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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纏於政治與宗教之間: 中梵關係的歷史回顧(1949-1958)


 

(編者按:梵蒂岡周六發表,表示教廷國務院與外交部次長卡米萊利,與中國副外長王超周六在北京,就主教任命簽署臨時協議,但聲明並沒有透露臨時協議的詳細內容。) 

【撰文:邢福增】
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

近日,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梵蒂岡代表即將就中國天主教主教任命問題簽署協議的傳聞,可謂甚囂塵上。儘管協議不代表雙方正式建立外交關係,但也象徵著中梵關係邁出正常化的重要一步。那麼,到底昔日教廷與中共政權間關係「惡化」的關鍵何在?一般說法是1949年中共建國後,雙方關係即陷入斷絕關係的困局,本文嘗試回到歷史境景作一回顧及疏理。

建國初期的「中」梵關係(1949-1955)

1949年2月中共「解放」南京,教廷駐華公使黎培里總主教(Antonio Riberi)並未隨國民政府徹離,留映出教廷欲尋求與中共建立關係的微妙取態。相反,中共卻刻意冷待教廷,毛澤東曾向所有駐華使節發出要求承認中共政權的聲明,唯獨是黎培里沒有收到。[1]中共的立場是要區別宗教與政治問題,認為天主教長期被帝國主義利用,故要加強反帝愛國的教育,使之變為中國人的宗教事業。[2]周恩來在1951年與天主教人士座談時,指「中國天主教徒應該在教義教理上服從羅馬教宗,卻須徹底割斷與梵蒂岡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聯繫」。[3]
 
1950年,中共企圖在天主教教會內部推動愛國及革新運動,受到教廷堅決反對。由於天主教會的嚴密聖統制,有效抗拒政治力量的干預。對此,中共將教廷反革新運動取態視作敵視新中國的行為。中共中央在1951年3月指示:「不禁止中國天主教與羅馬教廷保持純宗教上的聯繫,但堅決反對羅馬教廷之任何反對人民主主事業和壓制破壞中國天主教實行真正自立革新的言論行動。」[4]期間,中共對黎展開輿論攻擊,最後於9月以「帝國主義間諜」之名將他驅逐出境。[5]

以「帝國主義間諜」之被逐出境的教廷駐華公使黎培里總主教。網上照片

中共對天主教的工作,面對最大的阻力來自國籍的神父主教。在1953年初,據統計2600多名中國神父主教中,只有69名神父、25名代理主教、副主教參加了愛國運動,其中更沒有一名正式主教。[6]1954年,中共全力推展與天主教的鬥爭工作,但仍不反對中國天主教與教廷維持純粹宗教上的聯繫。[7]因此,從1949至1955年間,羅馬教廷與中國天主教會間的宗教關係仍未中斷,教廷仍在中國任命了18位中國籍主教。[8]
 
可以說,在中共建國初期,羅馬教廷雖反對共產主義,但不排除與中共政權建立關係;而中共在反對天主教與帝國主義有聯繫的同時,卻又願意維持天主教會與教廷在宗教上的關係。雙方的爭端,在於中共在反帝愛國名義下,對中國天主教進行的革新與改造。
 
當我們再了解教廷與退守台灣的中華民國的關係時,當更清楚梵蒂岡在對華政策上的取態。事實上,教廷與台灣方面的關係,一直受到中國大陸形勢的牽制。1949年8月,中華民國駐教廷公使吳經熊離職後,教廷為免刺激中共,對中華民國外交部再派公使的決定,一直暫緩執行。[9]正如前述,教廷駐華公使黎培里總主教最初仍留守南京,尋求與中共間的溝通。及至黎培里被中共驅逐出境,也只是留在香港,而沒有立即前赴台灣。直至1952年6月,教廷才表示計劃遷駐華公使館至台北,8月,並將台北升為總主教區,台灣列為中國第21個教省。10月,黎培里抵台,但卻表示來台為祝聖台北總主教,而非以公使身分。[10]同時,中華民國派駐教廷的使節,也延至1954年8月才啟程履新。原因正是黎培里擔心此舉會觸怒中共,影響在中國的傳教士的安危。[11]凡此種種取態,在在引起台灣國民政府及在台天主教會的不滿。

