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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下獄青年的信之三十九:大中華膠


 

因佔旺藐視案和東北發展案被判下獄的青年朋友們:

剛過去的周日,悼念「六四」29周年的維園晚會上,燭光如海,許多年輕人卻選擇缺席,不是對當年死難學生沒有半點同情,也不是認同開槍屠殺平民的殘暴行為,而是不想和中國的未來建設拉上關係,所以硬著心腸杯葛這個「行禮如儀」的晚會。你們應該很理解這種心情,我也試圖理解,只是無法認同。

今年維園的六四燭光晚會。美聯社

就著悼念「六四」與否的爭議,以及國民身分認同的問題,前年6月我曾經在一個營會上,向一群年青基督徒解釋我的看法,題目是:「中國這麼醜,為何要愛她?」當時還就同樣的課題,在中大崇基禮拜堂做了一次演講,題目稍加修訂,變成:「今生不做中國人?一個「大中華膠」的回答」。以下是崇基那次演講的文稿:

今天在香港的基督徒知識分子,面對的時代挑戰是什麼?如何看待中國,肯定是其中一項挑戰,而且可能是最艱難的一項。中國這話題,從八十年代開始,就一直是影響香港政治和經濟發展的關鍵,最近兩年有不少重大爭議皆與此有關。以本月初的「六四」27周年如何悼念的爭議為例,支聯會受到不少大學的學生組織抨擊,指平反六四及建設民主中國等訴求,是綑綁了悼念死難者與關愛中國,變相向參與者灌輸認同中國或認同中國國民身分的觀念,猶如迫年青少女賣淫,他們高聲質問:中國這麼醜陋,我為何要愛她?更有年輕人誓言,今生來世都不做中國人。

我自覺是一個中國人,對這國民身分,從來沒有後悔,容許我說一點個人見證,解釋我的國民身分尋索經歷。小時候,我對中國的認識,主要來自中文故事書,包括古典文學如西遊記、水滸傳,也包括新派文學,如金庸的武俠小說,我喜歡中國的詩、詞、對聯和文字,響往神州大地的山河秀麗。中二那年暑假,我陪外祖母到廣州,首次踏足內地,坐火車和排隊過關便花了一整天,在街上找不到乾淨的厠所,去麵店食水餃要有糧票,馬路上只有單車少見汽車,病人需要的藥物得靠香港親戚帶上來,我親眼看見了大陸的貧窮落後,又從不同親友口中聽到,解放後在鄉下的親人如何遭受迫害。我認識到中國黑暗和殘暴的一面。

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和中國總理趙紫陽1984年簽署中英聯合聲明。

1983年秋天,我進入香港大學讀法律,香港前途問題鬧得沸沸揚揚,在國事學會的迎新營裏,我認識了一批國事舊人,他們替我惡補現代中國歷史,包括反右、大躍進、文革等,讓我進一步了解到現代中國的政治制度是如何封閉獨裁,經濟制度如何貧乏落後。那時,港大學生會寫了一封信,給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和中國總理趙紫陽,支持中國在1997年收回香港主權,港大內部有不少學生反對這立場,尤其我的法律學院師兄師姐,他們希望維持英國管治,這樣才能延續普通法制度,港大學生會於是召開全民大會,進行歷史性的表決,在大會上我和多數出席同學都投了支持回歸的票,主要是基於我們的良知對歷史的解讀,覺得應該反對鴉片戰爭,反對列強侵略,反對割地殖民。

1989年5月,我整天坐在電視機面前,看北京學運的新聞,當時我在倫敦唸法律碩士。到了6月初,看到坦克車開進天安門廣場,長安大街槍聲四起,大批學生和市民流血倒地,我很悲痛,很難過,覺得絕對不能讓學生的鮮血白流,必須為中國和為香港做一點事情。回到香港後,看見社會氣氛很動盪不安,外國使館門前排滿了申請移民的人,我不想躲在律師事務所裏看法律文件,跑了去當記者,想用文字去記錄香港回歸中國的歷程,作時代變遷的見證人,結果一做便做了二十多年。初時我並不明白,中國這麼黑暗落後,為何我還關心她,為何沒放棄她?後來我慢慢明白,讓我愛和認同的,是文化中國、歷史中國、地理中國、人文中國,不是政治中國或經濟中國。牽動我心的,是在困苦中的黎民百姓,像華東水災、汶川地震的災民,不是肚滿腸肥、財大氣粗的強國權貴。

八九六四有很多畫面烙印在這一代人的腦海裡,畢生難忘,「坦克人」王維林是其中之一。

雖然我選擇當中國人,選擇留在97後的香港生活,選擇在中國治下爭取高度自治、港人治港,建設和捍衛香港的民主、自由、人權、法治,藉此維護港人的核心價值,並希望對中國長遠發展起一點示範作用;但與我同時代的人,有許多作了截然不同的選擇,他們選擇不信任中國,不認同做中國國民,不冒險留在香港特區,他們努力移民海外,做華裔加拿大人或澳洲人,拿了外國護照後才考慮回港常住賺錢,或者偶爾歸來旅遊探親。

既然我那一代人可以對中國有不同的取態,可以作出不同的國民身分選擇,如今這一代人當然也可以。事實上,一個人是否愛某個國家,是否願意與某個民族的命運相連,完全是發乎內心的,只能出於自願,半點不能勉強。值得指出的是,儘管我們那一代人對國家有不同的選擇,對前途有不同的取向,但選擇走的人會對留下來的說,情勢不對便馬上過來吧;留下來的人會為日後去美加澳紐旅行,都有朋友包食包住而高興。我們相互之間基本上可以理解尊重,能夠包容接納,繼續做好朋友,不會因國民身分抉擇不同而劇烈爭吵,甚至水火不容,為何今天年青一代為了國民身分問題會激烈爭拗,無法做到和而不同?

