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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華仁仔的囑咐


舊日香港沒有免費教育,大學的門檻和學費對窮小子來說難過登天。話說五、六十年代有兩個九龍華仁書院的尖子,他們之所以能夠讀大學,全因為別人的金錢資助,費用背後有一個囑咐:「這筆錢將來不必還我,到你有條件的時候,去幫助另一些值得幫助的人。」

法律界巨擘、香港首位華人檢察官余叔韶,他供李柱銘讀書時這樣說過;李柱銘給練乙錚留學美國的旅費時,也這樣說過。這三個男人都是華仁書院畢業生(余叔韶是香港華仁)、都是為人熟悉的法律界和輿論領袖。三個華仁仔的傳承脈絡,80歲的李柱銘,還記得一些以往沒怎麼說過的細節;68歲的練乙錚,當然記得當日的囑咐,不過,他用了另一個方法實踐。

(右起)余叔韶、李柱銘、練乙錚,三個華仁仔之間有一個傳承脈絡。眾新聞製圖

李柱銘

余叔韶本月12日逝世,享年96歲。余叔韶比李柱銘大16歲,兩人是契爺、契仔關係。有報道指兩人反目,李柱銘向眾新聞表示:「是因為好深的誤會,我不想講是甚麼,他是我契爺,我一定有責任。我是晚輩,他一日不原諒我,都是我錯。」李說,他和余叔韶曾經很多年沒有見面,「後來又見番,我最後一次見他大約是半年前,我和兩個姐姐去他家飲茶。」

李柱銘記得:「我爸(李彥和)和余叔韶父親是好朋友,我爸是將軍(國民黨中將,曾指揮抗日戰事),余叔韶幾兄弟跟過我爸,我當時好細個,英文ABCD都是余叔韶和他哥哥余平仲教我的, 我在華仁洗禮做天主教徒時,余叔韶做我的Godfather。」1938年,16歲的余叔韶獲政府奬學金入讀香港大學文學系,二戰爆發時, 余叔韶先後為英國海軍情報局及國民黨政治部工作,戰後再獲奬學金赴英國牛津大學讀法律,畢業回港後不久、1951年獲委任為首位華人檢察官,1953年開展大律師業務,執業30年於1983年退休,是首屈一指的刑事大律師。

李柱銘1957年獲香港大學取錄,但家窮負擔不了學費,「我唔記得當時學費要幾多錢,我申請了HKU一個Grant,是借錢、讀完要還那種,申請表格有一欄問:『如你取不到這個Grant,可否讀大學?』當時我唔知點答,因為余叔韶同我講過,如果我攞唔到Grant,他會供我的。」

「於是我跟余叔韶說,我填表格不能講大話;余叔韶就話,係啊,你唔能夠講大話,唔緊要,取不到Grant我會供你。」

「我在表格上就寫:『Yes』(即取不到Grant都可以讀大學),最後取不到那個Grant啦。如果填No的話,取得的機會大好多,但余叔韶無叫我填No啊。」

李柱銘在港大修讀文學士(英國文學與哲學)學位,1960年畢業,當時港大未有法律學院。「余叔韶供我讀晒3年大學,銀碼我忘記了。余叔韶仲供我住埋宿舍,唔住當然平啲啦 ,但佢覺得Hall Life好重要。他曾住Ricci Hall(利瑪竇宿舍),所以極力推薦我入Ricci ,感受宿舍生活。」

「余叔韶一早就話,你唔使還錢俾我,我供你,唔至在你還,將來你成功時,供番另一個人就好。」

「我對余叔韶的obligation,是要做到大狀,有錢時要供另一個人,不一定是華仁或港大的。」

李柱銘(中,戴眼鏡者)當年是利瑪竇宿舍的足球隊成員,畢業後經常回宿舍看球賽,幫師弟打氣。資料圖片

李柱銘在港大畢業後,在當年位於牛池灣的聖若瑟英文中學教書,用了三年時間儲錢往英國倫敦攻讀法律,赴林肯大律師學院(Lincoln's Inn)用了兩年時間考取大律師資格。

