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一句「身體健康」祝福，對一些人來說猶如瑰寶，例如王惠芬。
王惠芬是關注少數族裔組織融樂會的創辦人，她平日講嘢又快又大聲，做嘢非常心急無時停。她的朋友經常取笑46歲的她患有過度活躍症，「我30幾歲時，可以兩、三日唔使瞓覺。我帶細路去海洋公園，我係玩得最癲嗌得最大聲嗰個。」
她是行內出晒名的hyper社工，心口有個勇字經常話做就做無有怕，是一班政府官員眼中的麻煩友。
半年前，王惠芬發現患上乳癌。
起初她仲識得講笑，例如她割除乳房後、重建胸部時同醫生講：「不如你趁機幫我整大到D級啦。」她無晒頭髮拖住老公行出街，有三姑六婆在她身後話：「呢個尼姑搞男人呀」，她即時笑到反肚，仲大大聲話要去鋸扒。
直到化療，王惠芬才體會到什麼是生不如死。
身患重病，令王惠芬這個習慣施予的強勢社工，看到自己跟弱勢社群之間，出現了一個等號。
王惠芬是開心果，她的facebook有3000多個「朋友」，「我其實好多都唔識，不過有人add我，我好開心呀。」香港的巴基斯坦人、尼泊爾人、印度人等圈子，都知道有個叫Fermi Wong的港女創辦了融樂會，鍾意幫少數族裔出頭。她患病之前，每日平均工作十個鐘以上又經常通頂，「有時班細路上法庭，我要幫佢哋寫求情信，我英文唔好通常搞到最後一刻先寫天光。」
「近年啲人成日講慢活，我真係頂唔順呀，我有好多好多嘢想做。」王惠芬一直覺得，要用盡每一分鐘，才不枉此生。
她這樣hyper的一個人，結果要舉手投降，眼前的對手，名叫乳癌。
心有鬱結
王惠芬患病始於2013年初，先是子宮生了一個4cm的瘤，她卻因工作太忙沒有理會，不久之後她持續流出大量經血，「一個鐘要換一條孕婦用的衛生巾，有時坐低搞到成張櫈污糟晒。」她再看醫生時，子宮瘤已增大至8cm，過多幾個月又再變成11cm，她知道不能再拖要入院治療，「我諗子宮有事係因為之前一年好忙，2012年特首選舉之前，我真係瞓晒身去做，要求梁振英唐英年兩個候選人，將關注少數族裔議題加入政綱。」
做完割除子宮手術之後，王惠芬決定淡出融樂會，「其實病之前已諗過交棒，因為我做咗13年總幹事，好多人已經對我有固定睇法，好多官員例如吳克儉等都唔想見我，換人對融樂會發展係好事。」
她辭職之後，2014年做了一件N年沒做過的事：身體檢查，結果發現乳房有鈣化，醫生要她留意，直到去年再檢查時，發現右邊乳房有兩個凹凸不平的腫瘤，「醫生一睇已經話唔方好嘢。」抽細胞組織化驗後證實是乳癌，而且是又麻煩又惡的HER 2型，「擴散快、復發率高，存活率約80%左右，但兩年內復發的話可能好大鑊。」
「證實患癌之後，我覺得係情理之內，因為中西醫都話，工作壓力大、休息唔夠、飲食習慣差、唔做運動都係高危，我四樣全部中晒，只係無遺傳。至於乳癌，有人話同抑鬱有關係，你平日見我嘻嘻哈哈，但其實我心入面有唔少鬱結，我個人大情大性，睇到社會過去幾年發生好多事，好多人破壞法治、指鹿為馬，個心好痛。」
「醫生同我講，佔中之後好多人有抑鬱症來睇病，我自己佔中時做過糾察，佔中之後我都覺得好失落，同好多人一樣唔知條路點行。」
咁，她患病要入梁振英數？王惠芬笑稱：「係啦，有無得問佢claim呢吓？」
化療之苦
