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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黃國才創作「八九六十四」桌子:政府策展人自我審查未能展出


在荃灣川龍村荒廢了的貫文公立學校舉行的一個展覽,放置了20多張生鏽桌子,有的畫了過三關,有的畫了天下太平遊戲,有的畫了叮噹,還有一張刻上五個大字,「八九六十四」。這些都是藝術家黃國才《班房回憶錄》中的作品。可是,「八九六十四」短短兩天,就被失蹤了。

原本「八九六十四」桌子這件藝術品,是放在康文署轄下藝術推廣辦事處主辦的「Hi Hill 邂逅山川人」藝術展覽中 (展期由今年3月11日至8月12日),於荃灣川龍村展出。黃國才受相熟的政府策展人邀請,展出20多張他創作的桌子。展覽前,主辦單位都不知他的作品內容,直到開幕前夕,「八九六十四」桌子被指題材敏感。

黃國才說:「展覽中有很多生鏽的桌子,營造一個荒廢的課室。我有20幾張桌子展出,其他的桌子例如畫了天下太平的遊戲圖案、卡通人物等,『八九六十四』是其中一張。但當策展人看到這張桌子時,走過來跟我説,擔心老闆看到不喜歡,因爲康文署長會來開幕。我堅持了兩天才搬走,我也同意這件作品在他的腦中產生了巨大的噪音。但其實這件作品有表達其他元素,例如童真、小時候,但這些元素都不被看見。」

黃國才說,事件是策展人的個人決定、「自我審查」,並非政府官方決定,但黃國才還是不認同這種行爲。由於他與策展人有交情,而且知道藝術推廣辦事處是借用川龍村居民地方,展出這張桌子或會令居民投訴,所以他也不想令策展人難做,寧願退一步,搬走那張桌子,把它捐到六四紀念館。

黃國才的「八九六十四」桌子,現放在六四紀念館展出。(曹舒平攝)

「八九六十四」有甚麼沉層意思?黃國才說:「很多人小時候計數,也會搞亂八九六十四和八九七十二。回想於英國殖民地時,已有一些教育盲點,也有些不能教的議題,我想批判教育的盲點。我選擇了九因歌,因會強逼學生背誦,就像現在港共政治強逼學生去愛國,大搞愛國教育一樣,刪改歷史,要我們背誦。我小時候背九因歌,一過了五的便很亂,愈後的愈亂,數字愈來愈大,就不記得了。」

48歲的黃國才是藝術工作者,他是「藝術公民」及「街頭設計聯盟」的創會成員。他一直積極將藝術融入社會運動,曾將法輪功圖案改成基本法,諷刺中共;又於立法會選舉期間,為吳文遠設計「選舉號」,一輛裝有大喇叭的木箱單車;並曾製作《流浪太空號(雞蛋吧)》,到街頭派發雞蛋仔,回應流動美食車計劃。

八九六四時,黃國才於美國康奈爾大學修讀建築,1994年回港。之後曾於中文大學任教藝術及設計課程,又曾於理工大學設計學院任職助理教授十多年,直至3年前,他有感大學變質,只爲追求排名,於是請辭,全心投入藝術創作。

黃國才希望投入更多時間在藝術創作,加上不同意大學追求排名,故辭任理工大學設計學院助理教授的工作。(曹舒平攝)

黃國才回港後,每年都會參與支聯會的六四晚會,但他和部分年輕人一樣,大約2012年開始覺得晚會變得「行禮如儀」,故此不再出席。黃國才早年雖有參與六四,但不算積極參與社會運動,轉捩點是2011年內地藝術家艾未未製作「反中共藝術品」而「被失蹤」及遭受打壓。黃國才因事件覺醒,有感該趁香港還有一點自由時,以藝術關心社會。

六四事件是黃國才一直很關心的社會議題之一。他憶述八九民運時的個人經歷,「當時我19歲,大學一年級,我在美國的大學宿舍洗衣服,看著電視機,我看到有人擋著軍隊前進,真是很震撼。當時第一個想法就是:中共終於有得救了,終於可以改變了,因爲當時看見人民很勇敢站起來。但六四屠城後,這理想便幻滅,有感中國冇得救了。當時想得比較幼稚、天真,sometimes naive吧。這種感覺轉變很快,短短一個月,由有得救變成理想幻滅。每日也數著死了幾多人。他們(中共)甚至跟你説沒有死人,死的全是軍人。」這個鬱結一直縈繞在黃國才心中,但縱使他能透過電視機去參與這場運動,還是比較抽離,「就像旁觀者去偷窺,爲人們感到可惜,爭取不到民主了!亦爲很多人死亡而惋惜,但卻不是自己目擊參與的第一身感覺。」

黃國才認爲不應停留在六四那一刻,而是要記得六四之前、記得學生爭取民主的精神,這更有意義。(曹舒平攝)

黃國才回港後,做過這樣的事:「六月四日,我踩著單車,由香港大學國殤之柱開始,經過中聯辦、孫中山紀念公園。單車後掛著黑色的旗子,以白色寫上『自由』兩個大字。我頭上繫著布條,寫著『希望』,單車後放著鮮花。我就是六四一個犧牲了的學生,當日,我的亡靈出現了。」