中共對天主教的全面鬥爭(1955-1957)

由於受到中國天主教主教及神父的抵制,中共針對天主教的愛國運動一直難以全面展開。相對於基督教早於1951年已在黨國支持下成立了愛國組織,[12]天主教方面計劃成立的「愛國會」,卻一直未能落實。原因在於,中共未能爭取到足夠數目的神父及主教支持。[13]1955年,教宗庇護十二世(Pius XII)宣佈將支持愛國運動的南京教區代理主教李維光「絕罰」,成為中共建國後首位被教廷絕罰的神職人員。
 
在中共眼中,天主教上海教區成為向天主教發動鬥爭的主要陣地。[14]1955年9月,中國政府宣佈破獲以上海教區龔品梅主教為首的反革命集團,並在全國各地逮捕反對革新的神父及教友。[15]中共上海市委指出,此舉成功將迫使上海大部分神甫在愛國宣言上簽名。[16]此時,中共仍強調「表面上仍不與梵蒂岡公開決裂,這樣作在國際活動上於我有利,也更主動」。[17]

上海教區原主教龔品梅被冠以反革命罪名遭拘捕。網上照片

隨著全國肅清反革命運動的浪潮進行對天主教的鬥爭,中共評估天主教內的愛國勢力已具條件,於1957年7月15日召開中國天主教教友代表會議。出席者包括全國100多個教區的241名代表,包括主教(11名)、宗座總理(4名)、代主教、副主教(58名)、神父(84名)、修士及修女(10名)及教徒代表(74名)。[18]會議期間,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後易名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在政府支持下成立,愛國會成為中國天主教在特殊政治環境下的產物。
 
國務院分管天主教及基督教的秘書長習仲勳在會議上,特別就與梵蒂岡的關係作出講話,他首先指出,中國天主教與梵蒂岡間,除了宗教的關係外,更重要的,是「兩個根本對立的政治立場問題」。因此,必須「打破梵蒂岡假借宗教干涉我國內政的陰謀,與梵蒂岡徹底割斷政治上的一切聯繫」,只有這樣,才能「有利於教會本身的純宗教聯繫」。他總結了四個問題:
 
(一)解放後梵蒂岡指揮與支持在中國的帝國主義分子(一部分外籍傳教士)和暗藏在天主教內的反革命分子,對新中國進行各種陰謀破壞活動,號召傳教士和教徒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
(二)梵蒂岡支持蔣介石集團,派代表黎培里在台灣進行反對新中國的活動。
(三)梵蒂岡支持于斌在國外到處活動,集結力量進行破壞新中國的罪惡活動。
(四)干涉與阻撓中國天主教徒的反帝愛國運動,並從各方面打擊愛國神職人員與教徒。
 
他指出,「有人提出新中國與梵蒂岡建立所謂『邦交』,發生宗教聯繫,這不是承認兩個中國嗎?這能說是建立了一種合理的友好平等的宗教關係嗎?」只有在梵方「改變了敵視新中國政策的前提外,天主教才可以和梵蒂岡發生宗教事務上的關係」。[19]

自選自聖主教(1958)

會議期間,教廷傳信部就上海教區代理主教張士琅的問題,與中國天主教出現對立。查上海教區原主教龔品梅被捕後,教區於1956年3月選出張為代理主教,並按教會法典規定,報教廷傳信部備案。1957年7月,傳信部正式致函上海教區,以教宗名義否決有關安排。結果,中國天主教教友代表會議全體代表,對教廷此舉作出「嚴出抗議」。[20]會後,國務院宗教事務局黨組作出決定,指出:

報梵蒂岡批准可能加深落後的神職人員和教徒群眾對梵蒂岡的幻想,有礙於打破梵蒂岡把持操縱中國天主教的鬥爭。因此,今後天主教選舉主教(或代主教)後不應報梵通岡批准,只通知梵蒂岡一下即可,不管梵蒂岡承認或不承認選出來的主教或代主教就可行使主教或代主教的職權,將來這種事逐漸辦多了,成為一種力量了,連通知也不必要了,中國天主教可以逐步脫離梵蒂岡的控制而實現獨立自主。[21]

 1957年12月,成都教區召開代表會議,選出李熙亭為主教,唐俊及李道揆為副主教。當時亦有呈報教廷,但未有舉行祝聖禮。1958年3月,漢口及武昌教區再以「選舉」方式選出董光清及袁文華為主教。當時,為兩個教區均向傳信部拍發電報,祈獲教宗許可。但傳信部回覆委任主教的權力是教宗所有,不能以選舉取代,未經教宗許可擅自祝聖主教者,包括主禮祝聖者及接受祝聖者,均受到自動絕罰。4月,武漢及漢口分別舉行主教祝聖禮,正式開啟了「自選自聖」的先河。[22]
 
至1958年7 月,南京、濟南、太原、開封、柄州、昆明等十九個教區先後進行自選主教,部分又進行自聖。對於主教人選,中共指出:

只要是教徒群眾擁護和本人敢幹,而不是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人即可。當選主教的人,如係政治上擁護黨的領導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左派和中左分子,當然很好,也應爭取這些人當選,如這樣的人選一時培養不出來,而不得不選舉一些中中分子或者中右分子,也亦不可怕。只要同梵蒂崗鬥爭的大勢已成,獨立自主辦教會的大局已定,他們就會弄假成真,靠攏前來。如果其中有些人當選主教後變壞了,我們就發動教徒群眾揭露他,搞臭他,把他罷免掉,另選別人。這樣做,既提高了教徒群眾的政治覺悟,又破除了他們對主教的迷信。

同時,自選的主教也應向當地宗教事務部門備案,以便於政府對教會的管理。[23]
 
儘管面對巨大的政治打壓甚至被捕,仍有不少神職人員不願參加愛國會,並且與梵蒂岡維持密切關係。自選自聖主教是中國教會與教廷關係公開破裂的導火線,也成為中國天主教會日後分裂成愛國教會與地下教會的重要歷史背景。據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及主教團的資料,自1958年至2000年間,中國天主教已經自選自聖了179位主教。[24]

小結

回顧歷史,可見中共與梵蒂岡間的關係,在五十年代呈現了曲折轉變。對中共而言,一直將中梵關係中的宗教與政治問題區別對待,一方面容許中國天主教會在宗教上與教廷維持某種聯繫,另方面卻堅決反對梵蒂崗在政治的反共反華立場。具體而言,中共是要在中國天主教內進行反帝愛國的革新運動,成立愛國會,將中國天主教納入黨國宗教管理體制,成為接受黨領導的愛國教會。對梵蒂崗而言,雖然公開表達反共立場,卻在中共建國後,尋求與新政權的溝通與建立關係。不過,由於教廷對天主教革新運動的抵制,導致中共決定以「反革命」之名,對反革新勢力展開全面鬥爭,並成功在1957年成立愛國會,建立黨領導中國天主教會的體制。此時中共亦未與教廷公開決裂,因此仍同意自選主教報呈教廷,但由於此舉觸動了教廷的聖統制底線,最後促成中梵關係的全面決裂。不過,中(共)梵的關係破裂,卻促成了台(中華民國)梵關係的鞏固。1958年新選出的教宗若廿三世(John XXIII)對中國大陸天主教的情況感到失望,因而強化了對台的外交關係。1959年6月,中華民國駐教廷公使館,正式升格為大使館。[25]
 
