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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暴動罪被告 大狀劉偉聰:我能做的,是打好官司


梁天琦捲入的高等法院暴動罪審訊已過去3個月,各被告和他們的大律師渡過了漫長審訊,劉偉聰是其中一名大狀,他曾代表被判囚7年、31歲的盧建民,盧是旺角衝突案中判刑最重的一人。另一宗在西九龍裁判法院審訊的暴動罪案,劉偉聰代表另一被告莫嘉濤,莫被判囚4年3個月。

當外界認為劉偉聰「挺身而出幫班後生仔」,他卻說只是盡力打好官司,沒特別政治考慮,更不認為當晚是一場「魚蛋革命」。再問下去,原來他平日好少上街......

今年50歲的劉偉聰,1993年港大法律學系畢業,1995年起執業,1998年開始在Gilt Chambers做大律師,近年多數打刑事案,曾代表「以胸襲警」案的被告吳麗英打官司。家住九龍塘又一村的他,平時愛寫專欄、讀文史哲書,還有飲酒。

或許有人認為劉偉聰是一隻離地「港豬」,但他的故事或許反映有一種香港人,雖然不站在最前線,卻一直在其崗位,用個人方法嘗試改變香港。

大律師劉偉聰曾代表暴動罪案被告盧建民和莫嘉濤打官司,二人分別被判囚7年和4年3個月。何君健攝

「只有魚蛋,沒有革命」,這是劉偉聰對前年旺角衝突的總結。「歷史上革命嘅意思,係推翻政權。本民前當時係報名參選立法會,點樣推翻政權呀?」、「當晚目標好specific就係警察,我覺得『旺角警民衝突』的稱呼更加適合。」

劉偉聰續說:「純粹警民衝突下,被告參加呢件事可以同政治無關。近距離少少嘅觀察,會留意到一部分被告係有理念,但有另一部分,我相信佢哋喺不適當嘅時間,出現喺不適當嘅地點,做不適當嘅事,呢啲人同政治完全無關。」

「正如部份被告嘅求情 — 當日參加源於『貪玩』,我真誠相信佢哋唔止貪玩,仲係玩大咗。隨住暴力程度越來越升級、人數越來越多,我相信後期加入嘅人,應該唔少都係玩大咗,玩大咗嘅人我唔會同情。」

至於抱有政治理念參與的被告,劉偉聰從不用「義士」稱呼他們,「如果當事人講我尚能明白,但其他人講呢,呢啲叫慷他人之慨。通常我叫你做義士,即係我同你講『你好叻,但你去死啦,我就喺隔離食花生』,或者『你去坐監,真英雄,我就喺出面風流快活。』」

「我覺得世界上總有啲人心地唔好。一仗功成萬骨灰,總要有啲冇咁聰明、冇咁計算嘅人喺前面死咗,俾你踩過去。呢啲字眼旁觀者,或者唔係當事人就要避免、謹慎啲用。」

「但我個人respect佢哋熱愛呢個城市,無論佢哋做錯咗咩事,初衷都唔係為私利。」

劉偉聰表示,他代表暴動罪兩名被告盧建民和莫家濤,並非基於正義感,當中也不帶任何政治考慮,「比起打老婆、非禮個女呢啲令人厭惡嘅案件,我唔覺得(暴動罪案)係一件令人厭惡嘅事。所以事務律師問我接唔接,見到日期適合,就接。」、「我唔擔心因為呢單案件會令我冇生意,因為我哋呢行,冇生意就冇生意㗎啦。」

盧建民被判囚7年,是旺角衝突案件中,至今判刑最重的一人。資料圖片

對比走在街頭的年輕人,50歲的劉偉聰,參與遊行集會的次數少之又少,就連上一代最深刻、1989年首次百萬港人上街,聲援北京絕食學生的遊行,當年20歲在香港大學讀法律系的他都沒有參與,「共產黨係會殺人㗎,而佢殺嘅唔係我哋,要殺就殺天安門嘅人。」

「我哋香港人喺好安全嘅狀態,捐錢捐物資,俾學生精神或物質上支持,增加佢哋被殺嘅風險;而最後死、坐監嘅唔係我哋。除非你自己上埋去、有機會承受風險,咁你講咩都冇問題。」

「香港唯一角色,當真係發生慘劇,便盡量保存歷史原材料,但當日鼓勵其他人冒險、送死,自己又拎到光環,咁樣係唔啱。」

支聯會每年舉辦的六四晚會,劉偉聰都沒有參加,他只為家中書櫃添置《The Tiananmen Papers: The Chinese Leadership's Decision to Use Force Against Their Own People - In Their Own Words》、《The Power of Tiananme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the 1989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等關於六四的書籍,「支聯會將市民當年打算捐俾北京學生嘅捐款,用作成立組織,我懷疑有breach of trust的成分,違反大家當初捐款嘅意義,而且我個人唔太鍾意儀式。」、「其實共產黨冇資格『平反六四』,因為佢哋係兇手,只有歷史、moral authority先可以。」、「(不參加六四燭光集會)呢個只係我個人選擇,我冇呼籲其他人唔好去。」

