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新聞 Logo
眾新聞 CitizenNews
眾說

談港澳工委在67暴動中的角色──回應余汝信先生對我的責難


 

文革史學家余汝信先生在《明報月刊》十月號撰文批評拙作《香港六七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質疑筆者的動機。他說:「程翔先生不顧事實地誇大港澳工委作用,將港澳工委與北京切割,不禁使人產生一個疑問:這樣做,到底用意何在?」又說筆者「誅心之論,毫無事實根據」,更誣告「程翔劍指中共派駐港澳地區的廳局級單位──港澳工委」。用到「劍指」一詞,他對我的指控不可謂不嚴重,似乎非要把我打成港澳工委的敵人不可。以他的邏輯,我是否可以詰問他竭力把責任推給北京,是否刻意為港澳工委洗刷罪責?但這樣的質問,只會流於意氣之爭,對釐清歷史事實毫無裨益。

《明報月刊》十月號
余汝信在《明報月刊》十月號的文章:「六七暴動」的發起者是港澳工委嗎?

限於篇幅,筆者集中回應他幾個問題:一,周恩來有沒有主動發動67暴動?二,周恩來在67暴動中的領導角色,是主動還是被動?三,暴動是否港澳工委發動?四,港澳工委發動67暴動的目的是什麼?五,港澳工委為什麼能夠發起一場大規模的暴動?

 一,周恩來有沒有主動發動暴動?

余先生指摘我把「原來清楚的,將其又再搞渾濁了。最明顯的就是究竟誰是「六七暴動」的發動者和領導者?程翔就將其說顛倒了」。

我同余先生的最大分歧在於周恩來有沒有主動地在香港策劃、發動一場暴動,而不在於周恩來是否在這場暴動中擔任領導角色,對於後者我們沒有分歧。

余先生引用了廖承志5月12日的請示報告。這個材料是他在其大作《香港,1967》中列舉十三個證據力證「六七暴動」是周恩來發動和領導的第一個證據。那麼讓我們看看這個報告是如何形成的。根據吳荻舟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八日的交代材料說:「接到X委、四處關於膠花廠的鬥爭計劃時,......提了一個意見,送給廖承志批,大意:通過鬥爭擴大我在該廠的進步力量,擬同意XX委的計劃,並由X X委抓總,X委配合。」這個交代材料清晰地表明事件的順序:

1. X委(按:應該是指工委)提交鬥爭計畫送廖承志批准;

2. 廖承志參考其他人的意見後形成「關於香港愛國同胞反迫害鬥爭的初步意見」,他表態「擬同意計畫」後再報周恩來批准;

3. 周恩來批准,並囑下面照辦。

從這裏可以看到,事件的先後順序是如此清楚,即:先由地方提出鬥爭方案,再經中央批准,而不是中央下達鬥爭指令,要地方執行。不明白為什麼余先生反而覺得「這個過程已可充分說明﹕反英抗暴的啟動者就是北京及周恩來本人」。

筆者遍尋資料都找不到任何證據足以證明周恩來是發動者。1967年時,文化大革命已經令國內危機四伏,周恩來已處於一種焦頭爛額四出撲火的狀態,他有什麼理由再在香港發動另一個有可能觸發中英軍事衝突的危機?根據金堯如的回憶,文革初起時,周恩來三令五申香港不搞文革。根據羅孚的回憶,當新華社內部有人(他點出是黃文放)要發動文革時,周恩來把他召到北京訓斥幾天。根據吳荻舟的《六七筆記》4月24日的記載,陳毅說:「90%組織起來,也不解放」,這就清楚說明,從文革開始直到暴動前夕,中央都沒有借動亂來改變香港現狀的想法。在這種情形下,周恩來有什麼誘因去發動暴動呢?

根據吳荻舟《六七筆記》4月24日的記載,陳毅說:「90%組織起來,也不解放」。程翔《香港六七暴動始末》頁282。(牛津大學出版社)

二,周恩來在67暴動中的領導角色,是主動領導還是被動領導?

