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評論員程翔周二晚（19日）出席由立法會議員朱凱迪團隊，在荃灣舉辦的街頭公眾討論會時，質疑去年發生的選舉事務處遺失選民資料，是「有組織的偷竊行為」、「製造失竊事件」。
選舉事務處去年3月特首選舉期間，發現存放於亞洲國際博覽館後備場地的一個上鎖房間內，兩部手提電腦「閉門失竊」，其中一部電腦載有全港378萬地區直選選民的姓名、身分證號碼及地址等個人資料。
程翔表示：「無端端無咗啲資料，我自己多事，我走去向申訴專員，我話你哋唔能夠睇成一個普通行政失誤，我會覺得這是一個有組織的偷竊行為。點解我會咁講，因為我知道前幾任負責保安的官員，曾經被要求提供這些資料，但香港的保安系統，使到你一個人，唔能夠同時取得所有資料，就算有鬼也不可下載全港的，是香港政府的內置系統，防止失竊。有什麼方法可以一次過取晒所有資料？製造失竊。」
「我好認真對待這件事，向申訴專員朋友投訴，說千祈唔好當普通失竊，最後申訴專員結論係行政失誤。」、「我們的資料，上面的人很有興趣。」記者在討論會完畢後，追問程翔更多細節，包括：他是透過甚麼方式投訴、申訴專員可有解釋有否作出調查等，惟程翔拒絕透露更多：「因為呢個涉及我嘅依據，涉及我從邊個地方得知呢個資訊，事情太敏感，最好就唔好報道」。
程翔談遺失選民資料事件（55:30）
街頭討論會的主題是：「科技 x 極權——社會信用系統 明日香港？」，由學聯前副秘書長岑敖暉主持，除了程翔，朱凱廸、中文大學社會學系講師黎明亦有出席。今年5月下旬，中國各大城市開始實施「社會信用評分系統」，以計分制度來管理人民的社會行為，聲稱以建立誠信社會為目標。程翔批評，中央政府實質是想找出「特殊群體」，打壓「異議人士」，此舉亦引起港人討論中共的監控系統會否延至香港。
程翔指出，中央政府的監控工作早於80年代開始已有跡可尋。他提到，1981年在北京公幹時，已有仼職軍隊參謀部的友好提醒他，儘管那時科技未完全發達，但「喺任何電子訊息上留有足跡嘅（資訊）會永遠存在，我有能力可以將你發到香港嘅稿件，原原本本哋俾返你」。程翔慨嘆，當時朋友的提醒是出於善意，相距40年，現時中央政府的嚴密監控已成事實。
程翔憶述，以前中央政府以「人海戰術」，用「小腳老太太」（意指已退休紥腳的老人），在地區肩負起社區監控的責任。如今，則用人工智能技術，判斷社會是否有異見分子。他舉例，現在內地的工廠會要求工人於上班時帶耳機，監控工人情緒。程翔指出，「從管理角度嚟睇，話就話提高生產力，但同樣技術應用喺分析社交群體，就係分類人民係咪屬於特殊群體」。
程翔認為，此信用系統不但會株連下一代，而且會使人與人之間失去信任。他解釋，一旦被視為異見分子，不單止其本人在交通，例如買機票、買火車票等的日常生活上受到影響，其子女日後升學，也可能因此而受到牽連。此外，他認為，由於信用系統實行獎罰制度，鼓勵市民告發他人的不當行為，「被告發者固然會受罰，而告發者亦因此而得到獎賞」，他認為此舉或會恢復文化大革命時，互相揭發的不良社會氣氛。
來自上海的黎明表示，港人的生活不知不覺已受到內地監控。例如：部份港人有在「淘寶網」購物的習慣，相關的數據，包括消費模式、行為、通訊軟件中的聯繫人等，中央政府已有所掌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