每年的七一遊行,劉偉聰只參加了2003和2004年兩屆,「2003年已經忍夠董建華,我唔鍾意佢哋(董建華班子)好耐。之後唔去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因為熱。我好容易中暑,最嚴重會諗唔到嘢、呼吸困難,所以之後冇再去,唔想連累身邊嘅人。」

至於雨傘運動,劉偉聰除了2014年9月28日在金鐘通宵留守外,其後多數在旺角佔領區逗留和觀察,但「投入程度有限、非常量力而為」,「冇喺街逗留太耐,因為熱、攰、悶。瞓街嘅人投入physical、能量嘅時間一定多過我,但我覺得唔需要咁比較。」

眾多遊行集會中,法律界於1999年、人大就居港權案首次釋法而發起的黑衣遊行,是劉偉聰首次參與的,「因為人大釋法係錯嘅,但係constitutional冇一個way out,咁可以點呢?你只能喺言論上表述自己嘅不滿,當時有啲senior(資深大律師)籌劃今次遊行,咪去囉。」

黑衣遊行此後續現,然而,行到第4次,參與人數創高峰時,劉偉聰卻選擇缺席,「厭,嗰一刻真係厭,所以唔想去,改喺自己嘅專欄express。」

「我參與遊行不是為壯大大律師公會,或者郭榮鏗的聲勢,所以不太concern人數問題。我參與遊行從來都只為express myself。」

法律界2016年發起黑衣遊行,抗議人大釋法。《蘋果日報》照片

因為怕熱、因為厭倦而不上街,記者跟劉偉聰說,年輕一代聽到他的原因,或會用「港豬」來稱呼他,甚至認同代表梁天琦的資深大律師蔡維邦的說法:「上一代人貪圖逸樂,推卸爭取民主責任」。劉偉聰卻認為:「Come on,我絕對不同意。每一代人之中,都有人吃喝玩樂,亦都有人堅持自己嘅原則。用generation define不同人,我覺得係錯,冇argument,亦冇empirical data support。」

「再者,吃喝玩樂有咩唔啱?如果你可以吃喝玩樂,你選擇吃喝玩樂,呢個係你嘅自由,最緊要條數自己找囉。點解每個人都要犧牲自己嘅時間、精神、未來去做一啲大我嘅嘢?咁咪即係雷鋒囉。」

「仲有,我唔上街咋嘛,唔代表我連少少input都冇。點解大家覺得上咗街就有input啫?」

那劉偉聰的input在那裡?

劉偉聰中學時讀樂善堂顧超文中學,後來升上港大法律學系。他中學開始讀《明報月刊》、《九十年代》等政治雜誌,認識到共產黨的發展,大學則全程投入中英文辯論隊,一星期開五次會,接觸到不同社會議題,「所以你唔會奇怪共產黨會殺人,而且唔奇怪,共產黨係好驚學生運動,因為佢哋就係咁起家。」

大學畢業後,AO成為劉偉聰的首選,希望見證回歸後出現雙普選。AO面試期間,他向當時的面試團隊主席葉劉淑儀表明,他希望到憲制事務科服務,「公布《基本法》後,其實預計議會不可能有權,有權一定係行政部門,所以想進入制度改變」,「喺政制設計方面,其實有好多嘢可以做,例如劃界;投票計單議席單票制,抑或單議席雙票制,呢啲微調其實可以做到。」

要躋身AO行列殊不簡單,但這名辯論隊隊長笑言:「好串咁講,有啲嘢對我嚟講,好容易。」90年代的AO面試,其中一關便問劉偉聰,在自由黨和民主黨之間,他會選擇加入那個政黨,「我答自由黨,呢個係發自內心嘅選擇,因為當時嘅建制係對社會好。我認為當時嘅自由黨係要make a difference,主張搵多啲錢,分多啲俾市民。佢哋係商家取向,一直冇改變,但冇咁媚共。」

他記得,這個選擇當時遭葉劉質疑,他住屋邨、父親是巴士司機、母親是家庭主婦,這個背景理應心儀紮根社區的民主黨,劉偉聰則反駁:「倘若我嘅政治理念同我嘅出身有必然關係,呢個會係香港嘅失敗。」

