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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傘運4周年】蜘蛛仔Andreas從渾噩青年 投身NGO尋找自身崗位


獅子山頭出現「我要真普選」的黃色直幡。美聯社資料照片

把時鐘撥回2014年10月下旬,當時是雨傘運動的中期:運動陷入膠著,失焦的問題不斷浮現。就在10月23日早上,獅子山頂出現了一幅「我要真普選」的黃色巨型直幡,影像瞬間傳遍整個網絡以及佔領區,仿佛再次為傘運注入一支「毋忘初衷」的強心針,提醒參加者對於爭取真普選的訴求,雖然直幡一天後被除下,但「我要真普選」的標誌性形象已經遍地開花,從佔領區、各大專院校、各處山頭,到處可見其身影,任何人都想像不到其威力如此巨大、震撼,當中包括懸掛直幡的那夥人──「香港蜘蛛仔」。

我唔係一個老練嘅社會行動家,唔會預計社會點樣反應,嗰陣幾廿個電話打來,原來好多嘢唔係你計得盡,或者重新模仿可以有嗰個影響力。

事隔4年,「香港蜘蛛仔」召集人Andreas接受眾新聞訪問時形容,當時的影響力是始料不及的。那天清晨,天還沒有大亮,晨霧仍濃罩整個九龍半島,「香港蜘蛛仔」一眾成員背上數十公斤的背囊登山,目的是將那個籌備了一個星期、一幅6米乘28米黃底黑字的「我要真普選」直幡,懸掛在獅子山的「獅頭」上,直幡由有攀石經驗的人負責懸掛,其他成員則負責拍攝、把守等工作,各司其職。召集人Andreas在山上負責把守,在山下則穿上蜘蛛衫、負責接受傳媒訪問,為什麼自稱香港蜘蛛仔?Andreas表示是成員提議的,「蜘蛛俠蒙住臉做好事,咁正義」,在蜘蛛俠的面罩保護下,沒有洩露任何成員的真實身份,避開大眾獵奇心理,成功讓所有人可以聚焦「我要真普選」的訴求。

四年後,回顧蜘蛛仔懸掛那幅直幡的過程,配上《海闊天空》的音樂,一夥人雄心壯志、齊心協力完成這件事。但沒想到蜘蛛仔Andreas原來在傘運的前幾年,曾經是一個渾渾噩噩的莽撞青年,僅靠炒散兼職維生,終日在圖書館「打書釘」,甚至在傘運期間毅然辭去售貨員一職,究竟Andreas過去的成長經歷,如何塑造那天集合一班人走上獅子山掛直幡、以至是今天的他?

【 雨傘運動4周年專訪系列】

4年前,Andreas在這條馬路上度過無數個晚上。周滿鏗攝

Andreas娓娓道來,原來中學時期的他因讀書成績欠佳,在中五的時候被母親送去美國交流,不諳英文的他去到陌生國家,起初處處碰壁,「搭飛機去到機場,行李嘅英文係咩呢?個陣中五連行李嘅英文都唔知,直到見到有個行李標誌」。一個中五學生隻身來到美國一個偏遠小鎮,身邊全是洋人、沒有亞洲人,面對文化衝擊的同時,他要嘗試獨立自理的生活。一年過去,縱使母親冀望兒子能夠選讀工商管理、日後從商,但Andreas當時心想:「去到美國community college讀唔掂,係咪要繼續駛阿爸阿媽啲錢呢,屋企又唔係有錢」,亦因美國的生活和教育,培育出他探尋學問的心,故他最後選擇回港報讀哲學系,但哲學系課程教邏輯、語理分析哲學,並不是他喜好,反而社會公義分配、權力操作等社會學理論更合他意,他經常在旺角的序言書室流連、參加講座,從John RawlsMichel Foucault,他聽得似懂非懂,覺到有關理論很實用。有得必有失,他被朋友標籤為「憤世嫉俗」,「身邊每個朋友都係咁話我,你變咗啦,你份人吹毛求疵」。

朋友圈討論的話題是事業、升職和家庭,但他就只留意新聞、社會和政治;朋友們任職工程、地產、物流,月薪至少2至3萬,但他就半失業、以圖書館「打書釘」、行山和跑步為樂,僅靠兼職炒散維生,與朋友話不投機,當時的圈子亦短暫決裂。

四年前他曾在訪問中說過:

現時的社會無論有多努力,只能賺到萬多兩萬元,點解社會唔容許有人可以安安樂樂做一個售貨員,唔通每個人都要去炒賣、去投資?就算你肯努力,都返唔到去獅子山精神所講嘅階級流動。

