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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竹的餘悸下記念四年前那一夜


 

(編者按:作者在雨傘運動中,是五名和政府談判的學聯代表之一。現為香港大學法學專業證書(PCLL)學生。

【撰文:梁麗幗】

若不是得前輩提醒,也沒有想到要寫關於四年前9.28那一夜的事情。但前輩一個訊息,驚醒了我這個夢中人,2018年9月28日,便是四周年。多個團體都有一些記念9.28的活動,將在9.28當晚舉行。前輩想我寫一些關於9.28的東西,我很是樂意,卻有些事情不知從何說起是好。於是我草草把原來寫了一半有關颱風山竹的文章刪去,想要從頭再寫。

但近日山竹襲港、之後滿目瘡痍的香港,一眾市民包括我所做的,其實跟四年前那場運動還是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山竹蹂躪香港後的星期二,便有朋友發佈有關新界一些村落缺水斷電的訊息,呼朋喚友的想要找人送水及發電機進去。這些朋友,正好是大約四年前,因著運動及一些後續事件結識的。最後在星期三之前,新界的這些村落水電供應已回復正常,我們便改為到街頭清理斷樹雜物。

我近日在大學校園結識了一些外國來的學生,其中有新生告訴我,他選擇到香港大學念書與佔領運動有切不斷的關係。他對四年前發生的事情頗有興趣,甚至問我如何才可以成為港大學生會幹事,為香港民主出一分力。他在自己的國家,也曾參與青瓦台前要求南韓前總統朴槿惠下台的集會,如今他來到香港,竟然願意為這個萍水相逢的地方出力。

另有一位本地學生,平日表現出一副對政治,乃至政策議題都興趣缺缺的樣子。有一次,我拿他這種態度打趣,他卻忽然面露認真的神情,對我說:「其實我以前好關心政治,我9.28喺金鐘食咗好多催淚彈,成塊面都紅哂。」我很想了解他後來的轉變,即使我深諳那很可能是我們這些當日擁著決策權的人一手造成的。

4年前的928,87枚催淚彈改變了很多人的命運。美聯社

沒有爭辯的餘地,用最基本的目的與手段來看,四年前的我們,跟成功是沾不著邊。但原來也真有很多人的生命,因四年前有所改變。且這些改變,仍默默影響著2018年的他們,甚至未來十年的他們,讓他們的生命有更多可能及未知數。

2018年的政府有更好嗎?香港的行政長官由一個較聰明的人擔任。在民怨載道的時候,她可以面不紅氣不喘的說市民「攞特首出氣冇問題,特首可以俾人鬧」,彷彿那是氣度。但說穿了,那不過是晦氣說話,重點在前句,意指市民批評政府,不過為了出氣。

面對特區政府猛受抨擊,有聲音指政府早該根據香港法例第241章《緊急情況規例條例》第2(1)條:「在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認為屬緊急情況或危害公安的情況時,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訂立任何他認為合乎公眾利益的規例。」把9月17日當日列為公眾假期。行政長官還只是一貫的不以為然,一句「每位法律界人士對於香港法例的詮釋都可能有他自己那套」,並說這會是沒有法律基礎的決定,罔下這樣的決定是不負責任做法。

特首林鄭月娥認為,山竹過後「停工」的決定沒有法律基礎,僱主僱員互諒最適合香港。

行政長官的這個說法,基本上就是擺明了車馬不願意扛上自己的行政職責。縱然法律界人士的確對條例的詮釋有所不同(例如有資深大律師認為條例只適用於暴動、戒嚴的情況,亦即「緊急情況」及「危害公安的情況」都同樣指《公安條例》下的罪行所引發的情況),行政長官仍有責任去下判斷哪種詮釋合理,進而決定是否及如何行使權力。

何況有不同的詮釋,不等於詮釋沒有高低。在1949年,立法局把條例第2(1)條改成現在的模樣時,並沒有表明那是為了《公安條例》下的罪行所引發的情況。反之在討論修改過程中,一直以來「緊急情況」(emergency)及「危害公安的情況」(public danger)都是並列的,其意思亦應有所不同,不大可能只是指暴動、戒嚴這些只屬「危害公安的情況」 。假如如資深大律師所言,只有暴動、戒嚴的情況行政機關才可行駛權力,試問1971年因為免港元因國際貨幣制度不穩而波動,宣佈12月20日為緊急公眾假期,又是否不合法?而惡劣天氣對市民大眾人身安全構成危險,或出現交通系統不勝負荷,人多意外頻生的情況,是否真不可能理解為「緊急情況」或「危害公安的情況」?

筆者亦絕對明白及認同行政機關在行使此項權力上必須謹慎。1967年港英政府曾因應暴動事件,引用《緊急規例條例》,頒布緊急法令。這樣的做法不無爭議,因著這些緊急法令而鋃鐺入獄的青年(如今已步入老年)中仍有人意欲「翻案」。即使時至今日英國上訴庭已難以還他實質的公義(假如這公義真當還),但對心有不甘的當事人來說,「翻案」還是有莫大的象徵意義,而史書上自已記下了這一筆。前車可鑑,今日行政長官所說的「欠法律基礎」,觀乎她在一地兩檢、DQ議員上不遺餘力地「教育民眾」相關「法律基礎」,可見如有一日,再出現一些行政長官或更高位者意欲達到的目的,屆時《緊急情況規例條例》還是可以被挪用、粉飾成「法律基礎」。

誠然,香港政府一旦引用《緊急情況規例條例》,可能是開了潘朵拉的盒子。如基本法第18(4)條中列明,人大常委有權宣佈戰爭狀態或因香港發生「危及國家統一或安全的動亂」而決定香港進入緊急狀態,屆時法院是否仍能擔當這個權衡的角色,決定緊急法令是否合法,還是上有人大、只能受縛,至今猶未知。因此,到頭來,平衡《緊急情況規例條例》下行政機關的權力,以及對人權的侵害,還是需要行政機關主動作出權衡。大權在手,應用的時候要果斷用之,不應用的時候也應當有完整的交代說法,才是正道。如今行政長官選擇性地在某些議題上突然「奉法行事」,另些議題上卻「裝癡賣傻」,司馬昭之心可謂昭然若揭。

肇者(左一)是雨傘運動期間,與政府進行談判的五名學聯代表之一。美聯社

民主不可能是一切的答案,甚至可能引發更多問題。但民主產生的政府,相信行政首長也不能毫無後果地對著鏡頭向市民發晦氣,而當決策失誤,她也不可能以一句「法律界人士對法例有不同詮釋」,對立法機關議員的質疑輕輕帶過。

希望有一天我們對這些無稽的情況,不用再只以窘笑,或者臉書上的「嬲嬲」,輕輕帶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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