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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國,為中國獨立作家點起一盞燈 廖天琪


 

已故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與貝嶺、于浩成、孟浪等中國作家,2001年創辦「獨立中文筆會」(原名為「中國獨立作家筆會」),持續為中國異見作家發聲,捍衛中國的言論及寫作自由,發展至今已成為重要的海外支援中國民運組織。

生於中國大陸、在台灣長大、定居德國多年的作家、編輯兼翻譯廖天琪,2002年加入筆會,於2010年至2013年及2016年至2019年擔任4屆會長。她原本不打算連任,一心等劉曉波獲釋後接棒,可惜事與願違。「現在筆會在最困難的時候,我也不好離開,所以我再把這一任做完,到2020年初就一定要退下來。」她後年將屆73歲了。

廖天琪與劉曉波相識逾10年。劉入獄前,廖為他編輯文稿、出版著作;入獄後,她去信德國政要、聯繫國際筆會、組織示威、發表文章,在外聲援、爭取中國釋放劉曉波,經常越洋打電話安撫劉霞,又處理二人著作的外文版權事宜,在公在私都為劉曉波夫婦張羅。不過,廖天琪有生之年,始終沒有機會親身見老朋友劉曉波一面。

六四是彼此的分水嶺,自此,劉曉波不願離開中國,廖天琪不能踏足中國,命運注定二人相識不相見。

定居德國的廖天琪,持續為在中國蒙受苦難的知識份子奔走。吳婉英攝

 「今年年初,我們(獨立中文筆會)要改選,有人就說,(廖天琪)可不可以再做一年。我原來是想等劉曉波出來以後,把筆會完完整整的交給他,就沒有想到他去年去世了。」廖天琪說著,嘆了一口氣。劉曉波去年離世,中國一股民主力量被抹煞,她無能為力,唯有暫時守住他有份創立的筆會。

筆會目前約有300名會員,七成在中國、三成在海外,當中活躍會員(積極參與並保持聯繫者)約佔一半,然而,要找人接棒當會長並不容易。廖天琪指,當中有政治原因,也有經費困難​。

香港的傳統民主組織老化,海外民運組織同樣青黃不接。廖天琪坦承組織老化的問題,「我們的工作是有做得不夠的,我們沒有好好連繫年輕一代的學生,跟他們談話。」在吸納年輕人方面,海外民運組織面對的困難比香港的更大,不僅要打破世代隔閡,還要抗衡政治阻力,因為身在海外的中國年輕人或多或少受到中共的牽制。

「(海外)新一代的年輕人,他們覺得中國現在很強大,我們到國外何必去批評政府,不是家醜不外揚嗎?會有這樣的想法,他們不是不知道政府做了很多事情是不對的,但是說不定他們也是受益者,他們的父母親可能是有地位的、有錢的。在中國,如果你不跟官商有一點勾結的話,你沒辦法真正做得很好,所以他們也是既得利益者。就是很多因素混合起來,使他們不願意做這些事(投身海外民運)。」

廖天琪慨嘆,筆會每年六四組織到中國領事館抗議,參加者愈來愈少。更甚者,去年劉曉波病重時,包括筆會在內的海外民運組織到漢堡G20峰會會場外示威,要求中國釋放劉曉波,有華人社團卻到場恭迎習近平,與民運組織針鋒相對。廖天琪憶述場面,猶感無奈,「我們急得不得了,非常焦急。我們畢竟是一個筆會,真的是業餘,不是職業革命家。」

前年六四,廖天​​琪(右二)代表獨立中文筆會,與全球支持中國和亞洲民主化論壇、歐洲藏漢文化交流協會、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等海外民連組織代表,到中國駐法蘭克福總領事館門外示威。獨立中文筆會圖片

除了外在困難,筆會內部亦受衝擊。2015年底至2016年初的換屆選舉,筆會分裂成兩派,分別以廖天琪及貝嶺為首,而廖領導的一派最終獲國際筆會承認。廖天琪指,該次分裂之後,外界對筆會的資助大減,她代表筆會出國參加會議,全部都是自費。筆會會長一職本是義務性質,沒有報酬,現在會長每次出行還得私下掏出逾千歐羅旅費,經濟承擔不輕。

「現在是有一點困難,但是一步一步走下去。」背負筆會擔子多年的廖天琪,一時也說不出具體辦法。

在德國推廣中國

大半生走在海外民連的路上,大概也是廖天琪始料不及的。

廖天琪生於南京、長於台灣,在台大唸外文系時,結識到赴台深造的德國漢學家馬漢茂(Helmut Martin)。1969年畢業後,她便與馬漢茂結婚,並跟隨他到德國定居。夫妻二人身在德國,持續關注中國時政,更運用他們在學術、文化界的影響力,積極為中國作家搭建面向世界的平台。

