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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傘運4周年】前學聯常委陳珏軒 揹起學聯的債走過傘後抑鬱


 

「四年了,政權始終都係要去追究的時候,正好係一個機會畀我地回憶番呢件事,去記得每一個為運動犧牲的人,不論有無被人告都好。」陳珏軒說。傘運那年,他正就讀樹仁大學社會學系,亦是學生會外務副會長、學聯常委,被捕過三次但從未被起訴。他不是與政府對談的「學聯五子」、沒有在運動中成為傳媒的寵兒、沒有出入法庭被官司纏身,亦不用承受牢獄之苦。然而,學聯在傘運欠下的債,他揹起來仍覺很重。

接受訪問的這晚,他剛從立法會下班。他現職立法會議員區諾軒辦事處議員助理,亦是香港眾志副秘書長。四年前,21歲的他在立法會外經歷了一場人生最難捱的戰役;四年後,他在立法會內重新找到自己在民主運動的定位。

他在在快餐店內三扒兩撥就解決了兩件雞一碗飯,不消十分鐘,然後談起自己在2015年經歷的一整年「傘後抑鬱」,「原來你經歷過一場戰役之後,你去唔番以前。去唔番嗰種好有活力、好有憧憬、好有熱情的狀態,哪怕你幾咁愛香港、哪怕你幾咁堅持某啲價值。理性上同感性都好清楚,我應該繼續堅持,係呀,我統統都知道,但係經歷過雨傘之後,你會、你會開始懷疑呢啲嘢,或者會話,知呀但可以點。」

【雨傘運動4周年專訪系列】

阿軒現職區諾軒立法會辦事處,每天都看見曾經佔領過的馬路。莊曉彤攝

阿軒在傘運期間大多留守銅鑼灣佔領區,他開玩笑說自己像是被發配邊疆的人,事實上銅鑼灣佔領區本身在運動裡亦扮演邊緣角色。據阿軒憶述,10月開始很多人走去金鐘或旺角,留守的人也討論過是否應該徹離,但終決定留到最後,「我哋呢個佔領區應該有幾耐留幾耐,因為覺得如果我地呢度摺咗,呢度嘅警察就會全部調晒去其他佔領區,反而仲危險。」銅鑼灣就成為了物資中轉站,因為早期聚集的人多,物資較充裕,其後當金鐘或旺角有需要時就可以轉送。

11月30日行動升級當晚,阿軒送生理鹽水等急救物資到金鐘,本想放下物資就回銅鑼灣,但因為送抵時已經接近行動開始,於是留在現場。「我去咗草地佔領人群個邊,個時好多人喺外面旁觀,我記得裡面有啲人嗌:『你哋掛住食花生,落來先得架。』有啲甚至係嬲的、粗口爛舌的,咩你、媽叉你,見死不救咁樣。個時感受到,佔領區的人已經好分裂,大家可能唔同路線、唔同抗爭理念,互相可能好仇視對方。應該有好多人遭遇暴力的打壓,所以他們先至咁樣。」臨近清晨,警方派速龍清場,升級行動以失敗告終,海富中心通往添馬公園的天橋在清晨已經暢通無阻,公務員繼續上班。

阿軒之後回到銅鑼灣,事後「學聯五子」的周永康、梁麗幗等來到銅鑼灣佔領區,向佔領人士道歉。「我記得個次都唔係好愉快,即係被佔領區的人鬧、狠狠的鬧,鬧咗一大餐,但而家記憶好模糊了,唔太記得講咩,應該都係幾難堪的,大家(學聯成員)一齊被人鬧。」阿軒形容,這是他參與運動期間最難堪的一段經歷,回想當時認識到行動失敗收場的心情,「個陣時係噏的,好噏的,諗緊係咪自己唔好呢,係咪太蠢呢。」他反覆輒問自己:行動不是應事先深思熟慮、確保參與者平平安安嗎?有風險的話,是否應講明風險程度,以及呼籲大家做好保護措施,之後才行事?

