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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角衝突】官引兩英國案例:不容許將民生或政治爭議訴諸暴力 沒提六七暴動


2016年年初二的旺角衝突,本土民主前線前發言人梁天琦被裁定一項暴動罪成,他在開案前承認一項襲警罪,被判囚6年。至於另外2名同案被告盧建民和黃家駒,分別被判囚7年和3年半。有輿論將今次案件刑期與六七暴動比較。法官彭寶琴判刑時,引述了兩宗英國案例及黃之鋒「公民廣場案」,但沒有提及六七暴動的相關案例。

有法律界人士認為,本案被告被控的暴動罪所涉及的《公安條例》,屬六七暴動後、1970年的修訂,加上當年六七暴動牽涉暴動罪以外的控罪,在法律層面上難以直接將兩者作比較。

公民黨主席、資深大律師梁家傑則認為,可從兩件事的結果直接比較,「1967年周街『菠蘿』、又戒嚴,人人自危,死咗幾十人,傷咗幾百人。」他認為,六七暴動的嚴重性明顯比旺角衝突高出很多,但當年「百幾宗案去到法庭,跟住大部份都係判15至20個月左右」,認為今次案件判刑過重。

梁天琦被判囚6年。美聯社

代表梁天琦和盧建民的大律師早前求情時指,兩人犯案背後涉及社會和政治背景,與一般罪犯不同。但法官彭寶琴今日讀出判刑考慮時,引用多宗英國案例反駁有關說法。

官引英國暴動案例:法庭不接納政治訴求作求情因素,不容許將民生或政治爭議訴諸暴力行為

彭官引用一宗1970年的英國暴動罪案例(Caird)指,不論其他意見如何,法庭不能接納政治訴求作為案件的求情因素(could not entertain a political plea of that sort in the circumstances of this case as constituting mitigation)。

該案例指出,法庭不容許、毋庸置疑地拒絕接納,部分人因對某些事情有強烈意見,而合理化擾亂其他持不同意見、或沒有強烈意見群體的合法活動的說法。當社會出現目無法紀、有嚴重惡意的暴力行為時,法庭並不關注相關行為源於敵對幫派,還是出於政治目的,只會重點關注群眾暴力行為的程度,以及社會安寧被破壞的程度(it is the degree of mob violence that matters and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public peace is being broken)。

Caird案涉及英國劍橋一批反對希臘軍政府的學生,包圍一間正舉行推廣希臘旅遊晚宴的酒店。學生當時打破酒店的窗、爬上屋頂,更用磚頭和石頭襲擊酒店員工。事件擾攘約3.5小時完結,導致2名警員和1名教職員受傷,更造成超過2,000英鎊的損失。15名學生被控暴動、襲警、藏有攻擊性武器等罪行,當中7人罪名不成立;6人被判囚9至18個月;2名學生因不足21歲,被判入少年犯教養院。

彭官又引用一宗1983年的英國暴動案例(Pilgrim)指,任何文明社會的刑事法,主要目的是防止人們將法律掌控在自己手中(prevent people taking the law into their own hands)。在法律下,只有守法和違法人士之分,法庭不容許將民生或政治爭議訴諸暴力行為。

Pilgrim案涉及種族衝突,有黑人青年組織起來,用武器攻擊白人團體,甚至傷害與事件無關的人,事件造成多人受傷,更導致1人死亡。事後1人被控誤殺、暴動和毆鬥罪成,被判囚8年;1人暴動和毆鬥罪成,被判囚3年;另1人暴動罪成,被判囚5年。

至於本港相關案例,彭官引用黃之鋒案(公民廣場案)指,當參加集會人士僭越法律限制,便會失去集會權利的保障,他們必須承擔後果、受法律制裁。法庭從不容許市民用非法手段行使集會和言論自由。

彭官形容,旺角衝突發生當晚,警方原為處理交通事故到場,不論食環署和警方都沒有任何執法行為,但人群卻應黃台仰的說話,主動衝擊警方防線,引發其他街道的暴力行為。她又形容,暴力行為本質上背離多元文明社會中,理性討論、彼此尊重的原則。

彭官引用案例指,罪行的嚴重性在於被告選擇成為其中一員,試圖以人數達致共同非法目的。《蘋果日報》相片

官:被告的社會背景、教育程度不是求情因素

部分大律師求情時指,個別被告行為在案件整體中屬較輕,但彭官續用Caird案反駁。她指,就暴動這類集體性質的暴力罪行,任何人選擇參與咎由自取。罪行的嚴重性在於被告選擇成為其中一員,試圖以人數達致非法共同目的。因此就被告個別行為考慮量刑基準,屬錯誤做法(a wholly wrong approach to take the acts of any individual participator in isolation)。

代表盧建民的大律師求情時指,盧建民當晚的行為源於對警察累積的偏見和憤怒而起。彭官形容,當晚警員原本只為處理交通事故到場,但遭群眾以報復性行為發洩,認為今次的背景不能作為求情因素,否則會給予社會錯誤信息,以為對政府或現狀不滿,便能將情緒訴諸暴力。

就梁天琦案發時的大學生身份,彭官指,學生身份與其餘市民比較,沒有任何優勢。不論法庭如何不願意對年輕人作出判罰,法庭仍有責任就每一宗案件,給予公眾利益恰當的比重,不能只把被告的福祉視為首要事項,從而避免刑期恰當的監禁。

彭官再引用黃之鋒案指,當被告因擁有強烈意見作出暴力行為,並不惜一切將其意見加諸在其他人身上,無論其動機再良好,行為都有如騎劫社會上其他人,不為社會所容忍,法庭必須以阻嚇式刑罰為判刑的首要考慮。

法官彭寶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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