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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產子】輔助生育、配子捐贈與代母的倫理法律問題


【高齡產子系列九. 完】

輔助生育、配子(精子/卵子)捐贈、代母等是現代生殖科技帶來的可能性,它們在倫理道德上、法律上可進一步探討以下內容:

一、心理掙扎

接受捐贈精子/卵子/胚胎有否為當事人帶來思想掙扎,如父/母/子女會否因心存芥蒂而影響關係、介意別人眼光、就是否告知子女等而有所掙扎?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香港大學瑪麗醫院輔助生育中心輔導主任陳凱欣博士:

「就我們的個案而言,我們一般希望捐贈人本身已婚及曾經生育,因為捐卵本身也涉及風險,捐贈者有機會有併發症及影響個人其後生育。輔導員會考慮捐贈人士或夫婦、與接受捐贈的夫婦之動機和關係。捐贈人可能是夫婦的親友,那捐贈人日後如與孩子有接觸的景況將會如何?接受捐贈的夫婦如何看待捐贈?捐贈人的丈夫是否知情?捐贈人其他子女又是否有權知道(譬如日後孩子若因病而需要接受器官等捐贈,其他子女會否考慮作出捐贈)?

曾經有夫婦希望生育,其中一方的父親願意捐贈精子、母親捐贈卵子;然而由於倫理複雜、不知算是孫兒還是兒子,因此不獲受理。

外國曾經有相戀中的男女於結婚前,發覺大家同屬同一捐贈者衍生的孩子,於是即使結婚也不可生育,因此結婚前應該查冊。」

香港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

持牌中心在進行生殖科技程序或其他有關活動前,須對當事人進行公正持平的評估,並應全面評估當事人的健康情況,以選擇最適當的治療方法。而評估當事人是否適合接受生殖科技程序時,擬誕孩子的福利至為重要。評估也應顧及當事人的身心和社交健康。

香港大學瑪麗醫院輔助生育中心輔導主任陳凱欣表示,輔導員會考慮捐贈精子/卵子/胚胎人士或夫婦,與接受捐贈的夫婦之動機和關係。何君健攝

二、全球有數以百萬計的剩餘胚胎

之前的受訪者葉應霖與葉菁夫婦表示,由於認為胚胎也有生命,因此接受體外受精時承諾不會棄置胚胎;最後他們遵守諾言,分數年時間、分數次將所有胚胎移植入母體等待著床生育。究竟他們反對的棄置胚胎是甚麼回事?

原來夫婦決定進行體外受精後,有機會有超過一個可用胚胎;每次生育卻只可用約一個胚胎。於是,不少夫婦會將暫未需要使用的胚胎放於輔助生育機構內冷凍。

陳凱欣博士:

「然而,不少夫婦之後卻遲遲未決定要將未用的胚胎銷毀、捐贈還是繼續貯存,因此不少輔助生育機構存有用剩的胚胎。機構通常鼓勵夫婦將之捐贈,然而不少夫婦寧願將之銷毀,亦有不少長期不置可否、一拖再拖。香港雖然很少人捐贈胚胎,但是香港的輔助生育機構卻有許多接受體外授精夫婦用剩的胚胎。曾有專業人士在學術會議上指出,全球來說,剩餘的胚胎達數以百萬計。」

2016年度生殖科技中心所儲存的配子及胚胎的數目(資料來源: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

儲存 截至2016年12月31日
胚胎 23,690
卵子 1,189
精液樣本 4,426

三、為何到海外借卵或借肚?

高齡產婦自然生育固然困難,即使利用輔助生育科技,成功率也不高。有高齡婦女決心接受借卵產子,不過卻在外地進行。除捐贈配子(精/卵)外,年前城中富豪疑透過代母於外國借卵及借肚生多胞胎的新聞,亦令代母成為話題。為何部分港人選擇到外國進行有關活動?

陳凱欣博士:提高保密程度

「香港容許捐贈配子/胚胎、和代母活動,然而必須為利他(altruistic)、非商業性質的,因此香港接受捐贈卵子的個案通常由親友捐贈、有指定受贈人(註:即接受捐贈的夫婦)。代母方面,香港暫時沒有機構申請有關代辦牌照。

不少人選擇在海外物色捐贈的配子,以期提高保密程度;不過在外地挑選黃皮膚的華人進行捐贈,有一定難度。」

香港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本港禁制配子商業交易 單一捐贈不可促成超過3次活產個案

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表示,在香港,進行生殖科技程序受《人類生殖科技條例》(香港法例第561章)(下稱「《條例》」)所規管,由2001年根據《條例》第4條設立的法定組織香港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藉發牌作出規管,規管事宜包括:提供生殖科技程序和進行胚胎研究;以及處理、儲存或棄置在或擬在與生殖科技程序或胚胎研究有關連的情況下使用的配子或胚胎。

就捐贈配子或胚胎而言,《條例》並無禁止不育夫婦接受捐贈配子或胚胎。事實上,現時共有11所持有治療牌照的生殖科技中心獲批准使用捐贈的配子或胚胎(包括匿名捐贈或指定捐贈的配子或胚胎)為病人進行體外授精的治療服務。然而,《條例》第16條禁制訂明物質(包括配子(即精子或卵子)及胚胎)的商業交易。