我個人的解讀是這樣的,今天圍繞著國民身分而起的爭端,包括本土派青年對所謂「左膠」、「大中華膠」的謾罵和攻擊,主要源於年輕一代感受到巨大壓力,中國這國家和香港這社會的當權者,以及受他們影響的政商界領袖和主流媒體,近年大力建構一個香港年輕人應該愛中國的論述,甚至想通過學校教育來強行灌輸國民身分認同,但與此同時,中國對香港的管治方針不斷收緊,沒有按承諾讓香港人實行真普選,港人訴求被漠視或歪曲,而漸趨富裕的中國同胞又大量湧來香港,佔用了港人的商品、服務和生活空間,年輕人目睹這一切,加上返內地旅行發現無Facebook和Google,對中國產生強烈的抗拒與排斥。中國是否醜陋,我是否愛中國,本來純粹是個人選擇,不需要公開吶喊,之所以要公開發聲,就是有潛藏的前詞:「我被要求愛中國,我不喜歡」,所以才爆出後句:「中國這麼醜,為何要愛她?」。

除了對外來的愛國政治壓力反感和反彈,年輕一代不喜歡中國,相信還有其他原因,例如不喜歡中國政府獨裁專制,不喜歡內地風氣弄虛作假,日常接觸的網上社群討論充斥對中國負面的信息等等。這些年輕人多數曾造訪內地,回來後卻更不喜歡,就算多去幾次遊學團,恐怕也不會改變對中國的看法。

作為基督徒,我想和大家分享一節聖經的經文,是加拉太書5章1節:

基督釋放了我們,叫我們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穩,不要被奴僕的軛挾制。

加拉太的外邦基督徒感受到壓力,猶太基督徒告訴他們,單是信福音信耶穌不夠,還要守律法行割禮才能成為神的子民,享受神的應許與祝福。保羅用強烈的言詞警告加拉太信徒,切莫被律法、割禮的軛挾制,成為律法和割禮的奴僕,基督釋放了我們,必須堅持活在自由中。同樣道理,對一個香港基督徒來說,愛不愛中國並非關鍵,不要讓國民身分的選擇成為挾制我們的軛,活在基督所賜的自由的愛、愛的自由中,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如何在愛的自由中愛國?如何在愛的自由中不愛國?讓我們看看使徒保羅的例子。

保羅愛猶太民族嗎?毫無疑問,羅馬書9章3節說,為了弟兄骨肉可以得救恩,就算自己被咒咀與基督分離也願意。可是,保羅所屬的猶太民族的領袖認為他不愛國家不愛民族,非但不愛,還處處與國家民族為敵,破壞祖宗傳下來的規矩,傳播一些關於死人復活的邪教思想,侮辱猶太宗教,撕裂猶太社群,危害社會穩定,所以要拘捕他、用石頭打他、用鞭鞭打他、控告他、處死他,他是叛國者、褻瀆者、踐踏律法者。儘管如此,保羅仍然選擇愛猶太民族愛猶太同胞,甚至願意為他們得救恩而犧牲自己。這種愛,就是在基督裏的自由中的國民之愛。

不過,他愛外邦人的感情同樣強烈,因為他的召命是當外邦人的使徒。而且,雖然他熱愛猶太民族,選擇與猶太民族的歷史及命運緊密相連,不離不棄,但他完全不認同當時猶太民族領袖的核心觀念,在羅馬書裏,他大力反駁,指肉身的割禮不算割禮,心靈的割禮才算,守律法只會令人死,信基督才能令人活,亞伯拉罕的子孫不一定是選民,憑信心得應許的才是真正的亞伯拉罕子孫,亞伯拉罕自己都是因信稱義!保羅把猶太領袖賴以維繫民族身分促進民族團結統一的三大法寶(律法、割禮和祖宗)統統顛覆了,徹底重新解讀,保羅強調的猶太民族特殊地位,只是上帝聖言交託了猶太人(羅3:2),即是圖書館管理員,這就好像今天說中國人有什麼特別?只是儒釋道經典的作者而已。很明顯,保羅雖然愛猶太人民,但不愛猶太的民族標記,尤其當這些標記成為了自義和排他的偶像。也可以說,他將對民族的小愛置於對基督及對教會的大愛之下,所以主張外邦信徒不行割禮、不守節期、不靠律法。這種不愛或小愛,也是在基督裏的自由中的不愛或小愛。

我盼望今天的年青信徒能夠像保羅那樣,在基督的自由與大愛中,選擇是否愛中國,是否做中國人。如果你選擇愛中國,做中國人,希望你明白這個國家有許多醜陋的地方,這個民族有許多的苦難,會犯許多的錯誤,願耶穌基督對醜陋和不配被愛的罪人的捨身大愛激勵我們。如果你選擇不愛中國,今生不做中國人,我希望這並不是出於仇恨憎惡,而是因為你心另有所屬,對另一個人類社群的愛佔據了你,令你的視野和使命超越了民族和國家的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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