余先生引述吳荻舟的說話:「這次鬥爭總理親自抓」,就認定周的領導是主動的。我沒有否認周的領導角色。問題是,我覺得需要區分主動領導和被動領導。余先生認為,周恩來從一開始就是主動領導,他說:「作為中共第三把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都不是主動領導,那麼誰才是主動領導呢?」對此筆者難以苟同,最能夠說明他是被動領導的,莫如火燒英國代辦處一事。根據吳荻舟的回憶:

回到外辦沒兩三天,火燒英代辦處的事就發生了。後來知道是姚登山等包圍總理,逼總理在報告(筆者按:指對英國發出48小時的最後通牒)中簽字,僵持兩、三十小時,醫生護士給總理送藥時說總理有病,不能這樣做,要讓總理休息,他們就是不聽,搞疲勞轟炸,最後總理被迫簽字。總理為此一再向毛主席自我檢討。毛主席說外交大權旁落了四天,你是被迫簽字的,別再檢討了。(見吳荻舟1986年在廣東省從化溫泉的訪問稿)

如果暴動是由周恩來主動領導的,他會令自己陷入一個被迫簽字的局面嗎?

除了這個例子外,吳荻舟的《六七筆記》也記載了周恩來是被動地、無奈地負起領導的心態。例如他在5月27日批評港共「迫中央上馬」,他更擔心「搞不好,要搞出一個提前收回香港」的局面(前兩者見《六七筆記》5月27日條,後者見余長更:《周恩來遙控反英抗暴內情》,載《九十年代》1997年5月號)。當天會議後,吳荻舟根據周的講話,整理出一份記錄《總理關於反迫害鬥爭的主要指示》,其中第六點說:「不能陷中央於被動,迫中央上馬,在那裏打一仗」。如果是他主動領導這場暴動,他會有這種被迫上馬、被迫在香港打一仗的無奈感嗎?

1996年5月,《九十年代》雜誌之六七暴動專輯,以周恩來身邊工作的余長更(筆名)長文最具份量。圖為雜誌封面,由李怡提供。

余先生認為我「放大」了周恩來指責港共「迫中央上馬」這一點(即是說我誇大了這句話的重要性),那麼我們不妨看看暴動後中央是如何評論這場暴動:

其一,1978年初,廖承志召開港澳工作會議,形成了《關於港澳工作會議預備會議情況的報告》,報告明確指出:「1967年香港發生所謂『反英抗暴鬥爭』,以及隨之而來的一系列做法是與中央的方針不符合的」。「『反英抗暴鬥爭』中,實行『反英第一』、『收回香港第二』,在香港搞『同盟罷工』、武鬥,企圖迫使中央出兵收回香港,後果極其嚴重」(見方侃實:《1978–1982年中國收回香港的決策背景與歷程》,載《國史網》2017–9–25)。

其二,1997年國務院港澳辦公室副主任李後說:「1967年在香港發生的所謂『反英抗暴鬥爭』以及隨之而來的一系列做法,企圖迫使中央出兵收回香港,是與中央的方針不符合的,後果也是極其嚴重的。」 (見《回歸的歷程》 頁64)。

請注意,兩份記載都明確無誤地指出當時發動暴動的人「企圖迫使中央出兵收回香港」。這就呼應了《六七筆記》中周恩來關於港共「迫中央上馬,在那裏打一仗」,以及「要搞出一個提前收回香港」的責備。那麼請問余先生,從中央的這兩次總結看,我有沒有「放大」周恩來這句話呢?如果是周恩來主動發動及主動領導,中央的總結會這樣寫嗎?

筆者絕無袒護周恩來的意圖,鑒於他在67暴動中的角色很具爭議,拙作第五章專門探討這個問題,對其應承擔的責任毫不諱言,但卻不能接受他主動發動、主動領導暴動的論述。 

三,暴動是否港澳工委發動的?

