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北京作家許知遠先生發表在《亞洲周刊》2016年12月18日第三十卷50期的文章《失落的良心》談到兩岸的良心作家劉賓雁和陳映真1988年在香港的會面，說「他們在香港的見面，被稱作『香江盛會』，轟動了整個華人世界。那也是個亢奮、微妙、充滿了希望的時刻。台灣拋棄了常年的獨裁統治，大陸則洋溢著改革開放精神，香港則正在擺脫殖民陰影、走上回歸之路。」
我想，許知遠先生對兩岸的描述可能是接近歷史的真實的，但對於經歷過那個年頭的多數香港人，他們的歷史記憶恐怕與許先生的記述相去甚遠。這絕對不是一個亢奮、微妙、充滿希望的時刻，相反倒是一個無助無奈、悲哀的時刻，因為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香港主權從英國要交回給一個極權專制的政權的命運已定，這時多數香港市民感到的只有對前途的恐懼。
在中國的大牆之內，香港主權回歸中國，自然是天命所在，血統與中國同源的香港人也應該如大旱之望雲霓般地期待回歸王師之日。但在香港，1997回歸是一場無法避免的命運大劫難，被香港人稱之為「97大限」，而「大限」這個詞是在97之後才逐漸消失的。因為不符合97之後統治者的政治正確。
實際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前，香港人怕中國收回香港，已人心惶惶，因此才有1982年總理趙紫陽見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時，問到場採訪的香港記者：你們怕什麼？
和我一樣，很多在文革結束中國重開國門後南來香港的新移民，是為了躲避共產政權來到香港，記得那個時候有一位朋友沉痛感嘆道：好容易到了沒有共產黨的地方，剛呼吸了幾口自由空氣，共產黨又來了。我一個四川同鄉為此又舉家移民到美國。而這不是一兩個家庭的選擇，而是千家萬戶的無奈的選擇。
那個時候，香港啟德機場的送機大堂，每天都上演著生離死別的戲劇，為逃避97大限的家人和送行的家人在機場擁抱痛哭，難分難捨，那個無比悲傷的場面，天天透過電視鏡頭，刺激著每一個對未來感到恐懼的香港人。
那個時候，香港人如果有選擇，大家寧可自由地生活在「殖民陰影」下，而不是要走上所謂的「回歸之路」。97前夕，《開放》雜誌曾做了一個民意調查，發給我們的作者和讀者，要他們對香港前途的多項方案（主權回歸中國、香港獨立、維持英國統治的現狀，以及主權還給中國但英國保留治權）中，選擇一個，結果沒有人選擇回歸中國這一項，其他三項都有人支持。對英國殖民歷史，香港主流民意有與中國大陸不一樣的親歷者的解讀。
如果說香港人該年也有某種亢奮和希望，那不是因為要擺脫殖民陰影，走上回歸之路，而是一直式微的香港民主運動在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首次出現高潮。在英國人將香港像一個孤兒一樣拋棄給一個殘暴不仁的政權之時，香港人感到無依無靠，覺得我們需要自立自救，於是才有了聲勢浩大的爭取88年立法局直選的民主運動。
在香港何去何從的命運十字路口，香港人的主流民意要求權力還給香港人，但1984年的中央聯合聲明簽署決定了香港的命運，這是兩個主權國家的交易，當事人香港被排除在外。香港人88直選民主運動即是要為自己爭取到能主導香港未來的政治權利。
所以1989年中國爆發學運，香港人傾巢出動聲援，展現了對中國學運最大的支持熱忱，因為香港人以為看到希望，以為未來的宗主國也將轉型為同英國一樣的民主國家。當然他們這個希望一個半月後即被徹底粉碎。
許知遠先生是位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他的文章對我們身處的時代和社會現實人和物有許多深刻的觀察，文章不乏睿智的評論，其文字也清新雋永，讀他的文章是一種享受。但遺憾的是，許知遠先生對香港1988年那個時刻的歷史描述離真實很遠，是一個被扭曲被誤導的歷史記憶。可能是許先生的想當然。但更可能是被中國大陸的主旋律報導，被《大公報》、《文匯報》的出口轉內銷所誤導，畢竟許先生是在中國大陸出生長大，1988年他還是12歲的少年。那時沒有互聯網，聰慧如許知遠般的中國少年所能接受的也只能是大牆之內的訊息。
中國的歷史往往是勝利者寫的，而真實的歷史則往往隨著失敗者葬身塵土。有關香港走向97大限那個歷史進程，真相雖然只有一個，但如果未來的歷史勝利者還是北京，那可能百年千秋之後，人們讀到的歷史就只有一個不實的結論：1988年的香港人正在擺脫英國殖民的陰影，走上了回歸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