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健康問題引起社會關注，目前臨床心理學家、言語治療師、營養師等醫療專業，不受法定規管，公眾往往難以分辨這些「治療師」、「專家」的專業水平及服務質素。
曾任職葵涌醫院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科的資深臨床心理學家、香港心理學會臨床心理學組主席潘麥瑞雯，屢次接觸到受助者「遇人不淑」的個案，其中兩個中產家庭媽媽，分別因夫妻關係問題、為自閉症孩子求醫，「盲摸摸」尋求坊間的心理服務，結果不單婚姻關係、孩子情況苦無寸進，過程中更飽受壓力，其中一人直言是「貼錢買難受」。
一直向政府爭取設立臨床心理學家法定註冊制度的香港心理學會臨床心理學組，現時正參與「認可醫療專業註冊先導計劃」，冀獲衞生署的「Q嘜」認可標誌，日後建立、管理一份讓公眾查閱的臨床心理學家名冊，確立業界的專業水平。
個案1：心理學實習生輪流「輔導」 受助者壓力爆煲
從事行政工作的梁太，數年前與丈夫在管教子女上有分歧，家庭關係開始出現問題。她當時收到一個非牟利機構的通訊電郵，內容提及一項由心理學實習學生提供的義務心理輔導服務，不收費用，她便打電話去預約服務一試。
梁太憶述，該名心理學實習學生（學生A）自稱來自一間本地大學及一間美國大學合辦的心理學博士課程，她需要一些實習個案，並會向督導匯報個案的情況。雙方首次會面時，梁太曾簽訂一份同意書，內容大致說明她願意接受服務，輔導過程可能被錄影。據梁太了解，相關心理輔導服務是學生A為該非牟利機構提供的義務工作，機構只提供場地，與輔導服務沒有其他責任關係。
梁太最初單獨見學生A，其後丈夫梁生亦有參與。學生A與他們會面時有作筆錄，但沒有錄影。梁太向學生A剖白想法、感受，但她認為學生A不太明白她，又感到學生A傾向支持丈夫。她記得，有次夫婦二人同見學生A，梁生期間外出接電話，學生A靠近梁太，對她說：「你明唔明你先生做嘅嘢係為咗你㗎？」梁太當時感到奇怪，「佢淨係同佢（丈夫）傾咗一個鐘頭，點解會覺得要我接受我先生做嘅嘢全部係為咗我？」她反問學生A：「點解佢做嘅嘢全部係為咗我？你真係唔明白我所經歷嘅有幾困難。」那時梁先生回來，學生A未有作回應。及後夫婦每隔一、兩個星期都會見學生A，梁太感覺到學生A想令她明白丈夫，「但係當我講我嘅難處，佢就好似唔會調番轉叫我先生去明白我。」
梁太坦言，接受學生A輔導期間，她感到很大壓力，平日行街都想著：「我做錯乜嘢？點解淨係叫我明白佢？佢做嘅嘢真係為咗我？」甚至駕駛時亦心不在焉，「唔知揸咗去邊」。梁太指，可能受壓力影響，她一度荷爾蒙分泌「亂晒龍」，需要看醫生，吃了3、4個月藥才回復正常。
梁太曾向學生A反映丈夫的說法不實，惟學生A稱她的立場要中立，不會說夫婦哪一方錯，而梁生則堅持自己的說法，「太多咁樣嘅經歷，（我）好似被迫要接受改寫咗嘅版本。」梁太因而深受困擾，「我嗰時自己打自己，因為激氣過頭。」
「就算我話俾個實習學生聽丈夫係講大話，都好似冇幫助，亦都冇解決到我同我先生中間個關係。」梁太指，與學生A會面持續約7至8個月，夫婦關係未見好轉，學生A卻突然說課程已完成，她要畢業，不會繼續提供輔導服務，但日後或再有實習學生聯絡梁太。
相隔3、4個月，梁太收到同課程另一名實習學生（學生B）的電話，對方表示已從督導方面知道梁太的情況，可接手其個案。梁太一直未有見過學生A、B口中的「督導」，不知道其身份，亦不清楚學生A如何向督導匯報其情況、督導及學生如何評估其個案，但她接受了學生B提出的安排，其後與丈夫一起見學生B。
梁太認為，學生B的態度、做法跟學生A不一樣，她感到學生B較能理解自己，惟梁生卻覺得學生B不明白他，後來更不願見學生B。梁太接受學生B的輔導8、9個月後，對方亦完成實習，要終止輔導服務。此後，再沒有實習學生聯絡梁太。
梁太有感家庭問題未得解決，遂跟丈夫商量改見其他輔導人員，但梁生拒絕，「成個過程好似係我唔明白我先生，我做錯啦，我同佢關係咁差其實係我嘅問題。」梁太指，其後丈夫與孩子相處磨擦漸增，她決定帶孩子跟丈夫分居。梁太及後自行尋求註冊臨床心理學家服務。被問到實習學生與註冊臨床心理學家的分別，梁太指，後者比較能明白她，亦會考慮她的意見來制定或修訂治療方式。
