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29周年前夕，74歲的朱耀明牧師飛來飛去，走訪歐美各地，探望他當年有份從北京救走的民運人士。黃雀行動過後的許多年，朱牧跟他們鮮有聯絡，老人家不欲打擾他們的新生活，只望他們不必牽掛過去，未來盡情享受外國的自由空氣。
不過，為了明年六四30周年，以及朱耀明捲入的佔中案今年底審訊之前，為六四留下更多歷史紀錄，這位滿頭銀絲的老人去年開始跟攝製隊四出奔走，為八九流亡者及維權人士拍攝紀錄片。5月底，朱牧從法國回港後不久，在柴灣浸信會接受眾新聞訪問，閒談間他笑說：「如果我75歲離開世界，都見過佢哋最後一次吖。」
5年前，朱耀明受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邀請，與中大社會學系副教授陳健民，組成「佔中三子」共同發起佔領中環運動，爭取真普選。結果歷時79日的雨傘運動，未竟全功，三名發起人其後各被控以「串謀作出公眾妨擾」、「煽惑他人作出公眾妨擾」、「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三項控罪。他們自去年3月被警方預約拘捕，案件定於今年9月17日進行預審、11月19日正式開審。
「我都74歲，審完坐監都75啦，生命都唔在我手中。」談到官司，朱牧仍然輕描淡寫，「我已經盡咗我責任，坐監承擔埋呢個責任喇，我無憾，我心安理得。」
「每一代人，只要佢能夠承擔起佢嘅責任，作為公民又好、作為基督徒又好，佢承擔責任，佢就有希望。」朱牧大半生都主動去承擔他那一代人的責任－－1984年開始與民主派人士爭取「八八直選」，加入1986年成立的民主政制促進聯委會（民促會），1987、88年上京跟時任港澳副主任李後、魯平談香港政制發展；1989年成立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支援八九民運，六四後策劃黃雀行動，救走數百名民運人士，行動至97回歸才結束；2002年成立民主發展網絡，爭取2007、08年特首及立法會雙普選，惟2004年人大釋法，斷然否定雙普選，民主發展網絡成員隨後身穿黑衣召開記者會，宣佈「民主已死」，朱牧當日揚言下一步是「公民抗命」。輾轉10年，到2014年，他在金鐘實踐了公民抗命的主張。
9.28憶六四
見證過八九六四的人，參與雨傘運動之時，或多或少有種歷史對照感。香港人不會忘記，4年前的9月28日黃昏，警方向政總外的人群陸續投下數十枚催淚彈，隨著天色漸暗，持長槍、戴面罩的防暴警察嘗試驅趕人群，亦步亦趨，然後突然舉起「速離否則開槍」的橙色旗。身在金鐘現場的朱牧，當下想起四分一個世紀前的天安門廣場，「呢個我真係好驚，即時讓我回想番八九六四嘅情況。」
思緒飄往1989年6月2日，朱牧當日身在北京，準備動身返港，因翌日（6月3日）他要為傳媒人羅恩惠證婚（電影《消失的檔案》導演）。臨行前，他見過吾爾開希，吾爾開希在5月22日要求學生撤離廣場，因而被罷免北高聯主席的職務。當時朱牧對吾爾開希說，這場中國民主運動是成功的，因為它喚起了海外華人愛國的心，讓中國人都關心中國的民主進程、關注貪污腐敗的問題。朱牧憶述，當時軍隊已經包圍整個天安門廣場，所以他亦提醒吾爾開希，「清場是一定會清場的。」他始料不及的是，兩日之後，軍方竟然開槍鎮壓和平示威者。
對於羅恩惠的婚宴場地、菜餚等細節，朱牧早已忘記。他只記得，當日他與一群記者同枱，飯桌上開著收音機，大夥兒透過大氣電波，密切留意有關天安門廣場的報道，心裡一直想著北京。到6月4日凌晨時份，朱牧在家看電視新聞，那血腥畫面就烙在腦海，「六四開槍之後，嗰種救傷車、木頭車推傷者，呢啲畫面當時真係令人好傷心，因為政府咁樣射殺手無寸鐵嘅青年人，你無法忍受。當時喊呀，好傷心。」
「嗰個（「速離否則開槍」）橫額一出現，我腦海就浮現呢啲（六四畫面）。」朱牧當下問自己：「究竟呢個係咪我哋需要犧牲嘅時間？」他隨即跟天主教會樞機陳日君討論，「喺我嚟講就唔係，未到一個要犧牲嘅時間。樞機都同意，我哋唔應該喺呢個時間，為無理嘅政府，白白咁樣犧牲。所以我一直都講唔好超越『愛與和平』呢個底線。唔好衝擊，我哋就坐喺度。因為我哋冇法子讓青年人喺嗰個時間，毫無準備之下，可能犧牲。而且我最擔心嘅，若果犧牲嘅話，都係無名氏參加者。卒之而家都出現呢個情況，噚日（5月23日）開始審嗰9個（旺角暴動案被告），社會都冇咩報道。」