廖天琪與馬漢茂。林炳炎網誌圖片

初到德國時,廖天琪與丈夫在德國漢堡亞洲研究所工作,馬漢茂專門研究當代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廖天琪則做字典、文集的編輯工作,二人曾共同編著《中德政治經濟術語詞典》及《毛澤東文集》。及後,馬漢茂獲波鴻魯爾大學聘用為漢學系教授,廖天琪於波鴻魯爾大學讀碩士,主修教育、副修德國文學和英國文學。取得碩士學位後,她於波鴻魯爾大學的衛禮賢翻譯中心工作,把中國文學作品翻譯成德文出版。「我們總是在做這個文化工作,希望西方的社會能夠更理解中國的文學。」

昔日德國學術界是單純的象牙塔,學者只會埋首做學術研究,從不過問社會發生的事,即使是語言系教授,亦未必與作家有來往。惟馬漢茂開創先河,80年代時已多次邀請中國大陸的作家到德國交流訪問,「中國大陸經過文革、經過所有一連串的事情,是多麼的痛苦。那些作家很多都被下放、流放到邊緣的地方,他們心裡是非常痛苦,有的人就用文字表達出來,所以有傷痕文學、新時期文學,是他們反思以前的歷史而記下來的。雖然我們認為那些文學的文學價值並不是很高,但他的時代意義非常重要,所以我先生花了很多力氣,把這些文學介紹給西方世界。這個我覺得他做得很好。」早於高行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前,馬漢茂已經向西方介紹他的作品。

已故漢學家馬漢茂。漢學研究中心圖片

廖天琪憶述,中國80年代經歷很大變化,毛澤東1976年去世後,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時期,不僅經濟方面開放,於學術界、文化界亦然。「現在回想,中國整個的氣氛是比較開放、比較自由化的,現在中國大陸人回想,那個時候就好像『小陽春』時代,就是很自由,而且大家都非常渴望得到知識,希望接觸到西方的思想、文學、藝術、觀念等等。」

「我當然知道中國是個獨裁國家、不自由的,但是我們跟中國的知識界,我覺得是非常有默契、有互動的,我們理解他們的痛苦,我們願意盡我們所能,給他們提供一個小小的平台,請他們出來,看看外面的世界、跟大家交流。」

六四後投身海外民運

廖天琪憶述,1989年時電訊已經很發達,她在德國時刻收到北京的消息,「就是從胡耀邦去世,學生開始上街,從4月底到5月,我每天如果不是在學校上課,在家裡能夠的話我都會一直聽收音機,因為每半個小時就有新的新聞廣播。」

那年5月的後期,天安門的學生開始絕食,其後上百萬人上街。廖天琪亦在德國參加中國學生的遊行,「我們五四那天就遊行,離六四還有整整一個月,我們也不知道以後會發生什麼事,但是大家都很有熱情,就一直關注中國發生的事情。他們開始絕食,政府會不會鎮壓......大家都在討論這些事情。後來就發生了這事情,對我們是很大的打擊。」

「我為什麼喜歡德國,我覺得德國人非常誠實,他們反思、批判自己的罪惡。如果今天你敢說希特拉沒有做大屠殺、沒有做奧斯威辛的集中營,你要坐牢的。他們是這麼認真、嚴肅地對待自己罪惡的歷史。我覺得這個是我們非常應該學習的,特別是東方文化盲怕丟臉,覺得做這種事情最好家醜不要外揚,這個態度是不對的。」

任何事情,真相你必需知道。知道,不是說要挖掘醜陋的事情,而是你知道真相之後,你知道自己的定位,你知道什麼是對、什麼是錯。錯的事情,特別是不是小的錯誤,而是一個民主的浩劫,這種事情一定不能再發生。我不願意見到中國人這樣死,我不願意見到中國人這樣受壓迫,我受不了。我在這裡可以大罵德國政府,一點事都沒有。我希望中國人也有這個權利,我覺得這才有意義。

六四之後,馬漢茂、廖天琪夫婦幾乎將工餘時間全部都投入海外民運。馬漢茂舉辦研討會,給德國官方及議會寫信抗議;廖天琪組織德國學生上街抗議,舉辦哀悼會;更代表德國民運人士到巴黎出席民主中國陣線成立大會,建立民陣德國分部,並擔任首屆主席。

「這樣一整個90年代就這麼過去,然後我跟中國大陸的關係就中斷了。」夫婦二人自此被禁足中國。一個漢學家、一個致力弘揚中國文學的翻譯家,均不能踏足中國,可謂中共對二人最大的懲罰。

