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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南央章立凡談歷史的李銳


李銳與李南央。網上圖片

中共元老李銳的告別式周三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近千人向覆蓋中共黨旗的李銳遺體告別。外界之前有說是「不開追悼會,不進八寶山,不蓋黨旗」,因此李銳的告別式引起強烈關注。《美國之音》節目「時事大家談」訪問了李銳女兒李南央及獨立評論人章立凡,談及李銳的評價以及遺體告別式。

李南央說,「繼母、哥哥和父親秘書,沒有向我告知父親追悼會的事情;我是從朋友處得到的消息。我發過聲明,引來很多謾罵的聲音,但是,我的做法讓更多人知道父親的真實意願」。

她說,習近平及李克強都送了花圈,但是朋友開始都沒有看見,記者多方證實的確如此。她後來才知道,習、李的花圈被擋在工作人員背後,「這特別能說明問題,說明送花圈不是他們有雅量,而是因為和我繼母勾兌出的正部級級別。他們的規矩是,正部級需要第一、二把手都送花圈。想想,習近平到哪裏都要當老大,送的花圈居然沒有放到最突出的地方,而是大多數人都看不見的地方,這是為什麼?說明花圈不是習近平要送的,而是根據級別的需求而放置的。他們不得不放,但是又不想太醒目」。

李南央說:「那些指責甚至辱罵我的人說,我不參加追悼會,有違中國百善孝為先的傳統。我要說的是,中國最不孝的第一大逆子應該是習近平,他不做習仲勛的兒子,卻要做毛澤東的孫子」。

李南央又說:「連父親去世的消息都不是繼母、哥哥或者父親秘書告訴我的,而是由朋友和遠親告知的。需要指出的是,報道上寫的我說法是『遺願』,繼母的聲明說法是『遺囑』,而我的聲明說的是意願。這是三個不同的東西。父親沒有留下遺囑,因為任何生活在中國的人,都受到共產黨的箝制,這不僅僅包括派遣馮亦代那樣的朋友到家裏當臥底,更包括通過親人之手來控制。我認為,我的繼母就是共產黨用來箝制我父親的一隻手,所以父親根本就不可能在生前把自己的意願作為遺囑寫出來」。

李南央續稱,父親說得很清楚,黨旗上是鐮刀斧頭沒有知識分子的地位。特別是父親「一二九」之後才入黨,對於中共早期在蘇區肅清AB團的血腥屠殺並不了解。後來從中組部下來後,父親花了十多年時間負責組織和領導中共組織史資料撰寫,了解中共肅清AB時殺了十幾萬黨員,非常震驚,有的縣只剩一兩個人。黨旗不僅僅是烈士鮮血,更多是自己人的鮮血。

「另外就是六四事件,當時父親在木樨地,目睹了坦克進城碾壓市民和學生。他所在的大樓面對大街。他在樓裏和年輕人一起站了一個晚上,不停高喊『法西斯』。他們一喊,子彈就會掃射上來,他們趴下躲避;再喊,子彈再掃射上來。第二天一清早,他前往旁邊的醫院,看到堆起來的屍體和流淌在地上的血漿。他對共產黨徹底絕望。所以,給他蓋的黨旗上,更多是沾的共產黨屠殺人民和自己黨員的血迹。不能因為他沒有退黨就給他蓋黨旗。他告訴過我不退黨的原因,留在黨內說話更有份量,否則就會跟我一樣說話沒有份量。『毛病不改,積惡成習』是民間的話,但是由李銳的口說出來,其份量和傳播的廣度不可同日而語。」李南央說。

李南央說,父親在1957年的南寧會議上,反對上馬三峽工程,被毛澤東看中,當了秘書,所以才會在1959年上廬山,否則他不夠級別。更重要的是,父親列席7月31日和8月1日的政治局常委會議,也做了記錄。這次會議導致父親後來倒霉20年,包括在北大荒差點餓死,軟禁大別山和監禁秦城八年。正是因為這樣這樣的情況,父親留下了手稿,揭露中共內部高層黑暗。

她說,第二次是2006年,當時《德國之聲》、某日本媒體和幾家香港媒體等對他採訪,他說胡錦濤是帶着紅領巾長大的,意思是在共產黨意識的熏陶下成長。中組部找到家裏談話,父親和他們發生激烈爭執。繼母出面調解,並向組織上保證,答應以後看住李銳、看住家裏的電話,讓他再也不接受外媒採訪。