梁太憶述，接受實習學生的心理輔導期間，除了沒見過督導，亦沒有跟機構的人員接觸，過程中並沒有註冊臨床心理學家介入。她見學生A、B時，一般都在該非牟利機構的場地，但地點並不固定，主要視乎學生預約到哪個房間，她轉過4、5個會面地點，走遍港、九、新界，曾經試過在一個類似社區中心的多用途活動室會面，梁太形容場地環境「簡陋」。她後來自行尋求的心理服務，由固定的註冊臨床心理學家跟進，雙方亦會在固定的地點會面。
儘管事後回想發現實習生提供的輔導過程問題多多，梁太坦言，見學生A時她才首次接觸心理輔導，當時沒有想太多，更未想過向機構或學校作出投訴，她只是不斷質疑自己。梁太不願意公開該非牟利機構的名稱，她亦不記得學生A、B所屬的課程由哪間本地大學及哪間美國大學合辦。
香港心理學會：實習生須受現場督導
香港心理學會臨床心理學組副主席鮑偉豪了解梁太的情況後指出，若參照港大、中大臨床心理學課程，臨床實習必須是實習機構本身有提供臨床心理服務，而負責該服務的臨床心理學家，會作為督導向學生提供現場督導（on-site supervision）。個案的最終負責者是督導，而非學生。督導有兩個身份，一是大學的榮譽督導員（Clinical Supervisor），二是機構的臨床心理學家，須同時向大學及機構負責。
曾任職葵涌醫院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科的資深臨床心理學家 、香港心理學會臨床心理學組主席潘麥瑞雯表示，即使有學生到機構實習，臨床心理學家及機構會最終仍須對個案負責。她續指，作為督導，她會與學生一起見受助者，向受助者介紹二人督導及學生的身份，並詢問對方是否願意讓學生接見。如果對方願意，她作為督導，仍是個案的最終負責者，一旦受助者有任何問題，可以向她反映、求助；如果對方不願意讓學生見，便會由她本人接見。
鮑偉豪補充指：「如果督導都冇見過（受助者），係完全依賴學生嘅評估去做第二層嘅評估，咁呢個係冇學習可言。如果呢個受助人，學生見過、我見過，我就能夠比較到大家喺評估上或治療上唔同嘅睇法。當然我有經驗，我會同佢講，（學生）你呢個睇法有咩做得好、有咩未夠妥當，呢個我哋叫學習。但如果我根本冇見過（受助人），我係冇能力去判斷，呢個學生去做嘅任何決定，無論治療或評估上嘅決定，係好定唔好。」
鮑亦提到，臨床心理服務通常會在穩定的環境進行，盡量給予受助者安全感。他指，經常轉換場地，會對受助者構成不必要的困擾，「極不理想」。
個案2：中產媽花逾7萬為自閉兒請「博士」不懂分辨資格
陳女士與丈夫育有一名9歲患自閉症的兒子及一名7歲有讀寫障礙的女兒。陳女士透露，長子早於2011年、未夠兩歲便確診自閉症，陳太為兒子排政府的治療服務，但政府服務供不應求，她擔心不知等到何年何月，而兒子遲遲未有說話能力，經常哭泣，令她非常焦急。陳女士坦言感覺「好desperate」，於是自行上網找「心理醫生」，「當時嘅我係好無知，分唔出『心理學家』原來唔係叫『心理醫生』。」
陳女士一心想給兒子最好的治療，故會找有「博士」資歷的專家、治療師，但不懂分辨他們聲稱的學歷、專業資格是否真確，亦不知道他們提供的服務是否適合兒子。她找到的「博士」級專家，每小時收費動輒3,000、4,000元，「好似燒銀紙咁」。她補充指，見「博士」的過程，往往是她先花一小時講解兒子的情況，對方在往後的會面讓兒子玩玩具，從而「觀察」兒子。「去咗3、4次都唔得，使成萬幾蚊喇喎，乜（兒子）仲喺度玩緊玩具嘅？咁你唯有搵第二個。」
在約1年半的時間，陳女士已帶兒子見過4、5個不同的「博士」為兒子提供「治療」。陳女士指，他們有些以「Psychologist（心理學家）」、「Clinical Psychologist（臨床心理學家）」自居，有些網頁標榜擅長某類治療、專門治療某類人士等，她為此共花費7、8萬元。據她了解，那些「博士」都沒有事先評估兒子的情況，便各自提供不同的「治療」，主要是讓兒子玩不同的玩具。