1969年的一天,31歲的李柱銘大律師收到九龍華仁書院的神父來電,說有學生要去美國留學,但欠一筆旅費。李柱銘記得:「我話沒問題,我都沒問那個學生背景,神父推薦的一定係好。那個學生之後來見我,我唔記得俾咗幾多錢佢,但我有話,我唔會要你還,你將來有能力,供番另一個人就得。」

「後來我看練乙錚的文章,才記起這件事,那位學生原來就係練乙錚。」

李柱銘續說:「我仲有供過另一個學生,他在港大讀Law。我在一個場合見到他,他問我,Martin你記唔記得,你供過我讀Law?我話係咩,我又係唔記得。」這個人是誰?「我唔想講啦,當年係佢自己搵我,他不是很有名,但是很成功的lawyer,又係Ricci Hall的。當年我也有跟他說,不用還錢,有能力就支持另一個人。」

李柱銘仲有無供過第三、四、五個人?「我唔記得啦。」

余叔韶(中)2013年獲港大授予榮譽法學博士學位。時任副校監李國寶(左)、校長徐立之(右)向他授予證書。網上圖片

說回余叔韶這位契爺,李柱銘說:「我做QC(Queen's Counsel,御用大律師;回歸後改稱資深大律師)之前,同余叔韶打過幾件案,佢lead我的,因佢資歷深過我,盤問及陳詞都是他做。余叔韶一直都唔係QC,因他不想申請,覺得是原則問題:你覺得我好咪俾QC我、唔好就唔俾,點解要我去申請。」

「他好有型的,但制度是這樣,到我想申請QC時,我問余叔韶,他說:『好,你去吧。』當我申請到QC時,余叔韶的排名就變成低過我,上法庭時變成我lead佢。」是否因為這樣出現芥蒂?「完全唔係。我做QC一年後便做大律師公會主席,但因為我資歷淺,要找兩個德高望重的人,入我個Bar Council,於是我找了契爺余叔韶,另一個叫胡禮 ,他做land law好勁。之後我和余叔韶的關係才不好,因為好深的誤會......我不想講了。」

「他的為人和我爸很似,不是黑就白,沒灰色的。他一唔鍾意我、唔鍾意一個人就唔鍾意;鍾意就乜都啱。」

余叔韶永遠是李柱銘的契爺恩師,「他的勁無得學,記性好到係photographic memory,打案不用寫一張紙。他在80年代退休,其實完全不需要,但他是一個覺得要百分之百做到件案,才會繼續做的人,表現非100分就唔想做,要交足功課。但人年紀大了就困難,記性會差、不能不take notes。」

余叔韶走過80年代中英談判、六四事件、香港回歸的大時代,但公眾卻沒有聽到他評論時政,「他沒參與政治,他的立場未必跟我一樣,反而佢俾好多心機搞港大法律學院(1969年成立)。」

「余叔韶和我成長的那個年代,係會幫窮人、窮人都會借錢俾人。我一直記得余叔韶所給我的。」

余叔韶年輕時打官司,有超強記憶力。網上圖片

練乙錚

練乙錚一直記得李柱銘,雖然李柱銘一度忘記他。

練乙錚憶述:「我細個屋企好窮,我要幫好多學生補習賺家用,學校功課都沒時間兼顧。中六時,我有感就算在香港升到大學都無錢讀,反而美國有機會攞到獎學金,於是我決定考美國的試,申請了超過100間美國的學校,最後有三間說可給我獎學金。我在九華的成績,是A班前10名。」

「我選了位於明尼蘇達州的Carleton College,它給我4年全額獎學金、生活費都包埋。收到通知時我好開心,但當時我屋企的環境,連旅費都負擔不起,於是我跟學校說,神父就替我找了兩個贊助人,一個是李柱銘、另一個是在Shell公司做事的,他不願意出名,也是華仁舊生。學校叫我去見他們,他們合共給了我5000元,4500元是李柱銘的、500元是Shell那位先生的。」當年的5000元相等於現在幾多錢?「夠我買機票、置裝、少少書。」

練乙錚曾經撰文描述,1969年初夏一個早上去見李柱銘的情況:

我當時念中六,孤陋寡聞,莫說不知 Barrister Martin Lee 就是李柱銘先生,連大律師是個什麼名堂大概也搞不清楚,只道恩人必是一位長者,不料見到的,竟是一位青年才俊,滿室的法律書卷襯托着一種氣宇軒昂。他招呼我坐下,詳細了解我的學習狀況和志趣,然後給我一個信封,最後說道:『這筆錢將來不必還我,到你有條件的時候去幫助另一些值得幫助的人吧。』我到街上找回母親,小心翼翼把信封交給她,並詳細報告見面經過,母親聽了也感動得流淚,說:『唉,世界上的好人,都給你遇上了。』我後來知道,李先生這樣幫助過的人,不止我一個。三十年後,我在一個公眾場合再遇李柱銘先生,向他提起此事並再次致謝,他笑咪咪地說:『噢,是嗎?我記不清楚了,倒是你這個姓很特別,我還有點印象。』古道熱腸,右手的樂善好施,左手也不知道。 

練乙錚說,李柱銘沒有跟他提過余叔韶。

結果練乙錚在Carleton College讀書時,父母一個仙都唔使俾,他更有錢寄番屋企,「我在美國做過餐館、看更、裝修,乜都有。」他取得數學高級榮譽學士學位後,回港於九龍塘牛津道(現於天水圍)天主教培聖中學任教8年,「我教數學、英文、世史,做過中六班主任,張文光、陳茂波是我學生,黃毓民叫我哎吔老師,我入去時他剛畢業。之後我就去明尼蘇達大學讀經濟學博士,讀完回港在科大任教。」

練乙錚又如何做到李柱銘的囑咐「幫助一些值得幫助的人」?「我做老師的年代,香港經濟開始好,沒遇過沒錢俾學費的學生,於是我用另一個方法去做。」

「我會認真對待有潛質、學習態度好的學生,替他們寫詳細的介紹信,建議他們一些出路、申請什麼學校等。90年代我在科大商學院負責收生時,有位女生家庭環境不太理想,會考考得不好,但A-Level成績非常好,她有興趣讀經濟,報了若干學校都不收,我見到她的情況就決定,不看她的會考成績,只看近兩年表現,破格收了她。結果這個學生非常叻,後來赴美讀博士學位,現於外國名牌大學任教,成就很高,我們一直都有聯絡。」練乙錚在科大教書時,曾獲傑出教學獎。

練乙錚又說:「我現在日本教書,有位香港男生遇上感情問題想輕生,我花了很多時間和他傾談。」

練乙錚(左二)和李柱銘(左三),去年與羅冠聰(左一)及戴耀廷(左四),在英國出席倫敦大學東方與非洲研究學院(SOAS)主辦的香港政治前途研討會。練乙錚在會上介紹了香港文化獨立的概念,李柱銘卻認為沒必要提文化獨立,因為香港本來就和中國不一樣,最大分野是香港有法治。網上圖片

「政治上,我想幫後生仔思考出路,我不是獨派,我是講中港區隔,我支持後生仔說的有效區隔。年輕人有激進一面,有機會受很大打擊,我希望他們的運動在未能保護自己時,不要受太大打擊。但你叫年輕人不要激進,他們不會聽。」

「希望後生仔聽得入耳的話,就要站在他們的立場講說話,自己也不要怕因此受政權打壓,他們才覺得你可信。」

「泛民說要爭本土票,在單程證、新移民福利等一、兩個點可和本土派合作,但後生仔會覺得,你是否與他們利益一致。觀點可以不同,但利益、立場是否一致才重要。如在基本價值方面否定他們,只取一、兩個政策共通點作橋樑爭後生仔支持,是無意思的。」

「例如你說有言論自由討論港獨,口講無憑,要做到共產黨會因為你在這問題上的行為,而斬你一刀的,本土派就會信你、感到你是真心的。我同港獨的觀念也不一致,我是半個大中華膠,但我不會因共產黨說我是漢奸是閃埋一邊。」

練乙錚與民主黨創黨元老李柱銘,如今兩人的政治觀點不同,「但我哋大家都有講有笑。」

「我是比較幸運的人,在我那個年代,小學同學50人當中能讀完中學的,只有10個8個,繼續讀上研究院的只有2、3個。今日的我,是在很多人幫助之下,才能得到那麼多。我希望關心年輕人的事,可能是受當年的經歷影響。」

練乙錚一直關心梁天琦、黃之鋒等年輕人的想法。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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