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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耀成紀錄片《撐傘》在外國遇阻力 新作《我們有雨靴》反思公民抗命


曾在2016年執導拍攝雨傘運動紀錄片《撐傘》的資深導演陳耀成,新作《我們有雨靴》是《撐傘》延續篇。陳耀成接受眾新聞訪問,談及《撐傘》過去兩年在外國放映遇到的阻力,以及新作帶出的反思公民抗命訊息。佔中九子案周一開審,陳耀成希望社會大眾,不要忘記4年前那79個星夜。

陳耀成周二(13日)在藝鵠書店舉行電影試片會。徐雪瑩攝

57歲的陳耀成在美國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取得映象研究博士學位,居於美國多年,其電影代表作包括《浮世戀曲》(1991)、《北征》(1999)、《撐傘》(2016)等。其中《北征》被譽為「有關香港回歸的最佳紀錄影片」,透過刻劃苗圃行動的「行路上北京」,帶出回歸面對的種種難關。陳耀成亦曾拍攝有關女權及性小眾權益的《蒙馬特·女書》及《情色地圖》、有關辛亥革命的《大同:康有為在瑞典》,其作品將歷史與社會緊扣,曾在多個國際電影節展出及得獎。

陳耀成的《撐傘》兩年來所經歷的,由一首歌曲說起。話說2015年奧斯卡最佳電影歌曲獎,由電影《馬丁·路德·金—夢想之路》的主題曲「Glory」奪得,饒舌歌手Common得獎時稱他曾到返回Selma橋上唱這首歌,「這條橋的精神,連繫了夢想有更好生活,芝加哥南部的那個小童,爭取自由發聲的法國人,為民主而抗爭的香港人。」

陳耀成本想在《撐傘》節錄這段奧斯卡的致謝辭,於是向擁有版權的美國電影協會申請使用,但美國電影協會以「違反公平使用原則」為由拒絕。陳耀成引述美國電影協會的回應指:「這段片段,與得獎人的個人身世與事業無關,所以不能借出片段。」但陳耀成認為:「怎麼可能無關?歌曲得獎的電影是關於馬丁·路德·金,而歌手本人也是黑人藝術家。」

陳耀成於是找了專門處理人權事務的律師去看看自己的作品,該律師認定陳耀成可以在《撐傘》裡使用該奧斯卡片段,後來陳耀成聯絡美國電影協會,指自己不接受電影協會的解釋,會如常使用該片段,美國電影協會再沒回應。《撐傘》最終有使用該片段。

陳耀成又記得,大約有五位歐美知名學府教授,在電郵中稱讚《撐傘》,但當被問到會否實名推薦該紀錄片時,各人都拒絕。陳耀成指:「跟我比較相熟的會說,需要低調一點,還有在中國的研究工作。」、「因為正式出名的時候,會有事業上的困難。」與陳耀成不相熟的教授,則沒有回覆。

陳耀成表示,《撐傘》在耶魯大學、紐約大學、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等知名學府均有放映,他曾向多間海外大學宣傳,有些學校沒有邀請他在校園放映,「很難講是不是拒絕,知道你套戲,但結果沒有邀請,不可以說拒絕你。但我感覺到有壓力以及有困難。」

陳耀成說,《撐傘》曾嘗試參加多個國際電影節但被拒,但他不確定原因是由於外國對雨傘運動不感興趣,還是有政治壓力,「關於傘運的紀錄片起碼有四、五部,外國電影節都放得很少,最出名就是黃之鋒那套(由美國導演Joe Piscatella拍攝的《黃之鋒:熱血青年VS超級強權》),但比較有本土觀點的,曝光機會很小,包括《亂世備忘》也只是去了兩、三個電影節。」陳耀成指,傘運紀錄片在台灣放映的機會比較多。被問到《撐傘》曾被哪些國際電影節拒展,他指不便透露,只表示《撐傘》在高雄電影節、香港獨立電影節、紐西蘭藝術節及柏林文學節,均能成功展出。

《撐傘》在2016年推出時,曾預定在亞洲協會香港中心首映,但協會以「須持平公正,平衡各方聲音」為由拒播;翌年11月,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舉行《撐傘》放映會,本邀請戴耀廷、陳健民、朱凱迪及馮敬恩與觀眾討論,後來不准舉行映後座談會,陳健民當時收到主辦方稱「不想將政治帶入校園」,科大回應「作為一項促進就該紀錄片進行多元討論的學術活動,大學認為相關的活動安排恰當。」陳耀成最後同意只放電影不辦座談會。

事隔兩年,陳耀成新作《我們有雨靴》,訪問曾參與雨傘運動的社運人士,反思個人和香港的前路,以及公民抗命的代價。片中的被訪者包括:戴耀廷、陳健民、邵家臻、周永康、黃台仰、張秀賢、周庭、黃國才等。

佔中九子案周一開審,九子之一、立法會社福界議員邵家臻在片中說,一旦罪成的話,他的議席、浸會大學教席、社工牌照都會失去。邵家臻與母親感情深厚,他說:「預備了錢給媽媽,預備了朋友給媽媽。」被問到母親得知他可能入獄的反應時,他抿著嘴沉默了15秒,眼裡都是淚水,然後指著眼睛道:「就是這樣。」