雨傘運動發射87枚催淚彈當天,任職售貨員的Andreas仍在上班期間,卻忍不住走入貨倉偷看手機「佔中喎,堅喎,我就同店長講我走(下班)啦,唔好意思,我唔理啦」。二話不說他就離開工作崗位,衝動的性格並不是無緣無故,他當時早已不滿公司制度,並不如他理想般,反而壓榨員工,「OT加更老馮半個鐘,返貨嘅時候O幾粒鐘,每日返十幾粒鐘,人工真係奀到好緊要得萬三、四元,難聽啲講屙屎都要管『喂,做咩搞咁耐』」。就在「香港蜘蛛仔」懸掛了直幡後不久,公司有次召開員工大會,他在會上宣洩不滿便毅然辭職,他當時一心想投入雨傘運動,同時離開公司不用再受氣。Andreas從哲學系畢業後的5、6年,兼職做過裝修、教會工作、侍應炒散等,期間更試過失業一段日子,他的心態就是:「一唔啱就走,做咩要受你氣?」或許旁人眼中年青時期的Andreas,是一個衝動派,但雨傘運動改變了他嗎?

Andreas在928當天離開工作崗位,親眼目睹警方發射催淚彈。受訪者提供圖片。

金鐘清場 選擇留下被捕

2014年12月11日金鐘清場,Andreas是被捕者之一,他相信坐下來被拘捕,是反映自己有多認真看待雨傘運動。「我覺得如果我個日係金鐘地鐵站走,我會過唔到自己嗰關」,後來警方並沒有起訴他。傘運完結後,他查閱不同公司的背後理念,最後在2014年12月尾在某間NGO找到工作,一做至今已經3年有多。而立之年、從前那個動不動就辭職的「蜘蛛仔」,如今NGO工作讓他變得不再「吹毛求疵」,而是「謙卑自處」。

個人定咗,公司當然有好多乏善可陳嘅地方,但我比其他同年入行嘅同事多幾年人生閱歷,多啲耐性,我看重唔係點去改變間機構,而係我拎到咩去改變自己,你點樣自處,你留喺度點樣有貢獻,比咗個機會我去諗,點樣對社會有貢獻。

早年決裂的朋友圈子亦已經「和好如初」,「去到30歲,友情已經在利益之外,有個同學做總經理,人工搵10萬,但無問題,大家由中學識到而家,好珍惜個種友情」。記者問他,是否已經視NGO為理想的路向?「老實講,唔知。」

傘運過後,社運界出現無力感,遊行人數屢見新低,眼見部分年青人甚至因為社會運動而身陷牢獄,不少人都淡出社運,Andreas如何看待近年對社運的打壓?「大家都問緊同一條問題,我哋爭取唔到要嘅嘢,咁下一步點呢?大家苦思苦想跌入咗個窿度,似乎最有韌力嘅雨傘運動都好似爭取唔到嘢咁,而社會巨輪唔會停,大家衝出去之際,個火就好快會熄」 。記者問Andreas是屬於什麼政治光譜?「老實講,我唔識答,唔係好睇到個出路。」

縱使工作方面穩定了下來,Andreas其實對於前路仍有很多的不確定性。

爭取普選呢下當然係失敗啦,但係個天秤嘅另一面,有咁多人出力貫注咁多嘢落去,個種行動力係好成功。

他說,曾經反覆思考多次究竟雨傘運動是成功或失敗,「雨傘係令我有啲改變,抗爭就係呢個城市有啲野值得你去抗爭、訴求,係同呢個城市有一種連結,如果唔係點解我會走出來搞咁多嘢,點解我要承受法律風險,點解我要走上山頭、接受訪問?」他說自己的位置不可以即時發揮作用,「但如果真係時間來到,你會知點幫到個場運動。」NGO和售貨員的分別,對於他來說,前者在這個城市中更能夠找到可以貢獻的位置。蜘蛛俠故事中的道理歷久常新:能力越大,責任越大。四年前的「香港蜘蛛仔」成員各司其職,有人懂得攀石、有人懂得拍攝等等,最終集結成一支無可比擬的強心針,傘運過了四年,這些參與者各自戴上了他們的蜘蛛面罩繼續堅守崗位:空姐、議員助理、退休教授、導演等等。

4年後,蜘蛛仔Andreas再次披上蜘蛛戰衣,回到獅子山。周滿鏗攝

Andreas早已棄掉他原來那套蜘蛛衫,是因為運動的失敗?還是對雨傘運動不存在任何留戀?「其實件衫係深水埗買返來,好cheap有啲低質,又爆哂線,我自己唔太著重物質,有啲嘢發生咗就發生咗。」Andreas近年間中會上獅子山、也會經過金鐘佔領區,他坦言,已經不會刻意想起傘運這回事,對於傘運亦已經沒有太大感覺和留戀,他認為這是生於獅子山下的上一代人和年輕一代的分別。

雖然如此,四年後的今天,眾新聞邀約Andreas做訪問,記者沒有特別要求,他卻特意買回新的蜘蛛衫,再次登上獅子山,俯瞰九龍半島,Andreas仍然是「香港蜘蛛仔」,但那個戰衣下的魯莽青年已經不復在。

雖然對於雨傘運動沒有留戀,但傘運的確改變了Andreas。周滿鏗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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