既然周恩來沒有主動發動暴動,那麼主動發動暴動的責任人只能是港澳工委。

關於暴動是中央或地方發動的爭論不是今天才有。早在1997年暴動30周年時就出現這場爭論。當時外交部西歐司參與處理暴動的官員冉隆勃(即前引余長更的真身)在《九十年代》的文章,指出是周恩來發動和指揮的。這篇文章立刻引發前《文匯報》總編輯金堯如的反駁,他認為是港共發動的。余汝信先生批評我:「程翔還是令人費解地在書中引用了二十多年前已被余長庚批駁過的、力證暴動是由港澳工委發動的一派非客觀的說法」,並譴責我的說法是「離真相十萬八千里」。

究竟我的看法是否「非客觀」,「離真相十萬八千里」?請余先生自行參考金堯如的回憶錄,就可以看到很多證據,這方面我不必重複。我沒有採納余長更的說法,是因為除了金堯如的證據外,還有吳荻舟文稿提供了更多「環境證供」,證明是工委發動的:

  一,根據《廖承志傳》,1958年港澳工委已經在未請示中央,未經中央批准的情況下擅自在香港發動「十大鬥爭」,被陳毅斥為「左得可愛、左得可恨」。周恩來馬上要求召開50天整風會議,清除這種左的做法。吳荻舟的《五十天整風會議記錄》,清楚記錄了中央警戒地方不要盲動的指示。

  二,根據吳荻舟1966年一次講話可以看出,香港工聯會派人到北京遊說中央早日解放香港(他們謊稱香港同胞迫切希望早日解放),吳荻舟向他們做思想工作,解釋為什麼不解放香港。

  三,澳門「12.3事件」後,港澳工委組織左派到澳門取經學習,使到當時「工會上上下下都想鬥一下」(工聯會副理事長潘江偉的自白)。

 四,1967年一月上海「一月風暴」後,在全國掀起一股奪權風,新華社內部(即工委)就開始坐不住了,有人提出要展開鬥爭,要奪權了(見金堯如的回憶錄)。

  五,在新蒲崗塑膠花廠前的幾宗勞資糾紛,港共就開始採用文革式的鬥爭手段(指用背誦毛語錄的方式,要資方在毛像前簽認罪書等)迫使資方投降。

從以上五點,我們可以看出港共早在1958年已經有未經批准就盲目發動鬥爭的前科,到了1967年在文革的影響下更處於一種蓄勢待發的亢奮狀態,所以暴動由工委發動的立論除了有金堯如的具體證據外,還有足夠的環境證供。請讀者評論一下我的說法是否如余先生所說的「離真相十萬八千里」?

四,港澳工委發動67暴動的目的是什麼?

筆者定義67暴動是「一場由中共香港地下黨發動的、旨在奪取港英管治權的大規模社會動亂」。對此余先生甚不認同,他列舉當時港共提出的五點要求都不是要奪權,認為當時中央既無意收回香港,港共更無力迫使中央這樣做。

如果港共沒有奪權的意識,為什麼周恩來會感覺他們在「迫中央上馬」、「陷中央於被動」、「搞不好搞出一個提前收回香港」?為什麼1978年港澳工作會議的總結以及1997年李後的總結(均見上文)都同樣指出當時發動暴動的人「企圖迫使中央出兵收回香港」?再看看至今仍然堅持「反英抗暴」合理正確的前新華社高官張祥霖,也以「岱旭」的筆名撰文承認當時提出的口號,「最終可能造成中英雙方均處於騎虎難下的局面,因而被迫提早收回香港」(見其長篇論文〈反英抗暴鬥爭的歷史定論〉,原文見《一國兩制的嶄新課題》2001年7月,《地方文革史交流網》2017年10月25日轉載)。從中央到地方(工委)多年後的總結,都提到「被迫提前收回香港」這個問題,那麼我這樣來定義67暴動「旨在奪取港英管治權」又有何不妥?

五,關於工委為何能發動暴動?

