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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說

八九年五月十九日那天開始


 

【撰文:林隱】

那天是我大學二年級最後一天考試,從清早到中午我都在港大學生會Assembly Hall嘗試苦讀,和過去幾星期一樣,苦苦糾纏,沒多少記進腦裡,我身邊的同學也一樣,來來去去,進進出出,都如坐針氈如熱鍋螞蟻,偶爾有人拿着寫有支持愛國民主運動或天安門學生的紙箱,四處募捐,大家總在有意識無意識之間,掏出幾塊錢,其實我們都因為考試,手停囗停,比平日更一窮二白,但那段日子我們能做到的就只有這一點點。

考試完之前,大家每天都在午間夜間新聞前匆匆買過飯盒,返宿舍自己樓的Common area,圍在比現在細許多、矇許多的電視機前,我們的Common area從沒試過日光日白或晚上十時前有這麼多人,全層樓三十多人拿著飯盒看新聞,漸漸宿舍、Assembly Hall 外的角落都出現有人自發捐出來的、大大小小的舊電視和拖板,我們從本來意氣高昂,到四二六社論,學生開始絕食,形勢越來越兇險,我們都變得越來越沉默。

1989年5月20日,4萬名香港市民冒著八號風球的風雨,遊行到新華社,抗議時任總理李鵬將北京學運定性為動亂,並宣布北京部分地區實施戒嚴。

我清楚記得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下午,考完最後一科試,我從冰冷的Flora Ho Sports Centre 走出來,火紅紅的陽光大刺刺的掛着,把薄扶林道照得白茫茫,我和大顆兒認識的不認識的一同走着,有股無形的悶熱黑壓壓地把我們都迫得透不過氣、寸步難行,我們一大群人在白茫茫的路上奇異地走得很慢很慢很慢,直至我差點暈眩過去,朋友才碰碰我,說一齊落新華社。

到新華社時已差不多黃昏了,行人路馬路都是黑壓壓坐滿人,新華社門外坐着聲援北京學生的絕食人士,四周都是手寫的橫額和旗幟,我和朋友鑽進人叢坐低,天已開始下着微雨,那夜是我們第一次為爭取民主自由參加集會,我們每人的眼睛都倒影着燭光,在歌聲和口號裡,我第一次感覺到人生已不一樣, 我知道眼前再不是靜好無風無浪的歲月。

我們大約十時走了,剛回到宿舍,便傳來北京要戒嚴的消息,大家焦急如焚,那是沒有internet、沒有smart phone的年代,每層樓只有一個電話,平日人人輪流煲電話粥, 現在沒人有心情用電話,電話停工良久,忽爾嚮起,是其他hall 的人打來說學生會呼籲九hall 八fat(當年HKU有九座宿舍八個Faculty)午夜十二時在學生會集合,一齊去新華社,聲援北京學生,電話才放低,其他樓的兄弟姊妺已來到,叫大家走了,結果不用一小時,我們已集合千多人,從黃克競樓出發,一路走到灣仔新華社,風越吹越猛,雨越下越大,傘撑不了,大家索性任風吹雨打,並肩而行,有些是從前打波和cheering時有牙齒印的,有些認得是住mini hall 的,有些沿路加入的,大家一步步走着,只有街燈,暴雨聲、烈風聲、汽車鳴响聲和我們漸遠漸近的口號聲。

然後是四萬人在維園,然後是《文滙報》的「痛心疾首」, 然後是百萬港人遊行、全球華人大遊行、民主歌聲獻中華。

時任總理李鵬於1989年5月20日發表電視演說,下令解放軍進京執行戒嚴令。《文匯報》翌日以「開天窗」形式發表社論,刊登了「痛心疾首」四個大字。
1989年5月28日,響應北京學生號召的「全球華人民主大遊行」,香港百萬人上街,擠爆中環。

六四終究還是發生。五月十九日那夜認得卻不認識的臉孔,我在往後的二十九年,在集會遊行斷斷續續都會碰見,彼此沒特別打招,我們都由年少氣盛待到白髮蒼蒼,都從沒放棄,從幾年前開始被以為行禮如儀和理非非,到今年連被談論也沒了,走到此刻要心灰嗎?沒有,每念及當年和我差不多年紀而犧牲生命或永遠回不了家的年輕 人,父母憂傷以終老,便會無論如何也風雨不改。

未見光明,未見彼岸,此刻更是陷在泥濘中。人多善忘, 路漫漫其修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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