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號風球同朋友遊行抗議，衣履盡濕，翌晨放假，隔天如常上班，辦公室政治暫停，仿佛前晚發生的大事，讓眾人都凝聚起來。我的辦公桌靠裏，背後是書架，側面是倉門，因而常有人出入，聽得見說話。那天仍有人談論，顯得憤憤不平，對下令戒嚴的李鵬提出譴責，他必須落台，等等。我處理完手頭事，把樣書放進手提篋，如常提早外出，曉得凝聚力一散，辦公室政治又上演。
有時不太明白，倉庫十幾萬冊書，除了配貨，沒幾個跑街愛看，總喜歡說短道長，搞些小動作。那天人人義憤填膺，倒算例外。
下午跑完旺角，跟熟絡的行家談起，提到屠城，彼此都沉默起來，眼看中國要沉淪了。
第二天回公司，枱上一份報紙，不知誰放，粗體黑框全版譴責聲明，欄下「中華書局發行部員工」，列出所有名字，除了我類異見份子。偌大的辦公室，幾個人竊語，我朝前面望，倉頭離開他的位子，跟經理在門外談話，不知誰又說：這是屠殺……。
對於聯名譴責，事先沒誰通知，我亦無所謂，反正憑良知做人，有人積極表態，也是好事。
然而現實卻令人驚訝，不過兩天，《人民日報》刊登鄧小平指示，將事件定性為「暴亂」。我忘記在咖啡室看書，聽電台廣播，還是朋友電話通知，仍然不太相信。傍晚回去，人人神色凝重。我把手提篋樣書拿出來，放回原位，回過頭來時，倉頭坐在他的辦公桌後，低頭看報紙，就是那份譴責聲名。
雖然見不到臉色，但我知道很難看。
他就這麼低着頭，一動不動的，平時沒事情，他會雙抱着臂，靠在椅背四處打量人，想想有甚麼小報告好打。
好多年過去了，那天他不再游目四顧，而是瞅着報紙，避開所有目光，做了壞事似的，讓人印象難忘。他的心情我理解。他一向表現很積極、很愛國，那次卻刷錯鞋油、站錯隊。他看着報紙，那自己的名字，顯然很後悔，恨不得它馬上消失。
幾個月後，公司出版《天安門風波》，暗示六四被人炒作，被誇大了。不久，我亦遞上辭職信。女總編抬頭問，是不是人事問題？
我點點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