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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大選前瞻(二):腐敗政治的制度因素


 

馬來西亞向被視為「選舉威權政體」案例,其鄰國新加坡是另外一例。2015年新加坡大選過後,我曾在評論大選結果的文章寫道:「很多人可能認為,對執政黨有利的選區劃分(gerrymandering),是選舉威權主義的一大魔鬼細節。但很可能這只是果,而非因;更具決定性的因素,大概在於選民的文化性格與取態。」馬來西亞新一屆大選將近,這自然是觀察選舉威權政體如何運作與延續的另一珍貴時機──特別是當前文提過,縱然政治醜聞纏身,2017年執政黨仍然在三場選舉勝選。

2016年馬來西亞出版社出版的學者文集《馬來西亞大崩壞:從1MDB看國家制度腐敗》提供了很詳盡的背景分析,闡明馬國歷年的政治變化、國家政體發展至何種狀態,著力從制度層面去分析「選舉威權政體」,但書中對選民文化因素的影響與角色著墨較少。從書中對馬國國家制度的分析引伸而論「選舉威權政體」其實是一個涉及權力分配與運用的政治package,而這個package並非只關乎選舉制度安排。

於馬國政治脈絡裡,Package的第一個重點,在於首相的超然權力。馬來西亞自由撰稿人唐南發在章節〈納吉:馬來西亞史上權力最大的首相〉提出了很有意思的一點:前英國殖民地馬來西亞與其宗主國英國雖然同樣採用內閣制,但兩國內閣制的執行方式並不一樣。例如,在英國乃至澳洲,首相與閣員平起平坐,財長甚至被視為用以制衡首相權力的一個職位。但不論在新加坡還是馬來西亞,總理/首相的權力都在擴大、凌駕於閣員之上。馬來西亞首相權力獨大的一個表徵,是首相同時出任財長一職,這也是1MDB醜聞出現的一個重要背景。

馬來西亞首相權大,固然有歷史原因——曾任馬來西亞三位首相的閣員、著有Cabinet Governing in Malaysia的Rais Yatim認為,馬國建國獨立之時,因著馬來人居少數、馬共等因素,首相被賦以絕對權力;但擴大首相權力的關鍵人物,是前首相馬哈蒂爾──一方面,他任內不斷修憲,擴大了首相權力,另一方面,他在任內最後兩年同時出任財長一職,此後的首相阿都拉與納吉將之變成馬來西亞政治慣例。2016年,媒體《亞洲金融》考量1MDB案等因素後,將納吉評為亞洲最差財長。

馬來西亞前首相馬哈蒂爾是首相擴權的關鍵人物。美聯社

Package的第二個重點,在於警權被濫用、被政治化,這與首相權大也有一定關係。關於這點,1MDB案是具象徵意義的例子。從事大馬人權與民主社會發展工作的葉瑞生,在章節〈首相縱容,警隊桀驁不馴〉提到,2015年7月底,媒體報導總檢察署就1MDB案計劃提控首相納吉之後,警察部隊隨即突擊搜查反貪會。同年9月,總檢察署配給反貪會副檢察司Kevin Morais被發現死於藏有石灰的石油罐內,按其弟作供稱,其兄死前曾調查涉及納吉與其夫人的案件。

當然,馬國「選舉威權政體」的形成,總離不開選舉制度這個因素——在馬來西亞實行First Past the Post、對細小政黨生存不利的選舉制度,自有壓制馬國政治多元的意味,而且馬國也有透過劃分選區方便執政黨勝選的問題。但當曾在台灣與上海留學的政治學者潘永強於書中導論指,制度曾經成熟一時的馬來西亞,在馬哈蒂爾年代已褪變為擁有蘇丹式威權(sultanistic authoritarianism)的攫奪形國家(predatory state)﹑1MDB案是攫奪形國家制度崩壞自然結果的時候,我們便應該意識到,關於「選舉威權政體」形成與運作的重點,其實不只限於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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