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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譯全文】索羅斯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發言:習近平是自由社會最危險敵人


索羅斯演說英文全文

【相關新聞】索羅斯:習近平是自由社會最危險敵人 促美打擊華為中興

我想今天晚上向世界發出警告,一個前所未見的危機,正威脅着自由世界的生存。

去年我在這裏用了很多時間分析資訊科技壟斷的邪惡角色,我那時是這樣說的:

獨裁國家和數據豐厚的資訊科技巨擘聯盟出現,這帶來處於初始階段的企業監控系統,與已在發展中的國家監控結合。這可能帶來極權主義管控網絡,就連喬治奧威爾也無法想像。

今天晚上,我想要大家注意,由機器學習及人工智能控制的工具,對自由社會帶來的致命危險,可能落入極權政權手裏。我把重點放在中國,習近平要使一黨制的國家,具有至高無上的統治權威。

去年之後,很多事情陸續發生,我知道很多在中國出現的極權主義管控情狀。

索羅斯直指習近平是「自由社會最危險的敵人」。美聯社資料照片

個人的資訊急速增長,將在一個中央化的資料庫集中,成立「社會信用系統」。根據這些數據,人們將被演算評估,判斷他們會否對一黨制國家構成威脅。之後就據此對付人民。

社會信用系統還未開始全面運作,但很清楚,它將變會成什麼樣子。它會把個人的命運,變成一黨制國家利益的從屬,這種做法是歷史上前所未有。

我覺得社會信用系統令人震慄和厭惡。很不幸,一些中國人卻感到這特別具吸引力,認為它提供了目前沒有的資訊和服務,可以用來保護安份守已的老百姓、對抗國家的敵人。

中國不是世上唯一的獨裁政權,但毫無疑問在機器學習及人工智能方面,是最富有、最強大、技術最先進的國家。這使得習近平成為相信自由社會概念的人的最危險敵人。不過,習近平不是唯一的一個,獨裁政權在全球擴散,如果成功的話,就會變成極權主義。

作為自由社會基金創辦人,我一生都與為了目的不擇手段的極權和極端意識形態鬥爭。我堅信人民對自由的渴望不會永遠受到壓制。不過,我得承認,自由社會此刻面臨深重危機。尤其感到不安的是,由人工智能發展出來的控制工具,給獨裁政權在面對自由社會有着先天優勢。對獨裁政權而言,控制手段提供有用的工具,對自由社會來說則是致命威脅。

我用「自由社會」來描述法治盛行、反對一人統治,國家角色用以保護人權及個人自由的社會的簡寫。我的看法是,一個自由社會,應該對深陷歧視、社會排擠,以及無法保護自己而遭苦難的人特別關注。

相比之下,獨裁政權用盡手上的控制方法,讓自己永保權位,犧牲了被他們剝削和打壓的一群。

如果這些新科技讓獨裁政權擁有先天優勢,自由社會如何得到保護?這是一個令我極其關注的問題。這亦應是那些想生活在自由社會的人關注的。

自由社會需要管制生產控制工具的公司,而獨裁政權可以稱它們是「國家冠軍」。這是令到一些中國的國營公司,可以追得上甚至超越跨國巨人之故。

當然,這不是令我們今天關注的唯一問題。舉例說,人為的氣候變化,威脅我們文明的生死。但是,自由社會面對的結構性不利因素令我關注,我希望分享如何對應的想法。

我深深的擔憂,是來自我的人生。我1930年生於匈牙利,我是猶太人。13歲時,納粹佔領匈牙利,把猶太人趕進滅絕集中營。

我那時非常幸運,因為父親知道納粹政權本質,他安排了假的身份證明文件,以及家人與其他猶太人的藏身之地。我們當中的大部分,都能夠倖免於難。

1944年,是我人生經歷形成的一年。我很年輕時就知道,什麼政治政權主管國家的重要性。當蘇聯佔領軍取代納粹政權,我離開匈牙利到英國避難。

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我在導師卡爾波普爾的影響下,發展出自己的一套概念框架。其後在我金融巿場覓得一份工作,證明這套框架出人意表地有用。這套框架與財經完全無關,它是基於批判思考。這讓我分析機構投資者各種理論的不足之處。我於是成為一個成功的對沖基金經理,也令我對自己是世界上收入最多的批評者感到自豪。

打理一個對沖基金的壓力很大。當我賺到比自己和家人要用的還多的錢,我進入了中年危機。為什麼我不要命地賺更多的錢?我反思良久,到底要什麼,1979年,我創立自由社會基金。我把目標定為幫助打開封閉社會,減少自由社會的匱乏,以及推動批判思考。

我的第一個方向是弱化南非的種族隔離主義。之後我把注意力放在打開蘇聯制度。我與匈牙利共產黨轄下的科學院合資一個項目,它的代表私下對我的做法表示同情。這個安排,獲得超越我最瘋狂夢想的成功。我迷上這個「政治慈善事業」。那是1984年。

