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掬掬】
十年前，結婚是盼望，是我對社會的盼望。
現代的婚姻不僅合二姓之好，更是與社會訂立契約。若對社會的未來缺乏信心，那儘管二人相愛，活在只有生活，沒有將來的社會，那麼一紙婚書只是沖昏頭腦的純愛行為，或更次一步兌換過期承諾要付的掩口費。
幾多上一代人，我食鹽多過你食米，回歸以來，說了十多二十年，國家好香港好，要學好普通話，買人民幣，北上大把機遇，China is the future。當中有大中華真心派，有只得一種視野的經濟動物，也有人云亦云卻心地善良的岸上長者。畢竟二十年前，支持民主回歸，以身為中國人自豪的港人為數不少。這雖是淺薄的民族主義，卻反映人心所向。六四燭光晚會，也一度落得三幾千人參與。非因港人善忘，而是我們都對回歸祖國心存盼望，六四雖未平反，卻認為給予時間和空間，極權始終會被溶化。縱然現在回看，這一切都是一廂情願的空盼。
到現在，享受著免現金人生的微信淘寶一族，連他們自己也不相信的「一帶一路」和「大灣區」， 除少數迷惑人心撈油水的食客外，其他人已不敢再盛讚國家發展迅速。「愛國」二字若非負面的標籤和嘲諷，便是形容政客商人待上位者的忽然行為。
回歸才廿年，何以幾百萬人各走極端。愛國愛國，有誰比廿九年前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和市民愛國？
十年後，仍敢生小朋友，是我對人生的盼望。
父母和極權有時毫無二致：慣於掌有權力，給予可放可收的生存所須，告訴子女甚麼是好，無時無刻的監控、規劃人生，灌輸宗教信仰，甚至決定子女結婚生育安排，操控人身自由，自以為人生經驗豐富，愛他們比誰都多，不容挑戰，也不容外人指指點點。
我不怕共產黨，不怕極權，我怕自己的父權，怕自己行使極權。
我怕孩子長大了，極權終要結束，一天發覺，他跟你說毫不一樣的語言，有南轅北轍的政治信仰，甚至不涉政治，並非他支持哪黨哪派，而是一些普世價值觀。最基本的是，他相信社會多元，相信人民有自由發聲的權利；相信人民一年有其中一日到銅鑼灣的權利，即使他從不出席；他相信出版政治人物爆料書籍的人，不應受到生命的威嚇、不應為家人擔驚受怕、不應怕隨時丟了工作，即使他從不到那些書店買書，甚至根本不知道書店在哪裡；他知道經濟發展不是惟一道理；他支持和理解LGBT，即使他是個不折不扣的異性戀者。
最後話不投機，飯桌上播著新聞，卻永遠只有一方指點天下，另一方默不作聲，兩代之間，這才是世上最遙遠的距離。
我時常提醒自己，你想活在怎麼樣的社會，就要竭力讓子女有怎麼樣的父母。所以，我到維園。
六四晚會，並非只有行禮如儀，而是視乎自己給予他的意義。廿九年過去，課本漸變，事實不變；言論嘩變，影像不變；風雨驟變，地點不變；人心丕變，記憶不變。
記憶不變，維園相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