「係咪有一日我哋需要咁樣犧牲，我唔知。但嗰一刻，未係我哋犧牲。我同健民、阿戴、樞機、馬丁（李柱銘），就跪下來祈禱，我話：『上帝，我哋真係求你指引我哋嘅路，條路點樣走，能夠帶領著佢哋，使佢哋平安地完成呢個行動。』所以當後來話要開槍，我都係存呢個心，只要我哋坐定喺度，我相信冇人敢開槍，我深信，因為香港本身仍然係個深受國際社會關注嘅地方。」陳日君當晚呼籲市民撤離示威現場，但一腔熱血的年輕人並不輕言放棄。
「後來嘅變化，已經同我哋原來（提倡的）完全都唔一樣，呢個完全係一個學生運動。」朱牧坦言，期間他一直希望促成政府與學生談判，「談判未必有一個真正、具體嘅實果，但係談判本身係避免暴力，避免對方開槍殺人、用催淚彈，因為在談判中。」
「我嘅建議係，退場好過被清場。退場，我哋係光榮地巡一圈，執好垃圾就散場，政府冇辦法摸你背後嘅實力有幾大，但清場就見底，清場你就俾人見到、露晒餡。好可惜，學生開完一次就唔再開、唔再會談……斷絕咗個溝通，就進入死胡同。」朱牧說，那是雨傘運動中，他感到最難過之處。
八九民運在血腥屠城下戛然而止，朱牧自此與司徒華、岑建勳等人展開長達8年的秘密行動，協助數百名民運人士離開中國，期間承受著巨大壓大。因為策劃黃雀行動，他被勸說在97回歸前離港。在1997年6月 、送走所有在港的內地民運人士後，他才前往美國，到紐約哥倫比亞大學作訪問學人1年。朱牧前年獲德國科隆福音派教區頒發Pfarrer-Georg-Fritze紀念獎時，曾憶述在美國進修的日子，令他深深體會到流亡的苦況：「過著形單影隻的生活，深感流離之苦。每天坐在紐約河邊教會的祈禱室，看著耶穌跪在客西馬尼園的禱告畫像，想著：『若果這苦杯不能移去，就求祢的旨意成就吧！』最終還是決心回港。」
六四的陰影，在朱牧身上顯得尤其沉重，「因為我幫呢啲民運人士，我體會佢哋嘅艱苦，體會死去兒女嘅父母嘅淒酸。我唔覺得（雨傘運動）呢個係我哋犧牲嘅時刻，所以我想盡量避免。」
「事與願違，11月30日（龍和道衝突）嗰晚，我想起都難過。因為我哋都退場喇，我哋不斷勸佢哋唔好衝。愛與和平非暴力，其實冇得衝㗎，衝就超越界線。見到好多年輕人俾人追打，我真係好傷心、好傷心。可幸雙方都冇死亡，雖然有打到頭破血流。」
一點燭光仍在
雨傘清場後，香港人情緒低落，社運力量零落。朱牧坦言，他想起也感灰心、難過，但他相信下一代人會接棒，希望不滅。「爭取民主運動本身，唔係79日就得。我哋呢代人，84年一路爭取，喺爭取嘅進程裡面，一路向前走，其實背後係頂住政府呢種倒退。如果我哋呢代人過去，又有新一代人起來爭取，唔會話冇希望㗎。好似六四咁，只要一點燭光仍然存在，仍然可以照亮生命。」
明年是六四30周年，朱牧能否親自在維園舉起燭光，仍是未知之數，但他認為，身處何地悼念亦無差別，「我哋被囚禁，咪喺囚禁裡面（悼念）囉。我哋嗰日都係用咁樣嘅心去懷念、悼念，冇咩分別㗎。雖然30周年唔在現場好似一個遺憾，但實際上冇影響我個心對六四嘅情懷。」
審訊在即，朱牧坦言捨不得家人，尤其兩個孫兒，但他沒有憂慮、沒有遺憾，「我冇乜放唔低」。朱牧指，他1991年開始每天游水，鍛鍊身體，現時更積極鍛鍊，希望身體強壯些，以應付牢獄生活。他又開始計劃在獄中讀書、研究。他解釋，他「流亡」美國的時候，想過一個題目，有關教會如何與社區融合、教會如何在社會發揮應有的影響力，這個研究題目被放下多年，也許可以在獄中延續。
朱牧趁開審之前，前往歐美展開「訪友」及「感恩」之旅，拜訪一些昔日向民運人士伸出援手的老朋友，包括一名已故法國外交部人員，朱牧到法國時特意到對方墳前致敬。溫哥華支援民主運動聯合會（溫支聯）前主席周盛康去年8月3日癌症逝世之前，朱牧曾到當地探訪病榻中的周盛康。
探訪對象還有一批民運人士，「我最主要係探吓家庭、個人，希望能夠了解佢哋個情況，當然係比89、90年嘅情況好好多，經過廿幾年，啲人都會成長，佢哋成家立室、有兒女，有啲有自己工作……呢個可能係我最後見佢哋都未定，我唔知啦，如果上帝俾我有長啲時間，可能仲有機會見佢哋。但無論點，29年冇見佢哋，呢個已經係適當嘅時間。」
朱牧以平常心面對審訊，倒是昔日得他拯救、而今日在外過著自由生活的民運人士為他捏一把汗。他笑說，在歐美探訪時，每每談到他的官司，「個個都擔心，佢哋都好關心我。」
昔日的黃雀，今日成為被捕的蟬。朱牧聽罷，又報以一陣開朗笑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