李南央說,「過去,父親一直誇繼母『二十六年如一天,醫生護士兼保安』。從那以後,改為『醫生護士兼政委』。此後,繼母正式擔任起看住李銳的任務。她也為自己的作為深感驕傲自豪。當時的中組部常務副部長沈躍躍給我父親拜壽時還特別感謝她,說她『政治工作做得好』。這樣一來,父親的發聲渠道被堵塞了很多。而且他時時刻刻要注意,自己的講話是否會得到『政委』的允許。他在日記中也寫下過,今天說了什麼話,玉珍很不高興,等等」。

歷史學者、獨立時評人章立凡說,有人給他打電話,指摘他接受《美國之音》關於李銳的訪問,要求他不要出席李銳的追悼儀式。他說,跟李銳也是朋友,需要理由不參加,但是對方說不出理由,於是他還是選擇前往參加追悼會,心想既然對方不給他不參加的理由,那麼就有理由去參加。「我跟《美國之音》談起過,最高領導人是否會送花圈或者出席追悼會,需要看態度,畢竟李銳先生曾經批評過最高領導人。最高領導人還是送了花圈,所以這樣反推回去,我的提醒也不為過。最高領導人也說過,要容得下尖銳批評。我很好奇,想去看看有沒有關鍵的花圈,還有遺體是否覆蓋黨旗,我要見證歷史時刻」。

章立凡說,李銳追悼會的爭議,可以說是家事、國事和黨內事的集結。作為第三方,我們一般不應該介入到家事中。「在中國傳統中,死者為大。李銳先生作為逝者,本人的真實意願應該得到尊重。我也注意到,南央女士公布了李銳先生的日記。我相信,李銳先生應該是表達過不覆蓋黨旗的意願。正如南央所說,只要生活在中國,就一定會受到黨的箝制。這點上我也感覺,可能家屬胳膊拗不過大腿。與李銳先生同輩的如于光遠、何方等人,他們去世時,雖然也被認為是黨內異議者,但都毫無例外被蓋上黨旗」。

他說,「『黨』無法佔有逝者的心,但是要佔有其遺體,所謂生是黨的人死是黨的鬼;只要你沒有退黨,我就有權給你蓋上黨旗。總之,黨旗代表你的歸屬,海外炒作也無用,我們可以想這麼做就做。這是中共的邏輯」。他說,逝者意願得不到尊重現象,最著名的先例就是毛澤東,親自簽名要身後火化,而唯一沒有火化的就是他。我相信,南央說的是真的,我也確實認為南央女士對李銳的思想、歷史、經歷、史料做了大量的整理工作,是李銳的精神繼承者。作為家人、繼母,她對於百歲老人李銳先生的照顧也是應該被認可的。

章立凡說,對於李銳的「兩頭真」,他寧可認為這是一種歷史現象,不希望它變成一種社會現像,「中共黨內確實有一批老人當年為了救國救民,包括要見證民主的理想,在國難當頭之時,參加共產黨隊伍。這就是李銳先生為代表的『一二九』那一代。他是突出的一個。為什麼這麼多人加入中共?當時,中共抗戰爆發時搞的統一戰線,確實修改了土地革命時期的暴力革命方針,從原來的沒收土地改為減租減息,稍微人性化。毛澤東和周恩來在很多場合大講新民主主義,要學習美國民主,要實行三民主義,要軍隊國家化、政治民主化,做出了很多這樣的許諾。參加者都對國民黨不滿,認為它腐敗和對日妥協。這是對那頭真的解釋」。

他說,然而他們在中共內部待了以後,看到的並非如此。尤其李銳經歷延安整風,遭受政治家庭雙重打擊,釀成一生的個人悲劇。中共建政後,李銳作為中共革命幹部,也參與建政時期的左傾做法。他也寫過土改的文章,也在1957年出版過談毛澤東青年時代的書,就是造神,他早年也參與過。「不過,他醒悟比別人早。他因為廬山會議,看到高層內部的權鬥和決策過程。加上近20年的流放和監禁,他對中共體制積累深刻的認識。這批人在改開年代,確實想通過體制內改革,使得中共走上憲政之路,使得黨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不過,這種衝動主張也是站在中共的立場上提出的。李銳真正的大徹大悟,如南央所說,是發生在晚年的深刻反思之後。他的心發生了變化,不再相信共產主義那一套,這是他最後變『真』的突出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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