如持牌中心擬使用任何捐贈配子或胚胎為任何受贈人進行治療,中心在開始進行任何治療前(包括他精人工授精、體外受精及胚胎移植),必須向管理局提出擬使用捐贈配子或胚胎的申請,並取得管理局批准有關使用,以確保任何單一捐贈人捐贈的配子或胚胎,不用以促成超過3次活產個案。

2016年度配子及胚胎的捐贈數目(資料來源: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

捐贈物料 捐贈人數目 捐贈數目
精液 24 40
卵子(卵母細胞) 17 17
胚胎 0 0

註:捐贈人是指在2016年度曾捐贈配子的捐贈人數目

捐贈人不會視為孩子的父母

根據《父母與子女條例》(第429章)第9至12條,捐贈人不會被視為藉他們捐贈的配子/胚胎而誕生的孩子的父母。

對於管理局就條例及《父母與子女條例》的法律條文所公布的相關事項,持牌中心須告知擬進行涉及捐贈配子/胚胎的治療的當事人,包括:

(a) 孩子及父母的法律地位(《父母與子女條例》第9至12條);

(b) 當孩子年滿16歲時,有權查閱自己是否經由涉及捐贈配子或捐贈胚胎的生殖科技程序所生,以及查閱不涉身分辨別的捐贈人資料(條例第33(3)(a)、33(4)、33(5)及33(7)條);及

(c) 根據條例及其附屬法例,生殖科技中心在法律上有責任向管理局提交資料(條例第33(1)及33(2) 條及《人類生殖科技(牌照) 規例》(第561章,附屬法例A)))。

本港禁制商業性質代母懷孕 暫沒有持牌中心

代母方面,管理局同時表示其所簽發的四類牌照(即夫精人工授精牌照、治療牌照、研究牌照及儲存牌照)中,「代母安排」是其中一項在治療牌照內指明的有關活動。不過,《條例》禁制商業性質的代母懷孕。作出商業性質的代母安排或刊登代母安排的廣告均屬刑事罪行。

代母安排同意書訂明,根據《父母與子女條例》(第429章),除非委託夫婦在孩子出生後6個月內,向法庭申請並獲法庭頒令成為有關孩子的父母,否則委託夫婦不會成為因代母安排而誕生的孩子的合法父母;代母將成為有關孩子的合法母親。

暫時本港沒有任何生殖科技中心持有提供「代母安排」的治療牌照。另外,根據管理局有關2009年至2016年的資料,期間本港代母的數字為零。

家計會2008年關閉精子銀行,原因是無法提供較先進的生殖服務、求診人數不斷減少。蘋果日報圖片

四、香港會否考慮放寬有關商業活動的禁制?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婦產科學系臨床教授吳鴻裕:不合醫學倫理

「將捐贈變成商業活動會衍生道德倫理問題;那麼如果香港人可以付出金錢獲得別人的器官,大家認為有沒有問題呢?弱勢社群與貧窮人口的福祉將受到影響,人的價值將被貶低。

現時美國部分地區容許商業借卵與代母活動,其理據為純屬你情我願;東歐少有管制,亞洲小部分地區則採取『隻眼開、隻眼閉』的態度。雖然如此,其實歐洲與亞洲大部分區都不容許有商業性質的有關活動、亦禁止賣廣告;合理開支(如讓捐贈者或代母飲食更富營養、或彌補因無法如常上班而失去的工作收入等)除外。

我相信有個別人士希望本港放寬對有關商業活動的禁制,不過由於有違醫學倫理,放寬的機會微乎其微。」

陳凱欣博士:傳統人倫與宗教觀念牢固

「香港願意捐贈卵子的女士極少,只有零星的親友會為不育夫婦作出捐贈。這不但是因為香港有關法律比較嚴謹、只容許無償捐贈;更因為香港人傳統觀念較重,認為兒女是自己的產業,需要有血緣關係。

我認為即使是無償或有償(即有商業性質)的捐贈,願意捐贈或接受捐贈的香港婦女同樣極少;公眾對此的認受性低。正如香港曾經有精子銀行,現已名存實亡,有需要的人士大多與外國機構接洽。

相比之下,內地人對借卵生子的態度要比香港開放。不少內地雙非準產婦曾帶同內地捐贈者一同來港進行借卵生子,是來港生育遊客(reproductive tourist)的一員。

我個人對香港應否放寬條例保持中立,不過由於不少港人對人倫與宗教有牢固觀念,一旦放寬將會掀起強烈的反對聲音。就現況而言,我看不到放寬條例的可能性。」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婦產科學系臨床教授吳鴻裕認為,將生殖相關的捐贈變成商業活動會衍生道德倫理問題。何君健攝