跟着下來幾年,我嘗試在其他共產主義國家重覆在匈牙利的成功經驗。我在蘇聯帝國做得甚為出色,包括蘇聯,但在中國則是另一個故事。

我在中國的首個行動,那時看來相當有前景。這是包括當時在共產世界廣獲仰慕的匈牙利經濟學者,與在中國剛剛成立、亟欲向匈利牙學習的經濟智庫成員互訪交流。

在初期的成功基礎上,我向中國智庫負責人陳一諮提出,在中國重造匈牙利經濟模式。陳獲得中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及其富有改革思想的政策秘書鮑彤的支持。

1986年10月,一個名為中國基金(China Fund)的合資項目啟動。這是一個在中國截然不同的機構,理論上,它有全面自主權。

鮑彤是中國基金的領導者。不過,激烈改革一系的敵人眾多,聯合起來攻擊鮑彤。他們說我是中央情報局特務,要求內部安全部門調查我。為了保護自己,趙紫陽換走陳一諮,取而代之的是對外安全部門的一名高級官員。由於兩個部門同級,誰都不能干涉另一部門的事。

我同意這一變動,因為我厭倦陳一諮把太多款項撥給他自己的研究所,我那時還不知道幕後的政治內鬥。但是申請中國基金的人,很快就留意到中國基金是政治警察所控制,開始遠離。沒有人有勇氣向我解釋當中原因。

最終,一名中國保證人冒着相當風險來紐約告訴我。之後,很快就趙紫陽下台,我借此結束了基金。這事發生在1989年天安門屠殺前不久,與基金有關的人留下「污點」紀錄。他們竭盡全力洗清自己,最終都成功。

回首前事,很明顯,我企圖在中國建立一個以民眾不熟悉方式運作的基金是錯誤的。在那時候,捐助是締造捐獻方與接受方之間的共同義務感,使雙方有義務永遠對另一方忠誠。

歷史就這麼多。現在我談談去年發生的事,當中一些讓我吃驚。

我第一次去中國時,見過很多權力中人熱切相信自由社會的原則。他們年輕時下放到農村再教育,比我在匈牙利時更加艱苦。但他們活了下來,我們有很多相同之處。我們曾經都受獨裁統治。

他們熱切學習卡爾波普爾有關自由社會的理念。他們覺得想法非常吸引,但是他們的詮釋與我的有些不同。他們熟悉儒家傳統,但中國沒有投票傳統。他們的思想仍停留於層級及內在的尊崇高層。我則是更為平均主義,同時希望所有人都能投票。

因此,我對習近平在中國遇上大量反對並不驚訝,但驚訝的是形式。去年夏天,領導層在海邊勝地北戴河開會,習近平似是被挫威風,傳說會議反對取消任期限制,也反對習建立圍繞自己的個人崇拜。

重要的是,要知道這些批評僅是對習近平做事過頭的警告,而不是推翻取消兩任任期限制。他推廣「習近平思想」,視此是他對共產主義的提升,已被推高到與「毛主席思想」同一層次。於是習仍是領袖,可能是終身如是。近來的政治內鬥的最終結果,仍然未有解決。

我一直留意中國,但是自由社會太多敵人,當中一馬當先的是普京的俄羅斯。最危險的情景,是這些敵人互相合謀或互相學習對方如何打壓人民。

問題是,我們要做什麼才能阻止他們?第一步是承認危險。這便是今晚我為什麼要說出來。但是現在來到困難的部分。我們當中誰想保住自由社會,必須一起工作,組成一個有效聯盟。我們的任務,不可以留給政府。

歷史說明,儘管政府要保護個人自由,但仍有其他利益。他們會優先考慮國民的自由,先於大原則上的個人自由。

我的自由社會基金全心全意保衛人權,特別是那些沒有政府保護他們的一群。當我們40年前開始時,很多政府支持我們的努力,但是排序愈來愈後。美國和歐洲以前是我們的強大盟友,但他們現在正受國內問題所困。

這樣,我要集中在我認為是自由社會最重要的問題:中國將發生什麼事?

這個問題只能由中國人民回答。我們能做的是,在習近平與中國人民之間畫出清晰界線。由於習近平對自由社會公開敵意,中國人民便是我們的希望之源。

事實上,他們就是希望的基石。正如一些中國問題專家對我解釋那樣,儒家傳統:皇帝的謀士一旦強烈不同意皇帝的做法或旨意,他們就會發聲,即使後果是流放或是處死。

這對於陷於絕望邊緣的我來說,可以是大大的噓一口氣。在中國的決心保衛自由社會的人,大概是我這把年紀,大多是已經退休,他們的位置由靠習近平提升的年輕一代接過。但新的政治精英出現,願意保住儒家傳統。這意味習近平在國內繼續面對政治反對力量。

習近平向其他國家展示中國作為模範榜樣,可他不但面對國內還有國外的批評。他的「一帶一路」倡議已在執行,足以顯出它的不足之處。

「一帶一路」倡議設計用來推廣中國利益,不是接受方國家的利益。它的野心勃勃基礎建設,主要用貸款資助而非捐贈,而外國官員經常收賄接受這些項目。很多項目證實經濟上不化算。

