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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方結案引多個案例 指佔中與三子原定計劃並無不同


【審訊第十五天:2018年12月11日(周二)】

2014年雨傘運動9人被控公眾妨擾罪。控辯雙方舉證完畢,控方刑事檢控專員梁卓然周二結案陳詞。結案陳詞全長82頁,當中援引18個香港及外國案例。控方將全部案例釘裝在一個文件夾,該文件夾起碼厚達四吋。

控方結案陳詞結束,代表「佔中三子」的資深大律師麥高義隨即站起,表示首被告戴耀廷希望自行結案陳詞。麥高義的律師團體尊重他的決定,意味團隊不再代表戴耀廷,但仍然會代表陳健民及朱耀明。麥高義笑著強調,律師團隊與戴耀廷的關係非常和諧。 

「佔中九子案」審訊每日報道結集

陳健民(左)、戴耀廷(右)。莊曉彤攝

九人控罪:

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分別被控:「串謀作出公眾妨擾」、「煽惑他人作出公眾妨擾」、「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

陳淑莊、邵家臻、黃浩銘、鍾耀華、張秀賢分別被控:「煽惑他人作出公眾妨擾」、「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

李永達被控:「煽惑他人作出公眾妨擾」 。

以下是控方結案陳詞涉及的相關法律原則: 

1. 楊美雲案:造成阻礙的情況是否合理

控方引用2005年楊美雲案,指衡量示威者有否侵犯他人權利時,需要考慮其使用公眾地方的合理性。

楊美雲案被收編在《基本法》案例資料庫。該案案情指,2002年3月14日,一群法輪功學員在西環中聯辦正門外的行人道示威,當中包括涉案8名被告。示威開始後不久,中聯辦大樓的保安報警,警員到達後以鐵馬阻擋大樓入口,其後示威者不斷增加,現場亦有圍觀者。

示威由當日上午10時持續到下午1時,警員多次警告示威者離開,但不獲理會。最後,警員決定拘捕及企圖帶走被告,過程中遇到強烈反抗。最後被告被帶上警車送到西區警署。

警方起訴全部被告阻礙公眾地方罪,部份妨礙警員執行職務罪和其中一名被告襲警。原審裁判官裁定所有人罪名成立並處以罰款,被告遂提出上訴。上訴庭援引吳恭劭案的分析,指「集會遊行和示威自由的權利並非絕對,亦受限制;同樣地,除非必要與合情理,否則也不能隨意限制這些權利。總體來說,是一種平衡個人與公眾間利益的問題。」 

上訴庭認為沒有充分證據顯示,當時警員有合理理由去壓制該示威,又認為原審裁判官並沒有充分考慮被告所提供、描述當時環境的證據,從而適當地衡量被告的行為是否合理。上訴庭撤銷兩項公眾地方造成阻礙罪,但有關妨礙警員執行職務罪和其中一名被告襲警定罪判決維持不變,罰款最高3800元。案件最終上訴至終審法院。終審法院肯定上訴庭對於阻礙公共地方罪的分析和決定。終院裁定被告人上訴得直,撤銷所有控罪。

控方結案陳詞引用楊美雲案(2005)終審法院的判詞,指造成阻礙的情況是否合理,建基於多方考慮:程度、時間長度、選址及時間、目的,指本案亦應衡量妨礙是否在合理範圍內。梁卓然讀出控方案情時指,佔領期間夏愨道及添美道交通受阻,新巴、城巴、九巴共163條行車線受影響,這些巴士線每日載客量共超過45萬人。

控方亦引用英國案例DPP v Jones [1999] 一案,指即使在馬路上的集會有其合理原因,都不能長期阻礙公眾使用道路的權利,形容道路上的和平集會不能延伸成露營。

2014年雨傘運動期間的夏愨道。資料圖片

2. 「蜘蛛俠」案:預見行為對公眾造成影響

控方又援引2006年英國案例R v Rimmington; R v Goldstein,指普通法下的公眾妨擾罪包含兩點犯罪行為:(一)進行非法行為,或者疏忽履行法律職責;(二)這個行為或疏忽,危害到公眾的生命、健康或財產等,又或阻礙公眾行使人皆有之的權利。

控方引用兩宗Pearce案,其中一宗發生在2005年6月3日中午。時值「六四」16周年前夕,Matt James Pearce裝扮成蜘蛛俠,在沒有任何安全設備下攀上中環一棟商業大廈,並在大廈外牆的一個巨型電視螢幕上展示一幅 10 尺乘 16 尺的橫額,上面寫著「天安門 4-6-1989,公義必勝」的標語。

