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警案發生至今逾兩年，曾健超由事發到正式起訴、由原告變襲警案被告、再被判刑五星期，他等了853日，終於等到了七警案裁決。兩年過去，曾健超對警察濫權的厭惡依舊，但對於毆打他的「七警」，他卻多了一份可憐。
灣仔區域法院今日就「七警案」裁決，七人全部被判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罪成。《眾新聞》在裁決前專訪曾健超，時隔兩年，他對警察的感覺有無改變？
「前後有無分別，我好怕你會出一句『很心涼』，該如何謹慎地回答呢？我沒有，向來都沒有憎恨他們。」喝了一口咖啡，曾健超停頓了十秒才回答：「我不理解亦不接受他們打我。不過，你問我是否憎恨，又不是，我有時覺得他們很可憐，因為政治任務而惹上官非，大好前途沒有了。但又不可以好抽離，就覺得他們值得同情，因為他們很多個人選擇在裏面，決定有無警棍，打還是不打，睇水定唔睇水，踢腳還是不踢腳。」
曾健超說，每次上庭都會和七警對望，看看對方會否移開視線，如果憑良心無做錯事的話，對方會定睛回望，但結果七人都很快將目光轉走。說了幾句，他忍不住笑了：「不過，都不代表甚麼，這樣很小學雞。」
「在法庭上，律師有問過我，你很討厭警察？你在哪年哪月哪日，說『黑警』乜乜乜。我回答說我不討厭警察，我知道你想我說甚麼，但當時是有一個警察捉了女生在警署內強姦，我形容的是行為，不是整個警隊。」說起警隊濫權的問題，曾健超就開始停不下來了。
特別是佔領行動期間警方的行動，「我很記得有一個新聞片段，有一個男大學生，四眼的，靠在石牆上，被警察打完，拖起身，一起身後面石牆全是血印。」他還記得自己被捕當晚，在覊留室內看到對面的19歲女生，穿著短褲，雙膝全部都是血，那是被拘捕時留下的傷。曾健超更記得自己當社工時，在機舖看到警察如何對待邊緣青年。
「你必要指出，這個警察的行為有問題，難道你覺得沒有問題？是否整個警隊每一個人都是這樣？我不知道，但我都不會評價。」他不認為「暗角事件」是警民衝突的爆發點，頂多只是其中一個，他認為市民對警隊的負面印象是一直累積下來的。他看的不是個人，而是整個警隊行為；講的不是信任，而是如何有規有矩；希望的不是重修舊好，而是警察做好，市民自然會信任。
七警與曾健超分別是對是錯，自然有法庭裁決，但無論如何，這件事都深深地影響着這兩年的曾健超。
訪問當晚約在金鐘添馬公園碰面，曾健超遲了十多分鐘，出現時正和一名男子邊走邊聊天。記者上前打招呼，曾健超立刻雙手合十、連聲道歉，然後不好意思地說：「畀我哋傾多幾句先。」原來那是另一份報章的記者，下午約了訪問，但有些問題還未問完，所以就邊走邊聊。「暫時做了兩個訪問，明天還有，剛剛那個是SCMP，昨日是蘋果，之後還有壹仔和明報。」他向記者說。裁決前夕，記者們當然不會放過他。
「暗角事件」的最大影響，自然是提升了知名度。多次接受傳媒訪問，每次上庭都成為社會焦點，「七警案」更成為佔領運動的標誌事件。曾健超去年嘗試出選立法會社福界功能組別議員，結果被外界批評藉着「光環」出選，更因溝通問題，要脫離公民黨自行出選。
曾健超解釋，不覺得「七警案」是政治資本，也不是靠着知名度企圖從政。「功能組別不是看知名度，而是看很多其他東西。」他說，自己在佔領運動前已參加過兩次區議會和一次立法會選舉，一直都是社工與政治工作並行，並非為了從政「議員份糧」。
曾健超更否認被打是「光環」：「我不是一個英雄，我心中的英雄是你被人打，我去救你，主動去拯救，那才是英雄。我只是忽然有件事，然後被人注意到。」他並不認為自己是佔領運動的關鍵人物，或者說是很努力地不自認為是關鍵人物，因為佔領運動不是一個人的運動。
他在訪問期間多次提到，「當晚其實有40多人被捕，有46個人，最後被起訴的有十多個，年紀最小不是我，年紀最大也不是我。當晚40多人很特別，有人是『鬼佬』，但生活在香港開酒吧，一個大肥佬同樣被打。有人是上了年紀的女士，做文員，很斯文，最後都被告阻差辦公，要罰錢。有人是我剛剛說的單身媽媽，帶着三個小朋友，有人是19歲玩Cosplay的女生，穿著短褲去示威的。」
