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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性的孽子:讀施米特《游擊隊理論》(一)


如果馬克思主義是啟蒙的怪胎,那布爾什維克就是現在性的孽子了。

近日西方多國先後以國家安全為由打擊與北方帝國有關的企業和個別人士。而其中一個令西方驚訝的是,其移民潛伏多年與之親善,最後竟然協助執行間諜任務,情況有如幾十年前的冷戰時期。近年論者也以北方帝國布爾什維克(Bolshevik)式組織解釋這北方帝國的運作。部份人認為其背後並沒有太多深奧的理論,只是為求目的不擇手段的權謀。早在半世紀前施米特Carl Schmitt)已經提出異議,揉合其政治學和歴史視野而組織出其操作的一套「游擊隊理論」和「大空間」的視野。

《游擊隊理論》(Theorie des Partisanen) 一書出版於1963年,一開始便把讀者的視線帶到1808年,當時西班牙和普魯士的軍隊均被西方歴史上得一支現代化的軍隊——拿破侖的大軍所敗,由此帶來新的戰爭空間視野。1813年普魯士王室發詔令號召所有臣民反抗,不順從敵人也不參予重建社會秩序。施米特稱其為游擊隊的《大憲章》。事實上,自古就有非正規的戰士,但卻是第一次由官方諭命所出,即得到法理依據。對比起現代化的軍隊,以嚴格區分軍民、軍服公開身份和展示武器和重建社會秩序;游擊隊相反的屬性卻包括其非正規性、一切可用的方法、以土地為據並以防守為主。

接下來軍事史上的兩位重要人物:克勞塞維茲(Clausewitz)對游擊隊的態度和布爾什維克的祖宗列寧(Lenin),對游擊隊的利用決定了游擊隊在現代性的位置。克勞塞維茲在其名著《戰爭論》中經已看到游擊戰於動員人民的潛力,但他和當時的歐洲各國箇於拿破侖被打敗後確立了的國際戰爭法(martial law),游擊戰只放於次要的地位。深具國際法規限的正規戰爭仍為戰爭的模楷,這可為現代性的一大象徵。施米特特別指出克勞塞維茲的名言「戰爭為政治的伸延」經常被人誤解,他認為具規模的戰爭法代表了當時的民主政治思維,就是現代的政黨政治,已經達到一個成熟的階段。戰爭法就是這種成熟政治模式的果實和輻射。

可是游擊戰到了列寧的手上,卻成了世界革命的工具。列寧繼承了馬克思對西方民主的蔑視,認為民主只是掌權者壓制低下階層的手段。一切現代性的有理有節的政治模式只是有錢人的遊戲和幌子。列寧顛倒了克勞塞維茲的名言,認為戰爭才是政治。為求達到革命目的,一切的戰略,包括非正規的游擊戰,也是可用之材。布爾什維克式的黨組織就是這種戰略的體現,加上中央集權和意識型態改造,使之能與西方分庭抗禮數十年。由此,游擊戰結果脫離了本土守護的原則,失去了戰爭的規則和合法性;它們的敵人就是反對他們的人,而也由於失去了規則所以變得十分殘酷,必需將別人置諸死地。用施米特的講法,就産生了「絕對敵對」(absolute enm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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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擊戰到了北方帝國的祖宗毛澤東手上推到最高峰。不單繼承了列寧的方針,更加上了一種特別的空間意識。施米特認為他把守衛本土和世界革命有機地結合。以民族存亡號召和動員人民,掌權之後繼續輸出這種空間意識。這種意識藐視普世價值,認為那是對自己不利;而提出全球勢力分裂而互相制衡的大空間。正是「安得倚天抽寶劍,把汝裁為三截?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東國。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筆者,這空間視野其實是這帝國自古已有的「帝國只有地域而無地界」意識的變種。以民族復興召魂古老帝國的霸業夢,務求稱霸一方。故今日稱這北方帝國與西方的衝突為「新冷戰」實在並不確切,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更只是感覺良好的聯想﹗

今日北方帝國的向外擴張的手段就是源自這種游擊隊的戰術。西方私人企業製造的器材並不會為政權服務,這是有限制的政黨政治模式所衍生的商業自由,但這帝國卻不行此道。為求成全其大空間的世界觀,武器化一切可用的手段。所以她的留學生可以成為政治示威的爛頭卒,移民借機染指當政治,旅客和游資成為經濟戰的方法,生産的科技成為監視的工具。說穿了就是這帝國利用了別人會守規則,君子可欺以方,就繼續耍壞之餘還沾沾自喜自己聰明。就算不是所有留學生、移民或電話都涉及(所以也能做就部份人喊冤),但只要有少部份這樣做,西方世界就對這帝國的任何出産防衛甚至封殺。所以帝國也經常高調回應一些所謂歧視侮辱事件而要求別人道歉,用來為被人封殺開脫。

這結果就如施米特所言,正規軍深陷無處不在的游擊空間戰線,為求打擊結果要把整個社會撲殺和破壞。這種全方位的游擊戰就是反人類的戰略,需要世界的正視。若果北方帝國的大空間繼續實現和擴張,只會以游擊戰線繼續與其他勢力衝突。篇幅所限,筆者將會在後文再分析這空間視野的問題,敬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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