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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走出二十三條的陰霾


回歸近二十年,相信不少人皆認為「一國兩制」帶出最令人擔心的矛盾,應該算是釋法和《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最近,港獨思潮在年輕一輩堀起,引起中央高度關注,一再強調這是北京的底線,不得越雷池半步。就此,我們已剛剛經歷了第五次釋法。接踵而來的,很可能便是二十三條立法;便是兩位現已宣布有意參選行政長官選舉的準候選人,也不約而同地在他們的政綱中,高調談及他們對二十三條立法的看法。

民主派對二十三條立法一貫的立場是在普選前不能立法。相信大家也明白和理解這立場的邏輯性:有了普選特首和普選立法會,市民會對維護兩制下之自由和權利比較有信心。這是以往的看法。但在今天,這邏輯還站得住腳嗎?我們看見全球民粹主義主導了多少國家的選舉和公投;便是號稱西方國家最民主的美國,也可以選出一位對核心價值毫不尊重的特朗普。普選對維護核心價值究竟有多大保障,我們心中有數。

另一問題是普選特首之路目前已是舉步難行,根據人大常委會於一四年的決定,普選立法會必須跟隨普選特首後,那麼普選立法會更是遙遙無期。在這期間,假如北京堅持需要有法例保障國家安全,會否強行以全國性法律規範香港損害國家安全之行為?那是否比特區自行立法更不理想,更令人擔憂?

從另一角度看,邏輯上假若社會對二十三條立法能達至廣泛共識,我們的核心價值亦得到合理的尊重和保護,即便是沒有普選,為何不可以立法?相反,就算有了普選,假若各方未能達至共識,隨便立法也不是最好的安排。左不是、右不是,特區是否永遠不能立法,又或寧願接受內地的國家安全法?在兩者之間,我們能不能找出一個社會比較容易接受的平衡點?

一直以來,我對二十三條立法的出發點是社會必須經過廣泛和深入討論,在清楚了解問題所在後,才尋找共識。這過程可能需時一、兩年,甚至更久;但這是一個必須經歷的,亦是最能保障社會各階層權益的必然過程。

那麼,假如我們下屆特首真的就此進行廣泛諮詢,有甚麼要點我們要特別留意?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提及最少七種行為,這些行為分別為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竊取國家機密、禁止外國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特區進行政治活動及禁止特區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讓我們嘗試初步了解這「七宗罪」中,我們最需要關注的重點在哪裡,我們應該怎樣尋找箇中之平衡點。

1) 叛國罪

殖民地時代我們也有叛國罪。今天我們仍保留著殖民地時代《刑事罪行條例》中之有關條文。這宗罪既然自殖民地時代已有,假如我們把《刑事罪行條例》中之條文略加修改藉以配合主權的轉換需要,應該沒有太大問題。重點是特區在「一國兩制」下,不能出現以言入罪或思想入罪,所以任何構成叛國罪的元素,必須包括暴力和實際行為。

2) 分裂國家罪

殖民地時代沒有分裂國家罪,但有叛離英國國家罪。明顯地,港獨思潮假若變為一種政治運動,亦有人以行動,甚至暴力推廣該政治主張,那麼難以否定這是分裂國家之行為,應受到法律制裁。分裂國家的事實準則應該比較容易界定。所以這宗罪只要不涉及破壞言論、新聞、思想等自由,立法應該沒有太大問題。

3) 煽動叛亂罪

與叛國罪一樣,煽動叛亂罪自殖民地時代已存在,亦有不少案例涉及這罪行。煽動叛亂和藐視法庭一樣,是一種關乎言論的罪行;但與藐視法庭一樣,入罪有相當嚴格的要求,主要是該等言論必須有直接引致叛亂行為的高度可能性。與叛國罪一樣,相信我們只需把《刑事罪行條例》下之煽動叛亂罪略加修改,便可以滿足二十三條的要求。

4) 顛覆中央人民政府

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可能是最複雜的罪行。顛覆政府與叛國不同,因為政府與國家是有分別的。但假如我們把叛國罪的基準用之於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罪行上,兩者一併處理,應該也不會引起太大爭議。

5) 竊取國家機密

竊取國家機密可能是最具爭議的罪行。這是因為在內地,「國家機密」的定義實在太廣闊無邊了。如果把這概念隨便引入香港,對「一國兩制」將會引起極大之傷害。在這方面,我們可以參考殖民地時代的《官方機密條例》。在該條例下,國家機密的定義,頗為容易確立和具合理限制。如果我們以殖民地時代的《官方機密條例》為藍本而展開討論,相信達致共識也非不可能。

6) 禁止外國政治組織在特區進行政治活動

禁止外國政治性組織和團體在特區進行政治活動爭議性應該不大。問題在於何謂「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和「政治活動」。如果我們把外國政黨歸納在這描述中,禁止他們在香港進行政治活動推廣,相信沒有太多人會持反對意見。關鍵在於「政治活動」的定義。只要這定義不涉及一般禮節上、文化上或學術上的交流,相信要尋找共識也不是那麼困難。

7) 禁止特區政治組織與外國政治團體建立聯繫

最後,有關禁止特區「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罪,關鍵在於如何界定「聯繫」。假如意思是要求特區的政黨成為外國政黨的支部或一份子,那麼禁止這樣的聯繫是有其道理的,但「聯繫」的定義不應、也不能廣泛用於至以上所談及的禮節上、文化上和學術上的交流。那麼要在這罪行上最終達成共識亦有其可能的。

除了《基本法》第二十三條中所提及的這些罪行,有人,相信包括準特首候選人葉劉淑儀本人,也可能會重提零三年政府提出的二十三條條例草案中,一些極具爭議性的罪行。這些罪行包括互相舉報、知情不報、擁有犯罪書籍等。當年香港人對這二十三條條例草案那麼反感、那麼憤怒,很大原因亦因爲是當時提及的這些罪行根本上違反了《基本法》所保障的,而我們又極為珍重的核心價值。假若我們重新就二十三條立法展開廣泛諮詢和社會討論,這些零三年條例草案下的罪行肯定在社會中難以達成共識。

何謂溫和政治?何謂中間路線?這些政治理念之共通點是在複雜問題上,我們有責任盡力於兩極間尋找一個各方均可接受的平衡點,這亦是解決問題的唯一方法。我們既要盡《基本法》下就二十三條立法之憲制責任,我們便要好好利用我們的集體政治智慧,於保障國家安全和兩制下,在我們極為珍重之核心價值和自由權利之間,尋找到一個雙方均可接受之合理平衡點。這才是我們走出二十三條立法陰霾的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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