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正考慮行使香港法例第151章《社團條例》第8條的權力作出命令，禁止香港民族黨繼續運作。今次動用的條文，涉及《社團條例》第151章第8條（1）（a）。條文指，如社團事務主任合理地相信，禁止任何社團或分支機構繼續運作，是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保護他人的權利和自由，便可建議保安局局長作出禁止的命令。
值得留意的是，這是香港回歸21年以來，首次引用《社團條例》來取締一個政治組織，而且香港民族黨從未向社團事務處註冊為社團，但仍受《社團條例》規管。李家超指出，《社團條例》的釋意寫明，任何一個人以上的組織已是一個社團。究竟《社團條例》的設計概念如何？涵蓋的組織範圍有多闊？禁止社團運作的準則如何？《眾新聞》綜合李家超，以及多名法律界人士的意見，整理出各方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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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社團條例》的源起？
《社團條例》（Societies Ordinance）最早於1911年制定。當年滿清被推翻後，香港一度出現反對殖民統治的動亂，港英政府遂通過立法，以加強對社會的控制，當中包括《社團條例》。
至上世紀20年代，香港工人運動興起，曾發動多次大罷工，港英政府再以立法鞏固政府和警方的權力，包括修訂《社團條例》，用以對付三合會等黑社會組織，以及任何具有「與香港殖民地的和平及良好秩序有抵觸的非法目的」的社團。至1949年，政府再修訂《社團條例》，規定所有在港的社團必須申請註冊，並接受規管。
至1992年、《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制定後，政府檢討了多條條例，當中包括《社團條例》，包括以通知制度取代註冊制度。但到1997年7月香港回歸後，臨時立法會又把通知制度再改回註冊制度。
另外，關於《社團條例》的評價，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曾於1999年表示：「有關結社自由，委員會關注到當局可引用《社團條例》，不當地限制香港市民享有公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2條所保障的權利。香港特區應檢視條例，確保公約第22條下的結社自由權利，包括組織和參加工會的權利，可以充分受到保障。」但直至2006年，委員會仍提及《社團條例》限制本地組織與外國政治性組織的聯繫，阻礙市民行使結社自由。
Q2：香港民族黨從未向社團事務處註冊為社團，為何仍受《社團條例》規管？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見記者時回應，根據《社團條例》的釋意，任何一個人以上的組織已經是一個社團。資深大律師、公民黨主席梁家傑表示，除了條例附表羅列的豁免組織，例如註冊公司、職工會、法團校董會、華人廟宇等，其餘組織均受《社團條例》規管，故未註冊的組織同受《社團條例》規管，李家超在這方面的說法正確。
至於何謂組織，梁家傑形容，定義的涵蓋範圍廣闊，難以用客觀準繩的標準量度。港大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亦表示，雖然法庭於不同案例中，對組織的理解有其演繹，但難以直接應用於不同個案上，組織一詞未有明確定義。
不過，兩人均指，即使組織一詞未有明確定義，但仍需符合「比較固定的組合」、「組織性」等條件，故認為「純粹大家碰一碰面、吹兩句」，或「同朋友喺街展示港獨旗幟」的行為，不能以《社團條例》規管。
Q3：提倡港獨或自決組織，未來將與香港民族黨「殊途同歸」？背後有人要求或指示警方調查香港民族黨？
李家超沒有正面回答問題，但指《社團條例》賦予社團事務主任責任和權力，他要先留意每一宗個案的發展和蒐集證據，相關過程需時，他亦要有合理理由相信行使《社團條例》第8條的權利是有需要，形容做法合理和謹慎。
他又指，國家已清楚說明，任何破壞國家主權、領土完整，以及分裂國家的行為都是「紅線、不能觸碰」，政府對港獨的立場清晰明確，有責任維護國家安全，形容任何破壞國家安全行為，都不符合國家及香港利益，會帶來動盪，破壞公共安全、社會安寧、秩序，引起嚴重治安、社會及民生問題。
有記者提問，指李家超一直避談政治壓力，是否默認這次行動有政治壓力，李家超隨即表示「唔可以將說話放喺我口裡面，我喺冇咁講。」
梁家傑批評，政府目前擁有的權力，假如目的只為取締異見者的言論，屬很危險的做法，「今日用8條（1）（a）對付陳浩天、香港民族黨，聽日就可以對付黃之鋒、香港眾志，後日就可以對付本民前，甚至其他政黨都可以。」
Q4：涉及事件的8條（1）（a）條文，助理社團主任是基於甚麽原因，才認為禁止香港民族黨繼續運作，能保障「國家安全」、「公共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他人的權利和自由」？
李家超被多次問到助理社團主任作決定的理據和原因，他表示，不想影響香港民族黨的申述，故不能透露案件的細節和內容。他又舉例，在《社團條例》下的定義，「國家安全」是保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及獨立自主。
梁家傑認為，根據歐洲人權委員會的說法，即使人民用行動倡議改變政體，只要行動合法、合符民主精神，都不能被取締。所以，除非政府能證明香港民族黨曾作非法、不合乎民主精神，甚至肆意破壞民主精神制度的行為，例如購入軍火、發動革命等，否則政府不能單憑其言論作出規管，甚至以言入罪，「但我唔客氣講句，陳浩天、香港民族黨吹水咋嘛，都冇行動。」
張達明認為，目前未知政府對香港民族黨的實質指控，難以直接評論。但假如指控只涉及言論範疇、沒有更多實質運作，便未符合影響國家安全、公共安全等原則。他指，在《人權法案》和《基本法》的框架下，假如政府要剝削市民的結社、言論自由，便附帶很高的舉證責任，政府須證明其決定必須，以及合乎比例。「除非民族黨真的做了不為人知的事，例如發動革命、組織武裝，甚至更極端例子，聯繫阿蓋達組織、宣揚恐怖主義，政府便有基礎制止。但如果只涉及言論，就算主張大家多麽不接受，幾歪理都好，政府都不能透過這個方法禁止。」
Q5：未涉及今次事件的8條（1）（b）條文則指，如社團是政治團體，並與外國政治性組織或台灣政治性組織有聯繫，助理社團主任亦能建議保安局局長作相同命令。假如有本港政黨與外國政黨交流、發表演說，是否等同「與外國政治性組織或台灣政治性組織有聯繫」？
張達明表示，根據《社團條例》的釋意，「聯繫」與「聯絡」、「交流」意思不同。根據釋意，「聯繫」只包括以下情況：
- 直接或間接尋求外國政治性組織或台灣政治性組織的資助、任何形式的財政上的贊助或支援或貸款
- 直接或間接附屬於外國政治性組織或台灣政治性組織
- 任何政策是直接或間接由外國政治性組織或台灣政治性組織釐定
- 決策過程中，外國政治性組織或台灣政治性組織直接或間接作出指示、主使、控制或參與
Q6：法庭是否有權介入事件？
李家超指，一旦作出禁止運作的命令和刊憲後，相關組織將成為非法社團。刊憲生效後，相關人士有30天上訴予行政長官和行政會議，若上訴成功，相關決定可被取消。
梁家傑認為，涉事者可再循司法覆核途徑，要求法庭介入事件。覆核內容可包括：助理社團事務主任的決定、李家超的決定，以及行政長官和行政會議的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