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蘇季子】
還記得2013年大球場的「殺人球場」事件嗎？還記得葵涌醉酒灣國際小輪車場因欠缺資金維修而關閉的事件嗎？在私人遊樂場地契約展開諮詢的今天，恐怕社會已遺忘以上兩個個案。在政客和左翼傳媒人被懲罰權貴呼聲弄得殺紅了眼的當下，已沒有多少空間，檢討公私營體育場所的優劣，及適度改革的可能。
自殖民地政府以來，政府透過象徵式地價批出土地，供民間團體經營各種社福、教育和體育場所的例子，比比皆是。建造商會在天后的學校，以及近日再成為社會關注的私人遊樂場地契約就是例子。
就私人遊樂場地契約而言，當年有此政策，可能與殖民地政府於開埠初年財力匱乏，或二次大戰後百廢待舉有關。當時政府的庫房不如今天那麼豐厚，自然不會撥出公帑，支援各種各樣的服務。部份團體（當中不少是以外藉人士為主的團體）既然願意自負盈虧經營場地，殖民地政府自然也落得做過順水人情，以私人遊樂場契約模式，廉價批出荒地，讓民間團體自生自滅，若他們經營有道，也可省卻政府對少眾體育（多屬少數族群喜愛的體育活動），諸如木球、欖球、草地滾球、曲棍球、高爾夫球、帆船競技等的承擔。
體育設施的經營開支可以很大，如經營高球場可以是每年超過一億元的開支，入不敷支是很有可能的事。為了達到收支平衡，不少透過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經營的私人體育會，就以私人俱樂部形式經營。如遇上擴建或大規模維修等情況，這些多以非牟利公司形式註冊的私人體育會，甚至更要以債權證模式發債集資，亦即大眾理解的售賣公司會籍。
若不以私人俱樂部經營，小眾體育活動場地，例如國際小輪車場，就很難經營。直至近日，仍在葵興地鐵站外掛橫額高調關注小輪車場命運的民主黨尹兆堅議員，知不知道最有效讓小輪車場得以營運的方式，就是如粉嶺高球場那樣，以私人俱樂部模式經營呢？或許，尹會如其黨友許智峰議員所主張，應由政府全力資助，但公營化又是否無懈可擊呢？
這是典型的民主社會主義者的思維，以為把一切公營化問題就能解決。不幸地，傳媒中不少記者也毫無批判性地盲信這一套。
現實是，無論殖民地時代，或政權移交後的歷任特首，均不曾承擔對小眾體育的支持，更不要說撥出公帑經營體育場地。無論殖民地時代，或特區時代，歷屆政府對小眾體育運動的原則只有兩個字，就是：「卸責」！
除非是廣受歡迎的大眾體育活動，政府在政治壓力下避無可避，才會以公營的方式支持和營運，政府大球場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不過，公營體育場地的經營往往出現管理質素低的問題，2013年大球場「殺人球場」成為貽笑國際的事件，就是深刻的教訓。究其原因，一方面與官僚怠惰有關，官僚的收入和升遷跟服務無關，自然不會用心於改善質素上。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場地是公營的，必須公平開放給社會各界人士使用，這難免令使用率高企。高使用率下，一不小心就容易出現會令場地保養不善。
相反，在私人遊樂場地契約下經營的體育設施，由於依賴會員以真金白銀方式支付會費或賺買會籍，經營者就要致力維護場地質素，甚至提供相關的服務，例如餐飲服務，以滿足客戶的需要，因而令體育場地的質素較公營場地高。這種商業營運的模式，說穿了就是以只限會員方可進入的會藉及其相關的服務所得的收入，補貼體育的開支。由於私人會所對律師、會計師、工程師、投資銀行家和小商人等小資產階級甚具吸引力，因而有市有價。能夠提供優質服務而會藉供應又有限的私人體育會，會藉的二手市場價格更被炒賣得火紅火熱，令社會為之側目。
私人俱樂部模式，雖在經營上成功，但日子久了卻衍生出偏離體育宗旨的問題。這種跡近商業模式的運作，也就出現了客戶至上的問題，即使私人體育會多以非牟利公司形式註冊，也出現為了滿足客戶需求和催谷營業額習氣，因而出現各種各樣荒腔走板的服務，如個別私人體育會增設麻雀房、美容房、舉辦婚宴服務等，難免令社會質疑他們掛羊頭賣狗肉。
政府作為監管者，理應在私人體育會的經營和監管之間做好平衡。奈何數十年來，只有1969年和1979年曾作過政策檢討，而且自麥理浩政府以降，還傾向默許私人體育會變成上流社會交際場地，對開放給公眾，也是採取得過且過的態度。
即使在最近的諮詢文件，政府還是拒絕讓私人遊樂場地契約下的場地，公開開放給市民以個人身份使用，而必須以團體名義申請才能使用，理由是要顧及私隱。
這簡直是荒謬的遁詞，如果在私隱與開放之間求取平衡，那大可指定一周某一天，例如星期三，為公眾開放日，讓公眾可以個人身份訂用場地，而私人體育會的會員如有私隱顧慮，也可在那一天知所避忌。兩者就可楚可漢界分得清清楚楚。
這次政策檢討，本是一個撥亂反正，可再平衡發展小眾體育和開放場地供公眾使用需要的契機。可惜，在政府卸責、政客仇富、私人體育會越趨商業化的情景下，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的政策檢討，注定變成四不像，而最終的輸家，肯定是熱愛小眾運動的體育愛好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