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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耀鴻反駁控方:不是要求法庭作出社會性或政治性決定,只是說普選是重要議題


【審訊第十八天:2018年12月14日(周五)】

2014年雨傘運動9人被控公眾妨擾,控方刑事檢控專員梁卓然就辯方結案陳詞提出三點回應,其中提到辯方在結案陳詞時提及被告參與抗爭是為了爭取普選,控方認為其用意在於希望法庭考慮運動是否值得支持(worthiness)。梁卓然引用今年黃之鋒案,指終審法院寫道:「法庭的工作不是在政治上選邊,亦不是支持某個社會價值。」

代表邵家臻的資深大律師彭耀鴻其後回應,表示辯方從沒用過「worthiness」一字,他說:「我們不是要求法庭作出社會性或政治性的決定,我們只是說這是重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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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邵家臻的資深大律師彭耀鴻。何君健攝

控方首先回應「法律確定性(legal certainty)」,提及辯方律師彭耀鴻在結案陳詞指,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罪及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罪是違憲的,因為(1)控罪不足以確立為「法律規定(prescribed by law)」;(2)控罪違反刑事法的「不具追溯力原則」;(3)上述兩個問題衍生寒蟬效應,影響言論自由及和平集會自由。代表李永達的的資深大律師蔡維邦,亦在陳詞中指控罪不清晰,無以確立為「法律規定」。

控方認為,控罪能夠滿足作為「法律規定」的條件。控方引用2006年英國Rimmington案,指法庭認為控罪清晰、明確、足夠,以及建基於可識別的理性原則,所以是確立的及可預見的,符合「法律確定性」的要求。另外又引用2007年本地的Leung Tsang Hung案,指終審法院在該案應用了Rimmington案裁決,沒有質疑。

控方又指,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罪及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罪,精神上的控罪條件,不是建基於受煽惑者所作行為帶來的後果,重點是在於煽惑者在煽惑時的意圖。再者,受煽惑者的真實意圖是完全不相關的。

所以,當控告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罪,要爭辯的是:被告在煽惑的時候,有意/相信被煽惑者在被告知悉/有意圖的情況下,作出被告所煽惑的行為,而這些行為將必然造成公眾妨擾。而當控告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罪,要爭辯的就是:被告在煽惑的時候有意/相信被煽惑者在被告知悉/有意圖的情況下,作出被告所煽惑的行為,而這些行為將必然觸犯煽惑罪,指的是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 

控方最後表示,在任何情況下,煽惑者的意圖,是根據煽惑發生時的情況及煽惑者所用的字眼而定。所以,這是控罪可以理解的、沒有任何不確定性。

控方刑事檢控專員梁卓然。資料圖片

辯方律師彭耀鴻指控罪違反刑事法的「不具追溯力原則」,因為人們不可能在所謂的「煽惑」發生時,預料到之後的事態發展,而控方呈堂證據卻包括2014年9月26日至 12月11日的片段,超出了被告「犯煽惑罪」的日期(9月27日至28日)。 

控方認為這個論點是判斷錯誤。正如上文所述,精神上的控罪條件,不是建基於受煽惑者所作行為帶來的後果,重點是在於煽惑者在煽惑時的意圖。控方無意證明被告在作出煽惑時的意圖,傳召警司證人,只是為了引證被告犯罪帶來的嚴重後果。基於以上原因,彭耀鴻所指的寒蟬效應、影響言論自由及和平集會自由是不成立的。

辯方律師蔡維邦在結案陳詞寫道,政府對造成不合理阻礙的示威者作出「適用於所有情況的刑事化(blanket criminalization)」,用這個工具對付帶有阻礙性的示威,是不符比例的。

控方認為楊美雲案的「合理性測試」可以應用在本案,考慮造成阻礙的程度、地點、時間和目的等,形容在道路造成的阻礙,應該與保障他人權利及自由成比例。控方又表示,在行使和平集會的權力,與保障普羅大眾權利及自由之間,有一條分界線,就是不能侵犯他人權利。所以,將這些行為刑事化,不涉及侵犯個人受憲制保障的權利。 

控方亦指出,控罪需要證明被告對大眾造成廣泛傷害(common injury to the public),亦要證明被告有犯罪意圖。所以,控罪是符合比例地限制言論自由及和平集會自由,亦不會出現「適用於所有情況的刑事化」。

控方又指,被告邵家臻、張秀賢、鍾耀華及李永達的代表律師,均在結案陳詞提及參與抗議的目的是爭取普選特首,作為衡量「合理性」的理據之一。控方回應指,法庭不會分析抗爭是否值得支持(worthiness)。

控方亦引用今年黃之鋒案,指終審法院寫道:「法庭的工作不是在政治上選邊,亦不是支持某個社會價值。」控方認為辯方希望法庭考慮到抗爭是否值得支持,然後作出社會性或政治性的決定,但控方指這不是法庭的工作。 

黃之鋒案指「雙學三子」於2014年9月26日衝入公民廣場案。資料圖片

彭耀鴻作出即時回應,指Rimmington案對控罪的解釋是不足的,針對控方所指:「在任何情況下,煽惑者的意圖是根據煽惑發生時的情況,及煽惑者所用的字眼而定。」這裡「任何情況」的意思並不明確。彭又形容,本案被告只是在案發時呼籲人們參與示威、行使權利,這是否觸犯控罪,亦是存在「法律不確定性」的。

另外,彭又指辯方從沒用過「worthiness」一字,想要指出的是這次抗爭有其重要性,越是多人參與的抗爭,社會的容忍程度亦應越高,而不是要求法庭作出價值判斷。他重申:「我們不是要求法庭作出社會性或政治性的決定,我們只是說這是重要議題。」

本案審訊完結,法官陳仲衡表示,需要時間消化文件及法律觀點,決定於明年4月9日作出裁決。

【案件編號:DCCC 48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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