最具標誌性的案子是在斯里蘭卡。中國建設一個港口是為了自身戰略利益。港口無法吸引足夠的商業航運來還債,結果讓中國取得港口。在其他地方也有類似案例,引致廣泛的不滿。

馬來西亞帶頭反彈。上屆由納吉率領的政府投向中國,但2018年5月,納吉在大選被馬哈蒂爾為首的聯盟擊敗下台。馬哈蒂爾立即叫停一些大型基建項目,最近正與中國談判,馬來西亞要賠償多少錢。

向是中國最大投資國的巴基斯坦,情況並不明確。巴基斯坦軍方全面受益於中國,但去年8月上台擔任總理的伊姆蘭汗則是含糊不清。2018年初,中國和巴基斯坦宣布在軍事合作上的宏圖大計。到了年底,巴基斯坦深陷財政危機。但有一樣事愈發清楚,中國打算以「一帶一路」倡議來作軍事目的。

所有這些挫拆,逼得習近平要修改對「一帶一路」倡議的取態。9月,他宣布要避免「虛浮項目」,傾向小心設計的倡議。10月,《人民日報》警告,這些項目應該服膺受方國家的利益。

客戶們已先行提出警告,其中一些,像是塞拉利昂到厄瓜多爾,正在質疑或是重新談判項目。

更加重要的是,美國政府現已視中國為「戰略敵人」。特朗普總統的難以預測是臭名昭著,但是他的決定,是基於一個小心準備的計劃。自那時起,特朗普的乖僻行止,已被政府各部門的中國政策取而代之。政策由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專家博明及其他官員監察。這個政策,10月4日在副總統彭斯的演說中勾勒出來。

美國副總統彭斯在Hudson Institute發表重要演說,勾勒出美國對中國政策。

即使這樣,指中國是戰略對手是太過簡單。中國是一個重要的國際主角。對中國有效的政策,不可能減到變成一個口號。

這需要更加精密、詳細、實際;這必須包括美國對「一帶一路」倡議的經濟回應。博明的計劃沒有回答,到底最終目的是公平競爭環境抑或是從此與中國不相往來。

習近平完全明白美國新的政策對其領導的威脅。在布宜諾斯艾利斯,他用在G20峰會與特朗普的會晤來賭一把,與此同時,全球貿易戰升級,股巿在12月出現大量拋售。這對把所有力量集中2018年中期選舉的特朗普構成困難。當特朗普與習近平會晤,雙方都很想達成協議。所以,他們達成協議並不奇怪,但這只是一個沒有結果的協議:停火90天。

同一時間,清晰顯示中國正出現廣泛的經濟下滑,影響世界其他地區。全球放緩是巿場最不欲見的事。

中國未有公諸於世的社會契約,是建立在穩定上升的生活水平。如果中國經濟及股票巿場下跌嚴重的話,社會契約便會受到損害,甚至商界也可能反對習近平。如此的衰退可能是「一帶一路」倡議的喪鐘,因為習近平可能耗盡資源繼續資助如此多的虧本投資。

在全球網絡的管理問題上,中國與西方正進行一場未有公開的爭逐。中國想通過新平台和科技壟斷發展中國家,從而主導數碼經濟的規則和程序。這是對互聯網自由的威脅,也是對自由社會的間接威脅。

去年,我仍相信中國應當更加深入融入全球管制系統,但習近平的所作所為改變了我的看法。我現在我看法是,美國應放下與全世界進行貿易戰,而是聚焦中國。不是輕輕放過中興與華為,而是需要打擊它們。如果這些公司壟斷了5G巿場,這代表了對世界其他地區構成不能接受的安全風險。

遺憾地,特朗普總統看來是走着不同的路:對中國讓步、聲稱取得勝利、重新攻擊美國盟友。這會破壞壓制中國濫用及過火行為的美國政策目標。

最後,讓我把今晚的信息總結。我主要的重點,是擁有資訊科技壟斷的極權政權,令得這些政權對自由社會有着內在優勢。管控的手段,在獨裁政權手上是有用的工具,對自由社會來說是致命威脅。

中國並非世界上唯一的獨裁政權,但在機器學習及人工智能方面,是最富有、最強大、技術最先進的國家。這使得習近平是自由社會最危險的敵人。這就是為什麼要把習近平的政策和中國人民的期許分開是如此重要。社會信用系統,如果啟動的話,將讓習全面控制人民。由於習是自由社會最危險的敵人,我們必須把希望寄於中國人民,特別是願意保存儒家傳統的商界及政治精英。

這並非說我們這些篤信自由社會的應該消極被動。現實是我們正處身於有威脅成為熱戰的冷戰當中。另一方面,如果習與特朗普再也不擁權力,兩個網絡超級大國就有機會發展更大的合作。

有着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萌生的《聯合國協議》的夢想是有可能的。這會是美國和中國之間目前衝突循環的適當結局。這將重新建立國際合作,讓自由社會開花盛放。這是我的看法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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