最終,劉偉聰獲AO有條件取錄,只要他取得二級乙等榮譽或以上的成績畢業,便能加入AO團隊。但他大學生涯走堂無數,「主修辯論隊」的劉偉聰,只取得三級榮譽學位,與AO一職有緣無份。

劉偉聰曾在自由黨工作,擔任李鵬飛(圖)的議員助理。資料圖片

劉偉聰其後一直未能找到理想工作,畢業後到自由黨擔任李鵬飛的議員助理,負責為飛哥寫講稿,更見證他放棄委任議席,循直選成為議員。劉形容,李鵬飛是值得敬佩的政治人物,「佢放棄好安穩嘅委任議席,走去普選。佢名成利就後覺得,民主先係ultimate legitimacy,覺得被elected更加威、名正言順。呢個好重要,係民主政治一個重要嘅價值、理想,就係legitimacy。我講嘅嘢之所以有用,係因為我代表選民;點解我代表選民,因為佢哋投我出嚟。」

劉偉聰最終做了大律師,並在《信報》撰寫專欄「北狩錄」用法律觀點評論時政,「呢樣算係我少少contribution,例如我曾經寫過,香港係被准許使用催淚彈,咁讀者可以對我哋嘅政權有進一步認識。」

近兩年,劉偉聰開始在港大教授知識產權法,「我覺得我教書好過走出街頭。我成日同學生講,啲law就唔係好難,你上網就會搵到條文、案例,但我哋要諗吓,點解個law會咁寫,或者佢可以點寫?」

「例如啲韓國女團,點解啲人又靚、又有才華、又搵到錢,點解咁多嘢放喺佢身上?其中一點好重要,因為我哋有知識產權。換句話說,呢個時候,知識產權其實增加咗貧苦懸殊,property會令有啲人有好多嘢,有啲人冇咁多嘢,甚至冇嘢。最後延伸討論property牽涉嘅公義問題,我覺得咁係有意義。」

「傳統法律學院其實唔教呢啲,但我選擇將呢啲嘢滲落去,如果我25個學生中,有人因為咁,將來做律師嘅時候,會reflective啲,變成另一種thinking嘅律師,咁對公義嘅尋求,或者民主運動,可能都有長遠、但不可見嘅影響。」

「等如雨傘運動,除咗見到一班年輕人有案底、坐監,可見嘅只有共產黨高壓咗好多。但你衡量一個社會運動,不應只用可見與否的結果去量度,例如雨傘運動便能顯示不同年代的香港人,仲有一部份有良心,唔係咁盲目;又正如六四,除咗死咗咁多人、咁多家庭破碎、共產黨嘅力量更鞏固外,似乎冇嘢好,但長遠睇,我哋秉筆直書將呢啲事講番出嚟,後人會知道世間上有啲嘢叫公義、良知,有啲嘢叫邪惡。」

「我自己認為,無論做所有嘢,量力而為係一件值得鼓勵嘅事,意思唔係睇住自己有咩後果,而係睇吓自己comparative advantage喺邊到,做你最好個門。因為咁樣,我哋先做得耐,可以令整個行動更sustainable。」

「香港民主運動中,有人選擇前進,有人選擇唔做嘢,呢個其實係自由民主最根深蒂固嘅基礎,就係我哋根據自己嘅條件訂下我哋嘅步伐、速度、前行抑或後退。唔係每個人都要背負所謂嘅大我、專門利人毫不利己,我覺得呢個係有違人性,唔sustainable。」

劉偉聰預計,香港的未來只會愈來愈差,「即使我做唔到英雄,都唔代表要做契弟」。何君健攝

即使在自己的崗位試圖改變香港,劉偉聰預計,香港的未來只會愈來愈差,「喺可預視嘅未來,共產黨隨著財源、技術嘅先進,佢哋嘅監控能力只會愈來愈強。」、「我知道係唔好聽,但有冇諗過,你做咩都改變唔到?」

「但有個故事我好鍾意講,電影《風雲群英會》一班抗拒羅馬統治嘅人,起義一次又一次,輸咗一次又一次,最後被俘虜,甚至被羅馬兵釘十字架。最後一幕,所有兄弟被釘十字架,其中一個兄弟問身旁嘅大哥:『其實我哋開始起義時,你係咪知道我哋會輸?』大哥答係。兄弟再問:『咁點解仲要做?』大哥答:『Now, we die as a free man.』佢嘅兄弟就滿足地微笑,That's the end.」

「當我哋乜都做唔到,我認為仲做到嘅,就係保持自己嘅integrity、精神。縱使改變唔到世界,都唔好加入民建聯、媚共。我能夠做嘅,就係打好單官司、唔接檢控嘅案件,甚至含淚投票。即使我做唔到英雄,都唔代表要做契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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