教育大學教育政策與領導學系高級講師莊耀洸律師:本港法例繁複 旨在規管而非鼓勵

「如果香港要討論是否放寬捐贈配子/胚胎、與代母活動就商業性質的禁制,先決條件是要有誘因與動力 ─ 即視乎民意、社會在倫理上能夠接受。因為政府若要將之放上議程及推行政策、或立法會要通過動議,先要看民情如何,否則只會被反對推倒。如果只有商界提出,政府應該不會受理。

以現時的情況看來,關心這個議題的人不多,除2010年城中著名單身男性疑借卵及聘用代母生三胞胎期間引起熱烈討論外,平日香港連有關這個議題的非牟利團體也欠奉。除非突然出現引起社會關注的有關事件、觸發社會改革,否則議題難以引起公眾注意,現狀不見得會改變。

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的成立,主要是為了回應科技發展、作為避免與防範(prevention)之用,從其導言與香港法例第561章也可得知,該局之目的是禁制或規限生殖科技、規範有關活動,而不是要鼓勵或方便大眾使用生殖科技,因此只容許不育夫婦使用服務。

香港暫時對於捐贈配子/胚胎與聘用代母的規例的確繁複、門檻很多,譬如夫婦必須要不育才符合基本條件。那如果有已婚婦女年過40、不一定不育、但生育卻要承受高齡風險,她是否就不符合條件?

然而一旦容許商業性質的捐贈與代母活動,有可能會產生不少具爭議性的情況。除了有關人士有可能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與近親亂倫外,若放寬標準亦有機會帶來與中港互動有關的爭議。單以代母為例,可能出現以下三個假設情況:

第一,若內地有夫婦或男性聘請香港女性做代母,孩子在香港出生後被香港代母棄養,之後原先的內地人重新領養自己的孩子;那麼,該名內地人是否可以繞過內地不容許商業代母的法例,同時孩子又可以取得香港身分?如果有這樣利益關係,難保不會發展成為商機與市場。

第二,若港人夫婦聘請內地女性做代母,在內地出生的孩子日後會否指出由於自己的生命源自港人的配子,因而以《基本法》第24(2)第(1)至(3)類別申請香港居留權及與父/母團聚?

第三,若港人夫婦聘請內地女性做代母,而內地代母於懷孕期間到港、逾期居留並於香港生下孩子,那麼孩子是否有香港居留權?

以上三個假設性情況均會惹起爭拗。如果香港出現這些情況及案例,則有機會誘發社會討論一旦放寬條例的利與弊。這就類似2001年港人於內地領養的子女談雅然居港權案引發的討論;當時其一焦點在於《基本法》對港人「所生」子女的定義,是否包括養子女。」

不少人面對生育問題,家有健康寶寶,要好好珍惜。何君健攝

另外,由於香港現時捐贈配子或代母活動絕無僅有、而且只限於非商業性質,因此現階段暫難以有較為具體的分析,只能作一般性的假設推斷如下:

問:如果港人在條例較寬鬆的國家接受有商業性質的配子捐贈或聘用代母,是否受香港法例約束?

莊:受香港法例約束。我認為在執行上,要做犯法搜證有一定困難,回到香港之後很難推翻。其中商業捐贈配子最難搜證;聘用代母最容易搜證,因為牽涉代母十月懷胎、時間較長。

問:配子捐贈與代母安排應該牽涉雙方合約,然而如果捐贈者或代母於捐配子或產子之後反悔、要取回孩子,法律上會承認嗎?

莊:其實早於1986年,美國曾有代母訴訟。當時法庭表示代母於進行代母活動之前已跟夫婦簽有合約,因此判代母敗訴,代母僅有權探望該名孩子。我認為如果曾經十月懷胎的代母也敗訴,那麼捐贈配子的人士便更難取得勝訴;捐贈者早已簽了合約,亦不是夫婦任何一方的配偶,取回孩子於理不合。

問:如果捐贈者或代母於進行有關活動時承受健康風險,應該由誰來負上法律責任?

莊:有關人士應該會先做檢查,證明適合懷孕以減低風險。就代母活動來說,我反倒認為如果證明是代母不檢點或不小心導致小產或胎兒受影響,反而是代母有機會被夫婦控告。

問:如果容許有商業性質的配子捐贈與代母活動,會否造成夫婦選擇孩子性別等倫理問題?

莊:當局必定會規管,因為若有關活動令人口比例進一步失衡,只會造成更大社會問題。

問:如果孩子長大後發現自己由捐贈者衍生或代母所生,然後希望與夫婦脫離關係,那又如何?

莊:香港法律其實沒有所謂脫離父母與子女關係,如果不希望遺產由子女承受,立遺囑便可。

阿玲 (化名,曾於海外借卵產子):香港地少人多 恐相識碰面

如果香港有較具規模的捐贈配子/胚胎庫,對於不育夫婦來說本來應該是好事。不過由於香港地少人多,因捐贈而出生的孩子有較大機會在不知情的情況下遇上同一捐贈人衍生的孩子、造成不可預計的情況。另外,我對當局施政缺乏信心,如果放寬條例而未能真正確保資料保密,容易構成危機。因此,我認為香港不應該放寬有關條例或開放市場。

【高齡產子系列九.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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