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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啟思結案陳詞:傘運價值在於人們聚集起來追求真普選


【審訊第十七天:2018年12月13日(周四)】

2014年雨傘運動9人被控公眾妨擾,辯方繼續結案陳詞。代表被告鍾耀華的資深大律師戴啟思,在結案陳詞引用1944年英國首相邱吉爾在議會的發言:「在體現民主的所有事物中,最根本的是一個小人物走進一個小小的投票間,拿一支小小的筆,在一張小小的紙上劃一個小小的勾——多少虛華辭藻、多少冗長辯論,都無法削弱這一點的重要性,其程度是壓倒性的。」

鍾耀華被控兩項罪名:「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罪」及「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罪」。罪行詳情指:「於2014年9月27日至2014年9月28日期間,在香港金鐘添美道,非法煽惑金鐘添美道的在場人士藉非法阻礙添美道公眾地方及道路和添美道鄰近公眾地方及道路而對公眾造成妨擾。」

控方明早將會呈交書面陳詞,回應辯方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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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啟思走路有少許不便,但總會親自行到泊在路旁的車,而不是讓車駛進來。莊曉彤攝

戴啟思坐在律師席最後一行,亦是最接近被告欄的位置。他戴着一頂明顯較黃的大律師假髮,身上的律師袍總是從右肩滑落,身旁的助手會適時幫他整理,但這些無礙他讀出令人讚許的結案陳詞。

他首先指出,本案涉及的是言論自由,以及相關的集會、示威等權利,這些權利受到《基本法》、《香港人權法案條例》以及普通法的保障。他亦指,被管治的人們,有權要求當權者糾正錯誤。他引用2000年多前柏拉圖在 《The Republic》寫下的一句話:「不肯從政的懲罰,就是要被比你差勁的人管治。(One of the penalties for refusing to participate in politics is that you end up being governed by your inferiors.)」

戴啟思又參考三個外國案例,指如果要令到無反應的當權者受到挑戰、被說服,然後改變行為,《基本法》第27條所保障的權利一向都是最有效的傳訊渠道。其後,花了不少篇幅引述三個案例的內容,案例包括:Sa’ar v Minister of Interior and Police (1979)、 Hague v C.I.O. 307 U.S. 496 (1939) 、Adderley v Florida, 385, U.S. 39 (1966)。

《基本法》第27條: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 

鍾耀華大多時候頂着未經梳理的髮型到庭。莊曉彤攝

論及案發所在的公民廣場,戴啟思形容這是最合適的地方。參考今年的張德榮案,判詞中明確提到公民廣場是市民請願、表達不滿的地方,進出規定需要配合《基本法》第27條所保障的權利。張德榮案的判詞恰恰在本案開審首日(11月19日)頒下,法庭認為政府對於使用公民廣場所設定的限制是不合比例的,屬違憲及違法。

戴啟思認為,群眾聚集起來,是因為《基本法》第45條保障市民有權利:「(通過)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特首)」。戴亦指出,這是《基本法》所保障的最重要權利,因為只有選出自己政府的首長,市民才可以擁有負責任的政府。

陳詞又引用1944年英國首相邱吉爾在議會的發言:「At the bottom of all the tributes paid to democracy is the little man walking into the little booth making a little cross on a little bit of paper. No amount of rhetoric or voluminous discussion can possibly diminish the overwhelming importance of that point.」

中譯版本:

在體現民主的所有事物中,最根本的是一個小人物走進一個小小的投票間,拿一支小小的筆,在一張小小的紙上劃一個小小的勾——多少虛華辭藻、多少冗長辯論,都無法削弱這一點的重要性,其程度是壓倒性的。

戴啟思在這部分陳詞中最後一段寫道:「2014年9月開展的抗議並不是沒有價值的。個人或者某部分人的利益並不重要。不滿特首(梁振英)的人們在添美道聚集,共同追求屬於每個人的權利,指的是在普選行政長官的選舉中,投下一張有意義的選票。」

2014年10月21「學聯五子」在大台交代與政府會面的內容。蘋果日報照片

戴啟思指出,控方的舉證責任在於:如果按照被告所講的說話去做,會造成公眾妨擾。控方呈堂證據,主要是2014年9月27日至28日添美道集會的片段。辯方陳詞指所有證據均顯示,鍾耀華及其他人都在提倡非暴力抗爭、不要敵視警察。他又指,從呈堂證據亦見到,添美道集會與佔領中環運動,均是針對學生領袖被延長禁錮而發生的即興抗議。

戴啟思認為,要控告鍾耀華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罪,是充滿法律不確定性的。他舉例說當群眾接收到「支持學生」的訊息,可以有多種理解,包括(1)參與留守;(2)在社交媒體發訊息支持;(3)帶水和食物到場。響應「為了民主而來抗議」而來的人,不一定會觸犯公眾妨擾。

控方結案陳詞提出,因為被告預計警方會於9月27日或28日清場,所以督促守着「防線」及「反包圍」警方,這是清晰的證據顯示鍾耀華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戴啟思認為「防線」及「反包圍」的存在,不能夠證明公眾妨擾出現。戴又指,如果警方當時打算清場,恰當的控罪應為妨礙警務人員執法;如果警方不打算清場,就表示集會不構成公眾妨擾。

最後,戴啟思指法庭不能忽視一個事實:警方以催淚彈驅散群眾失敗,結果引致大規模佔領金鐘兩個半月。施放催淚彈在這個佔領運動當中,需要負上間接責任。

【案件編號:DCCC 48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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