邵家臻續說:「我相信人是道德的,我相信道德的力量,我相信我們坐監是有影響的。我覺得這麼大型的社會運動,這麼重要的歷史事件,應該在歷史維度裡去看這件事引申了甚麼出來。」他形容,傘運是「敗而不潰」,「清場,但沒有清到我們心目中那個場,或者我們的信念。」

片尾以邵家臻朗讀的詩作結:「即將來臨的暴風雨中,我們歡笑、我們有雨傘、我們有雨靴、我們有大家。」這也是紀錄片名字的由來。

邵家臻與母親感情深厚,他說:「預備了錢給媽媽,預備了朋友給媽媽。」資料圖片

馬丁‧路德‧金的《伯明翰獄中書信》,啟發了戴耀廷發起公民抗命,他在電影中以英文唸道:「違反不公正法律的人,必得公開地違反、心懷愛意地違反,甘願接受懲罰。我認為,人若違反他根據良心斷定其不公正的法律,若情願接受監禁的懲罰以喚起社會對其不公正的良心,這實際上正表現了對法律的最高尊重。」戴耀廷又說:「威權不可能拘捕所有人,而是要嚇所有人,所以最重要是『不要怕』。當我們不害怕的時候,威權還有甚麼權能?」

戴耀廷身邊的陳健民,在電影中笑言,過去兩年間他在家及辦公室都盡量不開冷氣,又試過睡在地板上一周,「全身都好痛……不過我會繼續。」以提早預習監獄生活。陳健民沒有後悔發起雨傘運動,「如鐵達尼號撞向冰山,如果有人及早發出警號、盡早轉彎的話,悲劇就可以避免。」

曾入獄的學聯前秘書長周永康在電影中說:「雨傘之後,很多人身心受創,他們覺得每日不想起身,或者開始Depressed(抑鬱)。」周永度在獄中鑽研佛學,「探討生老病死,討論很多關於人類的情緒、心靈、內心層面,與外在世界的互動。我不想每次都陷入一種情緒上的惡性循環。」

周永康回顧入獄之初,形容經歷獨特,在獄中遇到很多有經濟負擔的人,「他們會問,有沒有甚麼任務派給他們,如果有的話就要讓他們知道,因為他們需要錢,即使是殺人、教訓某人,說給他們一個電話就可以。」這些經歷都讓周永康更明白弱勢社群的困難。周永康未來五年會到外國攻讀博士,被問到將來會否返港,他表示,中國將愈來愈獨裁,很難預想將來香港會否還有空間,讓他作為學術人士回來,他可以做的,是知道自己有多幸運、去學習和裝備自己,還有建立自己的網絡。

周永康在《我們有雨靴》中,訴說在獄中的感受。資料圖片

時事評論員、作家李怡,有感陳耀成新作《我們有雨靴》沒有表現出年輕一代的無力感與絕望,「覺得這些公民抗命的人仍舊可以很樂觀,覺得將來會有希望、它會倒台的話,我覺得是呃人的。年輕人已經不信這件事。」李怡續說傘運後的香港:「公務員可以公然干預立法工作、干預選舉,入境處長可以干預言論自由,這些東西是以前想像不到的,面對的問題不只是中國的強權,而是香港整個的腐爛,使人很難重視抗爭。面對這種形勢,年輕人,或者不只年輕人,曾參加傘運的人,都會覺得沮喪、無力,不知道做甚麼好。」

李怡認為,電影迴避了「中國龐大的影響力」這個問題,「香港所面對的抗爭對象,不是南非的白人政府、不是美國的政府、不是英國的殖民地政府,而是一個超級極權的政府。」

另一時事評論員程翔亦同意李怡的說法,「(雨傘運動)整整百萬人參與,持續了這麼久,是完全沒有效果的,就是李怡所說,面對一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專制政權。」他建議陳耀成的下一部作品,「帶出一個這麼龐大的運動為甚麼會失敗,而且說給世界的人聽,這個龐大的專制政權,已經將香港由一個本來自由的城市,慢慢transform(改變)成『半自由』的地方。這種威脅是從香港一直project(投射)去全世界的,今日香港面對的問題,其實西方國家都將會面對,馬上將香港的傘運與西方國家即將面對的中共擴張、影響拉在一起,令他們更加身同感受。」

陳耀成強調,他完全明白年輕人的無力感,「周庭被DQ、黃台仰一走了之、周永康擔心不能回來香港,為甚麼你說我這套戲沒有說到絕望?」、「希望不是我給出來,片中人本身是代表著希望。他們不是覺得,自己就算承受著這些事情,也繼續下去嗎?他們的行為本身都已經是一種肯定,這種希望,我不覺得我有權從他們身上拿走,或將訊息不帶給香港的市民知道。」陳耀成續說,就如陳健民所言:「只要我們被判刑的人,不要最後被這些所謂的審訊、坐牢摧毀,變得很憤怒或過份沮喪,你能夠走出來的話,我覺得係會為運動注入生命。」

《我們有雨靴》由曾參與雨傘運動的社運人士,反思個人和香港的前路,以及公民抗命的代價。徐雪瑩攝

周日(18日)香港藝術中心將舉辦陳耀成的電影回顧和講座《書寫 · 佔領 · 情色》,晚上放映《撐傘》及《我們有雨靴》,邵家臻、張秀賢、羅冠聰、吳靄儀,將出席映後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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