陳女士憶述，每次帶患有自閉症的兒子去新環境、見新治療師都不容易。最差的一次，是「博士」一開始就要求兒子做一個桌上遊戲練習，兒子一直不肯做，對著媽媽說「No」，但對方態度強硬，「監佢（兒子）做，話你一定要做。」她對專家說：「佢（兒子）應該唔得」，「佢用眼神、肢體語言話俾我聽，你同我收聲。」那時兒子開始亂踢，陳女士知道他辛苦，「佢（博士）唔係打緊佢、唔係虐待佢。我作為阿媽，應唔應該出聲呢？」及後兒子尖叫，哭得很厲害，陳女士叫停，「博士」要求她出去，陳女士拒絕，帶走兒子。陳女士指，兒子事後曾發惡夢，她形容經歷是「貼錢買難受」。
陳女士指，該些「博士」所提供的「治療」都沒有傷害性，但她總覺得「冇乜用」，「我係好心急，佢（兒子）真係冇咩進步喎。」她知道0至6歲是自閉症兒童的黃金治療期，只想兒子可以及早接受適合的治療，「就算你呃我錢都唔緊要，你唔好耽誤佢時間。」陳女士坦言，為孩子找治療一直覺得「盲摸摸」，「喺香港，要搵個qualified嘅心理學家，係好困難。」
香港心理學會：全面課程比博士銜頭重要
香港心理學會臨床心理學組指出，一個健全的臨床心理學課程，需要有師資、評核機制、傳授模式等合適的配套。要培養一個有合適專業水平的臨床心理學家，該些細節比起博士或碩士學位的銜頭更為重要。學組副主席鮑偉豪坦言，不同國家的學制不一，相關國家認可的臨床心理學課程，有博士也有碩士，在學歷通脹的形勢下，不少海外的臨床心理學課程陸續由碩士課程轉至博士課程。然而，香港現時由港大及中大學提供的臨床心理學課程，受教資會資助，仍然維持在碩士學位的水平，學組認為本地臨床心理學課程在質素上，仍能夠恪守所有培訓的核心元素。
香港心理學會：無法定規管 學會監管有限
香港心理學會臨床心理學組主席潘麥瑞雯指出，臨床心理學家會對個案進行全面的評估，因應個案的情況，考慮受助者接受什麼治療或服務才最有效，並不是因為治療師本身擅長某類治療，就為受助者施以該類治療。她又形容，臨床心理學家的角色，猶如家長的「智囊」，能對家長的疑問、困難作出回應。
陳女士期望，可以有一張合資格的臨床心理學家清單，讓家長尋找心理服務時有所依據。事實上，香港心理學會網頁一直設有「香港註冊心理學家名冊」，列明學會認可的心理學家。惟鮑偉豪承認，學會為民間組織，不容易大肆宣傳其名冊，而且該名冊是業界人士以自願性質參與，並不受法定規管。
鮑偉豪提到，要受精神困擾的人士出來投訴懷疑有問題的治療師並不容易，由於學會並非法定規管團體，外界亦可能認為向學會投訴作用有限。他坦言，涉事者不一定是學會的會員，學會便沒有權力對該人做什麼；即使是會員，「我最多踢佢出會，但佢繼續喺出面執業，我哋冇得控制。」學會期望香港能落實法定註冊制度。
梁太及陳女士覺得上述輔導、治療成效不彰，損失限於時間、金錢，雖然過程中有壓力及不愉快經歷，但個案中的受助者似乎都沒有受到明顯、直接的醫療創傷。鮑偉豪指，正因個案出問題的時候甚難證明，他更希望有機制確保心理學家的專業訓練充足，「有啲嘢，譬如有啲程序好清晰，當然嗰個係容易監管。但另一個角度睇，有啲治療有一定情況個程序唔係咁清楚，咁更加要針對嗰個人，佢（心理學家）受嘅訓練係咪足夠。唯有透過標準嘅確立，某程度上係希望令個質素得以維持。」
政府前年推出「認可醫療專業註冊先導計劃」，涵蓋15個不受法定規管的醫療專業，包括臨床心理學家、聽力學家、牙科治療師、營養師、視覺矯正師、義肢矯形師、言語治療師等。當局委任中大賽馬會公共衞生及基層醫療學院作認證機構，就計劃下每個醫療專業認可一個具廣泛代表性的專業團體，再由該專業團體管理的一份相關醫療專業人員的名冊。獲認可的專業團體日後可於網頁、簽發給會員的註冊證明書上，使用衞生署的「認可標誌」，方便公眾識別。公眾亦可透過相關團體查閱醫療專業人員名冊。
香港心理學會臨床心理學組去年申請參與認可註冊計劃，今年6月接獲中大賽馬會公共衞生及基層醫療學院通知，可進入評審程序。香港心理學會臨床心理學組現時提出的主要註冊標準，包括以本地大學頒發的認可臨床心理學專業碩士課程及訓練為基本要求，以及臨床訓練必須是有在實習機構任職合資格的臨床心理學家作現場督導（on-site supervision）為準則等。學組於去年底及今年中，先後舉行兩場公開諮詢，預計於未來一個月內發布諮詢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