說到其他示威者被控告的故事，曾健超就如數家珍，原來他曾計畫和朋友出一本叫《龍和道》得書，計劃中的十個訪問已經做了一半，但後來因要處理官司和選舉，加上案件正在審訊中的話，不能透露太多，所以就將計劃擱置了。
歸功其他示威者，但又高調接受訪問？曾健超說，每件事始終都要一個焦點，他只希望接受訪問的同時，能夠帶出其他人的故事，讓更多人受到關注。
即使是切身的「襲警案」和「七警案」，曾健超都不認為是自己一人的事情。「我一開始已經定性這不是我曾健超一個人，對抗七個警察或者警務處的案件。」曾健超覺得自己背負很多人的期望，「我希望我的案件最後有公義判決，雨傘運動其他受傷害、被打過、被警察濫捕過的人，之後可以用這個做案例提出民事索償，刑事檢控好，都開了一個開頭。」
所以曾健超對於一切可能影響裁決結果的因素，都非常謹慎。訪問未正式開始前，他就已主動劃下了界線：「基本上你問咩我都會答，但有部份涉及案情，我就唔方便回答。」因為他被告的案件正在上訴中，加上預計七名警員會就裁決提出上訴，所以一切都要謹慎、謹慎，再謹慎。
要額外謹慎，是因為對方代表律師太厲害。代表第二被告劉卓毅的資深大律師清洪，在庭上引述曾健超事發後在《am730》的獨家專訪，提到的一句「我俾人抬走時已經阿媽都唔認得」，又曾引述他FB的發言內容，指他因憎恨警察，所以要誣陷他們。曾健超的隻言片語，都會成為對方的武器，所以他公開說話都要特別謹慎，不想因為說話內容引起誤會，而令法庭錯判。
在二月遲來的冷冬風中，曾健超再次和記者回到龍和道變電站，這個被稱為「暗角」的地方，兩年前他就是被警察抬到這裏毆打。記者尚未開口，曾健超已「自動波」解釋事發經過：我由這裏被抬到那裏、記者被攔在那裏都拍到很了不起、當時周圍情況又如何這般，全部故事張口就來，彷彿對他而言，一切還是昨日發生般清晰可見。
因為除了上庭作供不能記錯，亦是因為過去兩年內，「被人打嗰個」的標籤從未離開過他。「最直接影響會有人指指點點，走過來鬧你，有疑似警察或者穿著制服的警察會過來挑釁你。」曾經有穿著制服的警察，在他家公園樓下看到他，就對另一個警員說：「呢個咪曾健超囉，真係想打多佢一鑊。」
「就算你幾強大、幾正面都好，忽然有個人走過來鬧你五分鐘，然後走咗去，你都會有難受的感覺。」然後他突然口風一轉，說香港其實也有很多很好的人，然後就開始長篇大論，由市民如何為他擋開挑釁的大媽、每次出庭都為他隔開示威者，到無綫新聞部拍得片段的攝影師、令片段出街的記者採主、首批簽署聯署聲明的TVB記者，以及背後做事的律師團隊。所有人在他口中，似乎都變成特別正面和友善。
不過，這種「好」亦是一種壓力。「當我到七警案做證人的時候，那個壓力很大，每日坐在那裏六個小時，被不同人質問，應付壓力好辛苦，我做證人要講咩、唔講咩的時候。」他擔心自己的過錯，會讓對方有機可乘鑽漏子，趁機打甩罪名，讓背後的人失望，但他強調作供的首要原則還是要誠實。
兩年間，不只是精神壓力，財政壓力亦對曾健超影響深遠。「你知道官司就算不是每日上庭都好，都很困身，我也不可能而家返工，然後話畀人聽，可能半年後我要坐一個月監，所以我都想等官司過咗先。」兩年間沒有固定工作，只有偶爾的社工兼職，加上幫上屆立法會議員做資料搜集，每個月收入幾千元，但立法會換屆之後就連這份工都沒有了。
沒有收入，他形容自己生活清淡樸素，全靠和家人同住才可以撐下去。「我阿爸阿妹特別在過年時候，封咗好大封的利市畀我。」他苦笑着說：「你想想看多慚愧，你未結婚，大你個妹七年，無業，要靠你個妹封一封大利市給你過年，怕你無錢使。」結果那封利市當日就立刻拆開，「夾咗選委的1050元（選舉開支）」。 每次約朋友吃飯，對方都會爭住埋單，知道有兼職工作都會優先介紹給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