中梵就主教任命問題,在一片爭議聲中,特別是中國宗教自由現況充滿憂慮的情況下,已展開了頻繁對話及談判。梵議一旦簽署,意味著中梵關係出現進入新的階段。要準確及全面評估主教命協議的意義,還是需要回到歷史,認識天主教愛國會及中國主教的自選自聖問題的產生背景及其涉及的政教張力。

註釋:
[1] 陳聰銘:《中梵外交史:兩岸與教廷關係(1912-1978)》(台北:光啟,2016),頁225至226。
[2] 〈中共關於天主教、基督教問題的指示(1950年7月23日)〉,中共中央統戰部編:《統戰政策文件彙編》,冊4(北京:中共中央統戰部,1958),下稱《統戰文件》,頁1911。
[3] 轉引自陳聰銘:《中梵外交史》,頁243。
[4] 〈中共中央關於處理中國天主教徒與羅馬教廷關係問題的指示(1951年3月7日),《統戰文件》,冊4,頁1934。
[5] 〈社論:驅逐帝國主義分子黎培里出中國〉,《人民日報》,1951年9月4日。
[6] 〈中央關於天主教工作的指示(1953年2月6日)〉,《統戰文件》,冊4,頁1971。
[7] 〈陸定一同志在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的總貼〉,《統戰文件》,冊4,頁1992。
[8] 林瑞琪:《誰主沉浮:中國天主教當代歷史反省》(香港:聖神研究中心,1994),頁68至69。大部分是1949至1951年任命的,1952及1955年僅各僅一位。
[9] 陳聰銘:《中梵外交史》,頁228至229。
[10] 陳聰銘:《中梵外交史》,頁256至259。
[11] 陳聰銘:《中梵外交史》,頁259至260。

至1954年初,天主教留在中國的外籍傳教士,仍有300人(包括已判刑的17人、在押審訊的60人、即將驅逐的34人,準許留下的23人,餘下未處理的166人)。〈關於全國宗教工作會議的報告〉,《統戰文件》,冊4,頁1983。
[12] 1951年,中國基督教三自革新運動籌委會成立,1954年,改組為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
[13] 〈中央關於天主教工作的指示(1953年2月6日)〉,頁1970。
[14] 關於中共對上海教區的鬥爭,參Paul P. Mariani, Church Militant: Bishop Kung and Catholic Resistance in Communist Shanghai(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15] 〈社論:必須劃清敵我界限〉,《解放日報》,1955年9月14日。
[16] 〈上海市委關於上海天主教工作中的兩個問題請示報告〉,《統戰文件》,冊4,頁2063。
[17] 〈中共中央對上海市委「關於上海天主教工作中的兩個問題請示報告」的批示(1956年2月25日)〉,《統戰文件》,冊4,頁2062。
[18] 〈中國天主教教友代表會議代表教內身份統計〉,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編:《中國天主教教友代表會議專輯》(1957),頁159。實際出席者237人,4人因病請假。
[19] 〈國務院習仲勳秘書長在中國天主教教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國天主教教友代表會議專輯》,頁11至12。
[20] 〈對羅馬教廷否認上海教區合法代理主教張士琅的抗議(1957年7月27日通過)〉,《中國天主教教友代表會議專輯》,頁25。
[21] 〈中共中央批發宗教事務局黨組關於中國天主教代表會議的報告(1957年12月10日),《統戰文件》,冊4,頁2086。
[22] 林瑞琪:《誰主沉浮》,頁79至83。
[23] 〈中央轉批國務阮宗教事務局黨組關於天主教自選自聖主教工作中的幾個具體問題和意見的報告(1958年7月30日)〉,《統戰文件》,冊4,頁2136至2138。
[24] 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中國天主教主教團編:《中國天主教獨立自主自辦教會教育教材(試用本)》(北京:宗教文化,2002),頁172。
[25] 陳聰銘:《中梵外交史》,頁272至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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