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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浸大文學院副院長羅秉祥 「大中華膠」撐學生反普通話畢業要求的心路歷程


時間回到今年1月。浸會大學學生會反對普通話畢業要求,佔領校內語文中心被輿論攻擊,校方一度勒令兩名參與行動的學生停學,外界不滿浸大校長錢大康「未審先判」。在浸會執教29年、現任浸大文學院副院長兼宗教及哲學系教授羅秉祥,風頭火勢時於Facebook先後撰寫兩篇文章,呼籲校方取消普通話畢業要求,指對兩名學生被停學處分感到難過,批評社會有人對學生落井下石。

那時,傳媒紛紛搜刮羅秉祥,他卻刻意躲在深山。

4個月後,5月14日,羅秉祥再於Facebook撰文,再次呼籲浸大取消普通話畢業要求:「一個大學生四年來主修、副修、及選修的學科成績都非常優秀,甚至全部拿A,但普通話進步很少,不達標,是否應因此喪失大學畢業證書? 」

浸大將於6月底就普通話畢業要求的檢討有結果,羅秉祥在5月下旬,終於願意面對鏡頭,道出他這個「大中華膠」與普通話的半生緣,還有過去半年如何經過深思熟慮之後,選擇站在學生一方。

接受眾新聞訪問前,羅秉祥做了一件事:向浸大負責檢討普通話畢業要求的工作小組,遞了辭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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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秉祥抱着唐君毅的《哲學概論》,發黃巨著盛載的,不只是一代宗師的思想,還有羅秉祥年輕時在台灣留學的回憶。周滿鏗攝

羅秉祥63歲在香港出生,小時讀男校聖保羅書院,1974年考A-Level失手入不到香港大學,到國立台灣大學修讀哲學,「當時台大的中國哲學好出名,唐君毅、牟宗三在香港退休後,獲台灣教育部邀請赴台教學。 我喺台大哲學系好幸福,有得上兩人的課堂。」

羅秉祥小時住劏房公屋,父母沒接受教育,他是家中大哥,有一個細佬三個細妹,讀中學時成為基督徒。在台大畢業後,羅秉祥赴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修讀哲學,博士論文研究康德的道德哲學。之後他到耶魯大學修讀宗教研究,取得第二個博士學位。他在美國的日子,學費全由獎學金支付。

羅秉祥上月的文章開首寫道:「首先聲明,筆者從不抗拒普通話。我講普通話已經超過40年,與其他同事比較,我的普通話相當清晰流暢。在感情上,我老早接受了普通話。我的兩個孩子名字的英文拼音,是用普通話拼音,而不是廣東話,紀錄在出世紙及身分證上;我這個做法,在香港人中極罕有。 」

他對普通話有何感情?

「我去台灣讀書時,普通話係零,完全唔識講。當時我哋僑生每人獲派一些教材,由Bo、Po、Mo、Fo開始教起,我聽咗少少就無聽。我啲同學全部都係台灣人,我不斷同佢哋傾偈講國語,開頭兩個禮拜要指手劃腳,後來慢慢適應之後,我啲國語講得唔錯,甚至可以呃到啲本地人以為我唔係僑生。我學國語,完全冇上過正規課堂。」

「我過來人嘅經驗係,國語/ 普通話唔需要特別上堂學,只要有嗰個環境,可以透過生活接觸慢慢磨練出來,因為呢個語言,唔係你完全唔認識嘅外語冇基礎聽唔明(例如西班牙文之類)。我記得我讀書時,台灣流行許冠傑嘅歌,我個室友鍾意聽就跟我學廣東話,我又跟佢學國語,係好愉快嘅交流。」

「我感情上老早接受普通話,唔單止喺台灣讀書,我喺美國共11年,我能操流利國語和粵語,在教會幫手將兩種語言翻譯。80年代在耶魯大學,我同一班來自中央音樂學院的大陸學生住在一起5年,我同佢哋講普通話,所以咁多年來,講普通話、廣東話、英文,隨時轉台係我生活的一部分。」

羅秉祥感情上老早接受普通話,但年輕一代卻不是這樣。周滿鏗攝

羅秉祥英文名拼音是LO, Ping Cheung,「我初中時有個英文名,我好鍾意化學,就叫自己做Dalton(John Dalton為英國著名科學家)。到了中四左右,我決定唔用呢個名,因讀世界歷史講鴉片戰爭,知道中國不斷同人打仗卻不斷輸,我係中國人,點解要改英文名呢。」

「在美國時,我教外國人叫我做Ping Cheung,後來見嘅人愈來愈多,為方便就叫PC。 」

「我返嚟香港之後、大約1995年左右,成日要同內地學者交流,為方便大家溝通,我將自己個名嘅普通話拼音擺埋一齊,email會有Luo Bingxiang 。」他Facebook的名字也是Luo Bingxiang啊? 「哈哈,我初時開Facebook係因為發現學生唔睇學校電郵,為咗方便同學生溝通先用, 我其實唔想進入社交媒體嘅大世界,所以唔想用身分證英文拼音,怕其他人會搵到我,分散我的注意力,所以就特登用普通話拼音。但後來我都加了Ping-cheung Lo的附註。」

羅秉祥的兩個女兒,都有普通話拼音名字,「我兩個女,一個1994年、一個1996年出世,那是回歸前夕。我1990年從美國返嚟香港,經過幾年適應,發現留番喺香港嘅人,對九七回歸係有期望。當時大家嘅口號係:民主回歸。我希望日後香港同內地有好多良性互動,內地有好多制度措施慢慢會似香港,香港人嘅心態,慢慢似一個中國人。」