廖天琪與丈夫遂於德國為在中國蒙受苦難的知識份子奔走。六四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魏京生赴德國時,曾受夫婦二人接待;異見作家廖亦武、野夫等亦受過廖天琪幫忙,得以在西方國家自由寫作;更廣為人知的,是她為劉曉波和劉霞夫婦在海外發聲。

劉霞(右)到德國後,在柏林與廖天琪(中)及廖亦武(左)相聚。資料圖片

營救劉曉波夫婦

馬漢茂1999年去世,廖天琪在家庭、工作都頓時失去一個緊密夥伴,精神大受打擊。那時,美國「勞改基金會」創辦人吳弘達邀請她到基金會工作,她希望轉換環境,翌年便向大學請假,到華盛頓參與基金會有關中國人權問題的研究,主要包括勞改制度、監獄制度、生育政策、器官移植等。

就在勞改基金會工作期間,廖天琪接觸到劉曉波,亦加入了2001年成立、劉曉波有份創辦的「獨立中文筆會」,並獲選入理事會。「劉曉波是2003年到2007年當會長(及後擔任理事至2008年12月8日被捕),他當會長的時候,我在理事會裡面,因為這樣的關係,我們常常開理事會什麼的。」筆會的理事分布於世界各地,廖天琪與劉曉波主要以Skype溝通,也有時會透過電話、電郵通訊。

「從那時開始,劉曉波就給我們的網站(勞改基金會的《觀察》網站)寫東西了。」作為《觀察》編輯的廖天琪,不時與劉曉波探討其文章的部分觀點,他寫作題材甚廣,由中國的鄧玉嬌刺官案到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二人都曾有交流。

2004年,獨立中文筆會(前稱獨立中文作家筆會)於北京舉行第二屆自由寫作獎頒獎會。左起:包遵信、章貽和、劉曉波、王怡、余杰。《劉曉波紀念文集》圖片

勞改基金會2005年為劉曉波出版《未來的自由中國在民間》,也是由廖天琪編輯,「他(劉曉波)在2004年秋天的時候,就把他自己整理好的文稿全部交給我,有很多章節,關於中國的政治改革、民間勢力的發展、民間勢力跟官方勢力對峙、工農問題、知識份子問題、互聯網對中國社會的衝突、地方選舉等,就是他對社會所有的觀察,還有出現的新問題,他都有文章,他就把文章收集、歸類,後來我就稍為幫他編輯了一下。劉曉波有一個特點,他主要是看中文的資料,他常常引用外文名字,有名的人就沒有問題,但有的時候翻譯可能不一樣,不知道是什麼人,我就找不出來,有很多這樣的人名,我就一個一個把原名字查出來、放進去(文章裡),他就很高興。」

2008年,流亡美國的中國異見作家鄭義接替劉曉波,擔任第三屆(2008年至2009年)的獨立中文筆會會長。此後筆會4次換屆(於2010年至2013年、2016年至2019年),廖天琪都獲推舉為會長。她在公、在私,都一直為劉曉波夫婦張羅,由去信德國政要、聯繫國際筆會、組織示威、發表文章,在外聲援、爭取中國釋放劉曉波,「劉曉波進監獄之前,我跟劉霞從來沒有說過話,但是曉波一被抓,我馬上打電話給劉霞,就安慰她,跟她說這個、那個。還有馬上就涉及到曉波的(著作)版權的問題,劉霞就讓我全權代理、處理它,所有外文的版權。劉霞後來被軟禁,她外文的版權也是由我來幫她處理的。現在當然她都可以自己做了,可他們不自由的時候,我幫他們做了這些事情。」

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後,獨立中文筆會到奧斯陸遊行。左起:蔡楚、廖天琪、蔡詠梅、胡平。《劉曉波紀念文集》圖片

劉曉波去年7月去世,遺孀劉霞今年7月到德國,是廖天琪見記者交代情況。同月在柏林客西馬尼教堂(Gethsemane Church)舉行的「劉曉波遠行一周年追憶會」,亦由廖天琪與德國人權牧師庫恩(Roland Kuhne)共同主持。

細數與劉曉波交往的一段段往事,說到最後,廖天琪沉默半晌,才黯然道出:「我就覺得很抱歉,我們搞了半天、鬧了這麼久,還是沒有救出曉波來,還是沒有辦法救他。」直至去年劉曉波去世,劉、廖始終沒有機會親身見面。

廖天琪71歲了,每念及陰陽永隔的劉曉波夫婦,以及前路茫茫的海外民運,感觸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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