黃國才於2011年至2014年的六月四日,扮演六四亡靈,於當日踩單車悼念六四死難者。他希望以最親身的感受體會當年北京學生的感覺,嘗試由旁觀者變成參與者。

「記得有一次,我推著單車到中聯辦附近,有一個人穿著內衣內褲伸著懶腰走出來,當他看到我,突然肅立,然後向我致敬,他看到我便立即記得六四。但因爲我是幽靈,我點下頭便走了。還有一次在銅鑼灣東角道,我推著單車,突然感覺有人在我身後站得很近,甚至能感受他的溫度。一轉身,我看到一個梳著平頭裝,穿著Polo shirt的大叔,他一看到我發現他,便很緊張,四處張望,然後悄悄地舉起拇指,讚賞我。他應該是內地人,想表達情感卻擔心被人監視。他似是很佩服、很欣賞我。」

「但當然有人看到我扮演亡靈,會說我是神經病,阻礙他。有一次我把單車駛到紅綠燈前,有一輛的士刻意駛到我旁邊,開窗罵我:『你沒有事做啊?』我説:『我請假來踩單車的!』他呆一呆,難以相信問道:『你專程請假來踩單車?』他覺得我是神經病的。」黃國才親身扮演六四學生,得到衷心的支持,但也有肆意的侮辱,或許這就是當年參與八九民運學生每日所面對的事。

黃國才堅持了4年,在六四當日踩單車,第一、二年也是「跟大隊」參與,但到了第三年,他開始感到活動變成了「數人頭」,於是他離開大隊,只與三數位朋友一起踩到國殤之柱,孫中山像旁,圍成小圈,討論三民主義,深入討論甚麽是民主。反而透過討論,重提大家心底裏的六四回憶,就像心理輔導,令黃國才的六四鬱結得到紓解。到了第4年,他更剩下自己一人踩單車,「我孤寂地帶著《六四小渡海》那書(講述關於六四當時的新聞),踩一會便閲讀一會,當時未有六四悼念的新出路,很想自己靜一靜,自己一人去悼念,認真尊重那些民主先驅。」

爲何之後不再參與單車遊行呢?「我已經做夠,不想重複。」 

黃國才(右)參與了4年六四單車遊行,以扮演學生亡靈來對死難者表達敬意。(受訪者提供)

2014年的雨傘運動,令黃國才再次感受到抗爭的力量,「到我親身經歷雨傘運動,那種感覺又不同了,我更深層理解,哦!原來當時北京的學生是有這種感受的,萬眾一心、爲理想而爭取、內部鬥爭、面對警察、解放軍的暴力強權。直到雨傘運動後,我才真正感受到這些人所爭取的事。傘運就像把我從遙遠的六四記憶中拉回來。 」

今年,黃國才也不會出席支聯會六四晚會,他打算六四當日到六四紀念館,花一天閲讀六四的解密文件(今年六四紀念館主題爲「六四解碼:改革開放40年與六四」,展出包括英國、美國及加拿大的六四解密檔案),嘗試豐富自己對六四的記憶及知識,作另類悼念。

黃國才以藝術融入抗爭,因爲他認爲發揮空間很大,「藝術家經常投訴沒有空間,但在街上,你可以將藝術裝置建得很大很高。你也可以只整個牌子,價錢不貴,甚至只用自己身體做行爲藝術,抗爭藝術有很大開拓的潛質。」黃國才最新的抗爭藝術名叫「愛國者」,關於國歌法,他坐在流動牢籠裏,以手風琴演奏國歌,「究竟我是愛國還是不愛國?我彈著國歌,但我要坐牢呢!」他希望以此引發人們思考。

這行爲藝術名叫「愛國者」,諷刺國歌法,黃國才將於七一遊行時展示。(受訪者提供)

可是,以藝術抗爭也面對不少困難,例如黃國才創作「八九六十四」桌子的遭遇。黃批評現時香港處於「劣質政治化」,「就連八九六四作爲開門密碼也不可以。我認爲這個(八九六十四)桌子很成功地表現那種暴力,那種力量就像噴射穿過鋼板,刻著八九六十四,就像教育一樣,進入我們的心,植根在我們的大腦,打穿我們的皮層。」

「我當時跟主辦單位談了很久,他們說借用了別人地方,那裏有很多藍絲,真是『亂晒籠』。藍絲?跟關注及紀念八九六四完全沒有關係,甚至很多藍絲很愛國呢。這件事令我非常困擾。很多負責執行的職員對政治不清楚,所以寧願甚麽也不要,免得引起別人不必要的幻想。但我認爲這很可惜,因爲藝術正正就是希望人有幻想,透過暗喻、暗示,令人有不同的思考方式,社會才會進步。」

有人認爲藝術品力量不大,難以抗爭成功?「藝術品不是用來解決問題,而是將問題帶出,就像牛頓給蘋果打到頭,藝術品就是蘋果,打醒你,然後你再意識到有地心吸力。重點不是蘋果,而是地心吸力。藝術就是擔當這個角色。」

艾未未曾經令黃國才意識到藝術也有「自由之門」,「內地的自由之門關閉了,我那藝術品被趕出來,見到香港也有自我審查,前線人員有很多猜度。我希望在香港藝術的自由之門關閉前,好好善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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