王惠芬沒有買保險，她計過數如去私家醫院的話，起碼要花上百萬元，但她實在無力負擔，因近年沒收入，做社工的丈夫要養她又要供樓很吃力，所以她只能去公立醫院，但計計埋埋也要花費近50萬元，「我要先打6針化療，幸好藥物名冊有包不用畀錢；之後18針標靶藥，每針2.1萬元至2.9萬元，我要到今年8月才打完。」
她開始做化療之前，先和丈夫去髮型屋剃頭，希望自己乾乾淨淨入醫院，免得之後面對甩頭髮的煩惱。之後她要做手術，割除右邊胸部再做重建，「我唔係好介意無咗個胸，我由細到大都醜樣啦，加上我做社工好明白，人的自我價值，唔係建基於外表。」
對王惠芬來說，無咗個胸只係小事，真正的大事，是要承受化療之苦。
「6針化療，第1至3針還可以，頂多唔舒服一、兩日，我仲心諗邊個話化療辛苦，無問題呀我頂得順，仲走去選埋選委成功當選。點知去到第4針就嚟料，嗰種唔舒服真係極級難頂：胃脹但肚餓、肚脹但便秘、累極但失眠、不停嘔吐、皮膚生瘡、手腫腳腫。去到第6針，我辛苦到想死，係真的好想死，我7日去唔到大便、每隔5分鐘嘔一次連飲水都嘔，那種痛苦好似永無止境，跌咗落深淵一樣睇唔到希望。」
化療之苦仲要加埋抑鬱，王惠芬以前從來沒想過，自己這樣強而有力的一個人，有一天要服食抗抑鬱藥。她在眼前的幾十包藥物當中，看到另一個自己，「原來，我哋每個人，都會變成弱勢。」
王惠芬做社工一直扮演施予者的角色，經常說要「幫人、幫人、幫人」。今天她卻需要別人的幫忙、家人朋友的關懷。「有一次醫生問我點睇生死，我信基督教，覺得要返天家的話無問題呀，點知我家姐聽到我咁講就哭了，駡我點解咁自私，唔理屋企人感受。我聽完佢講之後先明白，以前我成日掛住幫其他人，但好似無乜理過身邊最錫自己嘅人。」
「生命，不單是為自己而活，對其他人也有責任。」
烈女本色
王惠芬去公立醫院覆診時和病友閒談，知道別人的遭遇比她更糟糕。「好多人無錢醫病，要賣樓或者問人借錢；有單親媽媽，每次來做化療都擔心仔女無人照顧；有個住公屋的女人，老公做地盤，用晒全家多年來的積蓄來醫病，她每日只可以捱飯盒，吃無乜營養的食物。還有一個住劏房的，她無親無故，每日回家只能對住四面牆嘆息。」
聽着一個個心酸故事，王惠芬又再發揮她的社工本能，一輪咀安慰別人是她的強項，醫生護士也知道她的烈女本色，問她可有興趣開一條「王惠芬熱線」，讓癌症病人打來跟她訴心聲，結果她的手機接聽了十幾個個案，「我試過同一個新移民婦女傾咗四個鐘，因為她以為做化療一定會死。」
王惠芬同情低下階層，因為她來自基層。她在福建出生，5個兄弟姊妹中有3個智障，她和姐姐自小負起照顧家庭的重任。她11歲來港，幾經辛苦才讀完中五，之後半工讀修畢社工文憑，25歲在城市大學讀完社工學位，做過青少年外展社工，後來發現原來香港無人理會少數族裔，2001年創辦融樂會，專注替少數族裔爭取權益及倡議政策。
她在病榻中，對少數族裔的處境有了新的體會，「我而家覺得，少數族裔有手有腳有健康，都唔係咁弱勢、咁絕望。」
王惠芬還有一段抗癌路要走，尤其想起兩年內可能復發，未來一段日子還得要先好好休息。她回首昔日走過的路，記得兒時是個弱者，之後做了好多年社工強者，如今因為重病回到弱者的角色，原來人生所謂的「強與弱」，只有一絲差別。
「做人，其實無乜嘢值得驕傲，因為一個幾強的人，隨時都會變成弱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