「我當時係有咁嘅期望,覺得將來大家個名用普通話拼音一啲都唔奇怪,就傻傻哋在兩個女攞出世紙時,用普通話拼音登記。」

「但係,而家我兩個女個名,變成異類,她們也只用拼音的initial。 佢哋都有英文名,同中文名差唔多音,我唔用英文名係我個人原因,但有英文名係大勢。」

羅秉祥女兒名字的普通話拼音,原來承載着他在九七前對香港和中國的期望。

羅秉祥大半生人專注學術研究,今次普通話畢業要求論爭,他是浸大校內少數願意公開挺學生的老師。羅秉祥Facebook圖片

記者說羅秉祥是典型的「大中華膠」,他笑道:「我個年代好多人都係咁。是的,我認同中國文化,深受中國文化影響。」他這個「大中華膠」,為何今次要企出來,反對浸大的普通話畢業要求?

「開頭我好忙無留意,直至學生衝擊語文中心,我特別傷心。我係文學院副院長,語文中心屬於文學院,我好緊張呢件事嘅發展,好留意網上片段、了解同學諗緊乜、點解有咁強烈反應、不斷跟學生和離開咗嘅語文中心同事討論。我發現同學訴求有合理地方,自己開始思考:是啊,點解普通話要成為畢業要求呢?」

「我係不由自主關心呢件事,因為牽涉全校學生。我做咗文學院副院長7年,負責學校行政,會參加學校高層會議,做行政要從學校層面思考問題,包括了解學生訴求。」他說,10年前沒有參與制定普通話畢業政策,「當初係院長同埋高層嘅決定。」

「加上呢幾年,我同學生嘅關係同以前唔同。2012年我大女去英國讀大學、2014年我細女去英國讀大學,我企喺學生面前教書,會諗我個女坐喺度我會點;大學教授會做乜嘢,令我個女接受教育會好啲呢。我同呢一代大學生有感情,當佢哋面對普通話論爭,我好自然想幫佢哋解決問題。」

「而且呢件事成為香港新聞,我哋做老師要講啲嘢,同自己學校有關都唔講,好似喺度逃避責任。我當時見無人出聲,就決定自己寫啲嘢。」

羅秉祥記得,1月22日撰寫首篇文章:「寫嘅時候頭頭都好小心,唔希望中聯辦關注,跟同事傾過後有修飾刪去一些敏感字眼,起初放在Facebook只係『friends only』,點知當晚睇我Facebook的朋友希望文章開放,徇眾要求我就話好啦,之後我完全估唔到,好多媒體轉載和找我做訪問,其實我篇文冇乜嘢講,點解大家反應咁強烈。」

「過兩日(1月25日)我又忍唔住再寫多篇,因見到有人罵學生。我最想講嘅係:如果科科攞A,但普通話唔得就畢唔到業,我覺得呢個係可以討論嘅問題。」

羅秉祥當時婉拒了十多個媒體邀約訪問,「我唔想曝光,因同事可能對我有抗拒情緒,我想幫大學解決問題,所以選擇在體制內找辦法解決。」

羅秉祥在浸會執教29年,對學校很有感情,今次反普通話畢業要求,是出於要守護浸會之心。周滿鏗攝

「我參與了學校一個工作小組(負責檢討普通話畢業要求政策並提交報告),由學生提名我入去,開咗四次會,完全浪費時間,因為討論焦點模糊。工作小組有學生代表,但學生會換屆,來開會的學生代表不斷換人,我參加三次會、三次由唔同同學做代表,咁樣好難跟學校爭取甚麼,老師每次開會要由零開始同佢哋傾過,開咗三次會我嘅感覺係冇任何進展,似乎大家原地踏步。同學又俾一啲有強烈意見嘅人帶住遊花園,無認真處理真正的問題,我覺得心死了。本來諗住用insider身份在學校解決問題,但我發現個機制做唔到、幫唔到。」

「於是,我寫咗封辭職信俾工作小組負責人,話對唔住,因為留喺度做唔到嘢,然後我就寫咗5月14日那篇文,係我第一次比較詳細寫,因為我覺得同學俾大學嘅人帶佢遊花園,大家冇掌握問題焦點。」

「大學從來冇一個書面解釋,點解我哋有咁嘅普通話畢業要求政策。我希望我篇文可以幫到同學思考,用乜嘢方式跟學校講道理爭取。」

浸大6月底便會有普通話畢業要求的檢討結果,羅秉祥有幾大信心政策會被取消?「好難講。」

「學校說,有普通話畢業政策10年,只有不超過5個同學因而畢唔到業,大部分同學順利畢業,但我覺得,一個也嫌太多。普通話跟學術無關,是實用的、對搵工可能有利。但因為咁畢唔到業,我覺得同大學理念有違背,大家唔應該將跟學術無關的東西,變成畢業要求。我唔同意校方說人數好少,我覺得,一個都嫌太多。」

「有人話,8間大學只有浸會有普通話畢業要求,是我們獨特之處。我覺得這個說法好奇怪,如果10年當中,社會上好多人話,浸大畢業生普通話講得非常好,因為有這個普通話畢業要求,這就是賣點。但事實唔係咁,學生普通話水準仍不及其他院校畢業生,那有甚麼好誇?反而成為醜事。」

哲學,是思考、是探索,也是羅秉祥的強項,他想通了普通話畢業要求的荒謬,整理出核心重點,為的,是學生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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