余先生提到:「程翔曾在左派機構擔任過一定領導職務,對中共嚴格的外事紀律應有所瞭解」,卻竟然認為港澳工委這個廳級單位能誤導中央,在香港發動起暴動,這「真的有點匪而所思」。

在正常的情形下,一個廳局級單位當然無法發動一場這麼大規模的鬥爭,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一切都失控的不正常狀態下,「尾巴搖狗」的現象卻屢見不鮮。

事實上,受內地「極左」思潮影響,港澳工委早就有自把自為、盲目發動鬥爭的傾向,而中央莫奈之何。我們不妨參考鐵竹偉的《廖承志傳》(第357-366頁)的記載,它說:

祈烽到香港擔任了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那時,反右派,大躍進,全民大煉鋼,十五年趕上英國,像巨大的磁鐵石,吸引著他們,激勵著他們,他們身在英管轄下的香港,絕不能落在國內同志後面......革命激情已經沖決了頭腦中理智的防線,他們也沒向廖公請示,便自作主張,根據國內運動的精神,依靠工會等進步組織,在香港境內發動了十大鬥爭,批右派,批保守。
在新華社內,中資企業,甚至國民黨起義的銀行也搞什麼「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在電影界也搞什麼大批判,大字報上牆,口號聲不斷,弄得香港警察局的警車,成天圍著新華社等機關的房子轉,唯恐從這塊「紅色根據地」裏向外併發出推翻香港當局的火星,引起社會大亂......
新華社分社派祈烽回國彙報組織十大鬥爭的「輝煌戰果」。。。祈烽話一停,陳老總(筆者按:指陳毅)黑著臉,出語很重:祈烽同志,我看你們頭腦發熱,真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你們真是左得可愛,左得可恨喲!。。。
「祈烽同志,中央對香港工作的方針早已經明確,主管港澳問題的廖承志同志也向你們三令五申,香港新華社分社不要照搬國內政策,不要照搬大使館的做法,你們怎麼都丟到腦後呢?」
「國內大躍進,你們也不甘心落後了,是不是?以為恢復行使香港主權指日可待了,是不是?否則怎麼會如此頭腦發熱?也不向廖承志請示,也不向中央報告,就自作主張搞什麼鬥爭,搞一個還不過癮,還搞十個?」
《廖承志傳》第360-361頁。

這段話透露了幾個很重要的事實:一,在內地極左思潮影響下,港共以為恢復行使香港主權指日可待,所以按捺不住,要行動了;二,他們敢於自作主張,不請示不彙報就擅自在香港搞十大鬥爭;三,他們把新華社變成紅色根據地,發出推翻香港當局的火星,引起社會大亂;四,當時工委將所有中央三令五申的外事紀律全部拋諸腦後。這四點,同67暴動中的做法如出一轍,簡直就是67暴動的預演。這就說明,只要「左」風足夠熾熱,一個廳局級單位就可以「火乘風勢」,取得足夠的能量來發動暴動。他們只要祭起一些「政治正確」的口號(例如反帝反殖、捍衛群眾學習毛澤東思想的權利等),在盲目跟風的人群中就能夠獲得難以置信的能量來推動暴動,這就是為什麼尾巴能夠搖狗的原因。

這段記載也清楚地表明,雖然中央對香港工作有明確的指示,但在「左」傾思潮影響下,這些方針政策、外事紀律都蕩然無存。1958年時的「左」尚且如此,比1958年嚴重百倍的文革的「左」就更加不堪設想了。余先生以中共有嚴格外事紀律來認定港共沒有發動暴動的能力,是忽視了在不正常條件下,外事紀律根本起不了約束作用,如果外事紀律還管用的話,就不至發生後來的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

余先生說:「當時香港左派有這麼大膽量及能量迫中央上馬?鬼也不信」。我的分析可以不信,但《廖承志傳》有關新華社擬「推翻香港當局」的記載,以及北京兩度總結指出67暴動的錯誤在於「企圖迫使中央出兵收回香港」,您又信不信呢?

大凡做學術研究的,一忌固步自封,二忌文人相輕,三忌上綱上線,不知余先生以為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