很嚴重,我還是點點頭,表示同意,說:『你去處理吧。』明確地示意我贊成他的意見。」(《許家屯香港回憶錄》第14章)

程翔記得,他曾經聽過《文匯報》社長李子誦、董事金堯如、副社長陳伯堅、代理總編輯曾敏之四人說過,「痛心疾首」是由張浚生所選,程說:「因為張浚生當時覺得,『夫復何言』屬於被動、沒有憤怒,所以沒選。」

不過,2011年出版的《親歷﹕回歸與合併——張浚生訪談錄》,張浚生否認《文匯報》開天窗由他拍板:

「我一聽說『開天窗』的事,立刻就說,那不行,這麼大的事情鬧出來還了得!……我馬上拎起電話打給李子誦,我說:『李老,聽說《文匯報》明天要開天窗,這絕對不行。』……到了半夜兩點鐘左右,報社的幾個負責人陳伯堅、張雲楓、鄒平濤等到我家裏來,說那些人一定要『開天窗』,天窗上就是『痛心疾首』……他們說,不用『痛心疾首』,改用『夫復何言』是否可以。我說,不管用什麼字句,『開天窗』都不行,都是一樣的。大家僵持了一會,他們就回去了。」(《親歷﹕回歸與合併——張浚生訪談錄》第193頁)

翌日《文匯報》社論出現了「痛心疾首」,張浚生在訪談錄中續提及:

「這件事政治影響非常惡劣,在新聞史上這類事件也是很罕見的。當天一早,我們新華社香港分社的幾個領導碰面的時候,我就給他們講了昨天半夜發生的情况。社長許家屯和其他副社長都知道在這種情况下誰也沒辦法,控制不了局面,大家都沒有說什麼。」(同上第194頁)

2011年出版的《張浚生訪談錄》。網上圖片

程翔2011年撰文,希望張浚生尊重事實,程翔提到:「『痛心疾首』社論是『集體創作』的成果,如果是功,張浚生絕對是『臨門一腳』的『功臣』,如果是過,則他絕對要背黑鍋。 」

劉敏兒說:「如果張浚生承認痛心疾首是他選的話,那代表開天窗是他批准的......」

程翔指:「六四後,很快張浚生的黨性便蓋過人性,而且愈來愈左,因周南 (六四後接替許家屯出任新華社社長)是左。張浚生是一個跟上頭作風處事的人。」

程翔很記得一幕:六四屠城後,鄧小平在1989年6月9日以中共中央軍委主席身分接見戒嚴部隊,傳遞「軍隊我話事、開槍我拍板」的訊息,「一夜之間,全部人都知道鄧小平是真正掌權的人,於是便即時歸隊,張浚生也轉了。張浚生要求《文匯報》要跟番大隊,對李子誦不願意跟風很不滿,後來不再續用他,又部署國安部對金堯如採取行動,金堯如後來要到美國避難。」

八十年中起在港主管宣傳的張浚生(右),曾與查良鏞 (左)見面。網上圖片

許家屯曾經讚賞張浚生「工作積極、適應力強、思想比較開放」因而將他提拔升任副社長。張浚生在訪談錄談及許家屯時,形容許家屯「忽左忽右,搖擺不定」。

許家屯在六四後出走美國,周南出任新華社社長,張浚生留任副社長。在後過渡期中英爭拗的日子,周南和張浚生經常猛烈批評時任港督彭定康。1992年,彭定康提出政改方案,中方指方案是「三違反」(違反《中英聯合聲明》、《基本法》及中英雙方過去達成的協議),張浚生說彭定康是「既要當婊子,又要立貞節牌坊」,指彭定康一方面提出「三違反」方案,另一方面又說要維持中英關係。

張浚生1998年退任新華社副社長後,回到內地參與組建新的浙江大學,出任新浙江大學黨委書記,並任浙江大學發展委員會主席。此外,他又獲聘為浙大兼職教授,中山大學及北京廣播學院兼職教授,四川省政府顧問,浙江省政府特邀顧問,深圳市政府高級顧問,浙江省政府經濟建設諮詢委員會主任等。

回歸後,張浚生繼續接受香港及內地傳媒訪問,就香港事務發表意見,例如2006年曾蔭權做特首時,他指覺得曾蔭權很不錯。報道提及:「張浚生亦表示與曾蔭權頗為稔熟,從前曾太和曾蔭權兒子到浙江旅行時曾親自拜訪他,他也曾在一九九八年與曾蔭權及李鵬飛到九寨溝旅行。他指出,當年旅行是由邵逸夫包機,而當時他們只談及一些輕鬆的話題。 」

2014年11月佔中期間,張浚生向傳媒指,佔領行動對香港造成的干擾和破壞,中央政府早已預計,認為日後要加強青少年工作,事件反映青少年教育不足、不明白當年《基本法》制定的背景及考慮。 他又說,回歸後就《基本法》23條立法是「天經地義」的事。張浚生當時又說:「我希望彭定康先生不要再對香港的問題發表他的言論,因為他當年在這裡做的很多事情,其實就是給香港留下了很多禍害。回去以後,希望他不要再對香港問題,發表甚麼言論。」

去年他接受《明報》訪問時認為,香港優勢仍在,但「香港人既要看到自己的優勢,同時不要迷戀過去的相對優勢;既不要自高自大,也不要妄自菲薄」 。

彭定康回應香港記者查詢張浚生逝世時表示:「I offer my condolences to his family. 」

張浚生去年來港出席香港回歸20周年慶典時,習近平與他握手。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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