事件擾攘兩個多小時,Pearce一直拒絕勸喻,堅持要在上面午餐後才離開;其間,警方需要封閉部份主要道路,所有途經的車輛和行人也需要改道,消防人員奉召在該大廈外鋪設救生墊,防止意外發生。事件又吸引大批群眾圍觀,需要警員維持秩序。事後Pearce被警方控以公眾滋擾罪,原訟庭法官裁定罪成,Pearce遂上訴

Pearce 援引終審法院楊美雲一案中所說「僅僅因為集會、遊行和示威而引致通道的一些阻塞,不足以剝奪《基本法》第 27 條的保障。」並認為他的行為是合理地行使憲法權利,道路阻塞是由停下來的途人所引起的,原審裁判官錯誤地把合理性原則加於這些途人身上。上訴庭法官不同意,認為上訴人應該預見他的行為會對公眾造成甚麼影響,這擁擠的情況完全由上訴人行為直接引起。

另一宗發生在2008年8月8日、即北京奧運會開幕禮當日,Pearce早上爬上青馬大橋龍門架,展示橫額包括「中國人民希望從壓迫得到自由」,並在橋上逗留約兩小時,表演打拳、打羽毛球和推鉛球。警方將來回共6條行車線全部封閉,車輛要使用橋下的行車通道,消防員到場後鋪設救生墊。最後Pearce被控公眾滋擾罪成。 

戴著馬頭面具的Pearce在青馬大橋上展示橫額。蘋果日報照片

3. 英國DPP v. Armstrong案:受煽惑者的意圖完全不相關

控方結案陳詞指2017年Jariabka Juraj 案討論過煽惑罪,該案上訴庭法官援引2000年英國案例DPP v. Armstrong當中法官Tuckey的判詞,指犯案人煽惑他人時必然帶有犯罪意圖,受煽惑者的意圖則完全不相關;煽惑沒有效果也是可以起訴的。

Armstrong案發於1997年11月,Armstrong向一名私下搜集情報的警員索取兒童不雅照片,其後二人完成交易。不久之後,Armstrong被控以煽惑他人發布兒童不雅照片。Armstrong指二人沒有共同意圖,法官Tuckey認為被煽惑者的意圖與控罪無關。

結案陳詞當中又指出「煽惑他人作出公眾妨擾」及「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兩罪的分別。前者是指受煽惑者作出干犯公罪妨擾的行為;後者是指受煽惑者作出干犯煽惑罪的行為。 

早前向被告送上畫作的畫家Perry Dino,今日在庭外作畫。莊曉彤攝

4. 三子的「串謀作出公眾妨擾」罪

根據香港法例第200章《刑事罪行條例》第 159A條(1)(a):「除本部條文另有規定外,如任何人與任何其他人達成作出某項行為的協議,而該項協議如按照他們的意圖得以落實,即出現以下的情況 ——(a)該項行為必會構成或涉及協議的一方或多於一方犯一項或多於一項罪行」。

控方表示,本案當中「佔中三子」被控「串謀作出公眾妨擾」罪,控方需要證明的是三名被告有意圖參與某項協議,並有意落實協議的計劃,而該計劃會帶給公眾損害,構成公眾妨擾。 

控方刑事檢控專員梁卓然。資料圖片

梁卓然其後讀出控方案情。他提及第二被告陳健民雖然在接受盤問時,指出佔中與原定計劃有四點不同,但控方不認同,並逐點反駁,包括:「運動主題不變,依然是爭取2017普選特首」、「主導權不變,三子依然是運動組織者及主要參與者」、「管理方法上無異,陳健民亦承認要因情況應變」、「運動參與者的組成不變,原定計劃本來也沒有排除沒有簽意向書的人」。

控方又形容,辯方專家證人李立峯於2014年佔領期間所做的調查報告不可靠。控方指,李立峯在10月及11月進行兩次問卷調查,當中可能有人重覆做了該份問卷(double counting),又指問卷第8題問及「以下嘅原因對你參與今次佔領運動重唔重要呢?」但未有提供「不是原因」這個選項,所以當受訪者選擇「非常重要」至「非常不重要」任何一個答案,都等於認同這是他參與運動的原因之一。當受訪者不認為這是原因之一的話,不知道應選「非常不重要」、「不知道」抑或漏空不答,這令調查結果意義更小。

周三上午由辯方結案陳詞。

【案件編號:DCCC 48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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