「作為其中一個學生代表,呢個債係揹硬的」阿軒說。

曾經的銅鑼灣佔領區,電車站一邊是佔領區,另一邊繼續行車。莊曉彤攝

阿軒留守銅鑼灣,但每日望向金鐘,總覺一鼓無力感壓在心頭,「好多時都係好孤獨難捱地擔憂,係苦苦盼望,唔知周圍的人或者戰友的情況係點。」他想知道金鐘的人在做甚麼、學聯戰友在做甚麼、以至運動在做甚麼、自己在做甚麼?

他強烈感覺到政府打出拖延牌後,學聯「好無牌出」。說話頗深思熟慮的他,語速突然快起來:

你知道個樣嘢會越來越差,感覺就係一個患咗絕症的人,但你唔知自己幾時死,你知你會死,但你唔知你幾時死,但你覺得你就嚟死,但係你又想做啲嘢去改變佢,但係你又做唔到,仲要可能令到件事更加差。

他說話常帶著「或者」,好像為了讓說法更圓滿,但這回他很確實地表達,那種患了絕症的感覺是多麼的令人沮喪。

而這種無力感,加上學聯的債,令他在傘運後情緒低落,但有時候只能「死頂」,「死頂」又再令他更一厥不振。2014年12月,他卸下樹仁學生會副會長的職務,但翌年因為沒有同學想擔任學生會會長,他就「硬食」做會長,「斷莊的話,遺留落來的經驗、未完成的事情,就斷了,就無人再代表樹仁的同學去發聲、或者行動,喺學界出一分力。個時覺得唔可以咁樣,就點都要上。但係,事實證明夾硬嚟真係好差。」

阿軒提起當年的莊員,時而緊抿雙唇,「個年係,真係辛苦咗我啲莊員,我真係無乜做嘢,長期勁抑鬱,工作效率勁慢,或者做啲手板眼見功夫嘢,可能作為一個領袖應有的信心、判斷力,完全發揮唔到出來,所以係對當年的莊員好愧疚、好愧疚。人哋可能傘後想為學生會做啲嘢、想為社會做啲嘢,但我畀到他們的可能是一次又一次災難,或者可能好多嘢要他們善後,我係勁抱歉同埋勁對唔住他們。」面對一事無成的自己,彷如墮入惡性循環:「即係頂就頂咗個年,但對於、對於自己仲能夠做到啲乜嘢,好懷疑、好挫敗、好灰心。」

那時候,就連來自建制派的批評,也會令他質疑自己,「以前都會被人鬧,但個時被人鬧係真係會自我懷疑,係咪真係我做咗咩好錯的嘢呢?係咪真係令到好多人受到傷害?當然係指對普遍支持民主的人。但個啲明明係來自建制的責罵,都係會不停question自己。」阿軒記得,傘後就算只是穿件學聯T-shirt出街,都會被人指罵是「搞事」。

阿軒兩度「上莊」,傘後一年擔任學生會會長。受訪者提供

阿軒不得已上第二次莊(學生會),接續受到「退聯潮」打擊。「頭半年你都係看住學聯逐步被人拆散。你一路以來都好靠個平台,你覺得個平台好有價值的,能夠幫唔同學生會的朋友,一齊去擺站、做行動。一五年面對的,係一次又一次公投,然後話畀你聽一間又一間去晒。」昔日與阿軒一齊搞罷課的戰友,也想過在樹仁搞退聯,最終沒有成事。

但這種傘運前後的氣氛落差,令阿軒灰心。他形容,「個種氣氛係,係令你更加挫敗,唔知點樣去講起,即係我點樣再慢慢解釋:其實唔係咁,其實係好多嘢都逼於無奈,如果有個更好的做法,係一定會做,但個剎嗰諗唔到。」與昔日戰友不能再無所不談,見面都會有點尷尬,「時間耐咗之後,大家相對放得開,再見亦是朋友,但一定唔會係以前一齊打拼,個種咁親密的狀態。」值得慶幸的是,如今他與傘運後投向不同派系的朋友,沒有你死我活的批鬥,反而互相理解多了,明白對方的難處。

阿軒這年沉溺在「傘後抑鬱」之中,他自己亦意識到這個狀態不好,但始終沒有主動求助,「真係唔會突登去搵協助,我諗係我份人比較會掩飾自己負面的情緒,會扮堅強,我唔知係咪做社運,或者做抗爭,長期要保持正面或者硬朗個種感覺而引致的。」他亦承認這讓身邊的「莊員」受苦,覺得彼此不坦誠,關係逐漸疏離。

阿軒積極推動2014年學界罷課,罷課首日集會在中文大學「仲門」前。莊曉彤攝

一整年下來,阿軒只是累積了更多無力感與挫敗感。直到2016年頭,他主動到街工葵盛東邨擔任區議員助理,無意中紓解了自己的情緒困擾。他解釋為何會願意嘗試新工作:

因為做咗兩年學生會感覺很挫敗,覺得自己要嘗試接觸一吓學生、青年以外的香港人,看看他們在想甚麼、如何令他們也一同爭取民主。
個時開心番啲,好似街坊真係當你係仔、當你係孫咁樣,有嘢就請吓你食,同你呻吓湊仔經呀,啲老人家講自己以前點解會搬入來葵盛呢,喺附近工廠做啲乜嘢,織到塊好靚的布呀。反而呢啲嘢係令我走出不停自責或者係苦惱、不停鑽牛角尖,而係諗我點樣去關心一個人呢,我點樣可以同人建立一段關係呢。我覺得呢個係改變咗自己個種好陰沉、或者唔想去接觸、好自責的情緒。

這段時間,他全職做議員助理,因為最後一年大學生活要上的課堂不多。他將全盤心機投放到地區工作,「自己好似真係放低咗啲政治路線、咩學運前途、或者放低咗好多以社會運動為主軸的諗法⋯⋯我試下諗一般市民、街坊,他們平時係點生活、諗啲乜嘢。我自己都可以安頓吓、靜吓。」 他找回了自己可以做的事。

可能覺得,改變唔係一朝一夕可以做的,即係以前當係道理咁聽,但係而家可能係有真切的體會,就係原來你要人哋肯聽你講嘢或者信服你,其實你係要用好長時間去了解他嗰套語言,去了解他的生活形態,同他生活接到軌、對到嘴,大家同步到,他先會肯慢慢聽你講嘢,成為你的伙伴。
阿軒站在夏愨道旁,背後的馬路不復見傘運的痕跡。莊曉彤攝

及至2016年9月,昔日的學聯戰友羅冠聰,當上港島區立法會議員,二人再次見面,「就講起他嗰到請緊人,問我有無興趣,咁就相談甚歡!就去咗做,我11月入職的。去咗立法會,好多嘢就風風火火,2個月後DQ,一七年坐監。就係因為咁,加入咗眾志,等他們出來(眾志羅冠聰及黃之鋒於2017年入獄6至8個月),而家做咗區軒議助。」

談起羅冠聰,阿軒當時因為街工的工作而未有協助阿聰競選,但在投票日的清晨5時49分,他在Facebook寫下與阿聰的共同經歷,寫到「在我頹喪、迷失的日子,他(阿聰)沒有退避、更沒有怨恨誰,就只有硬食、和繼續做應做的事。」他覺得阿聰憑謙卑與誠意打動許多人,打出漂亮的「逆轉勝」,這種韌力亦感動阿軒,他同時覺得這是傘運精神的延續,一種「唔服輸、打不死的精神」,所以只要幫到手他都會幫阿聰。

傘運過後,一切回復正常,曾經佔領的馬路剩下行車,那年的粉筆畫、瀝青裡栽下的花都一一消失。儘管如此,阿軒覺得經歷過傘運的人,都留低了陰影甚或創傷。

雨傘,我諗每個人都係一個受難者,亦都係一個倖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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