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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前北京民主牆貼大字報 魏京生憶當年問〈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


1979年北京的民主牆,有大字報批評個人崇拜。美聯社資料圖片
北京民主牆前,大批民眾觀看。美聯社資料圖片
1979年的北京民主牆,除了大字報,也有人展示攝影作品。美聯社資料圖片
魏京生在貼出大字報後被捕,如今流亡美國。美聯社資料圖片

四十年前的3月25日,北京西單民主牆出現一張大字報,撰文的是當年28歲的魏京生,他那時是北京動物園電工。大字報題為〈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四天之後,魏京生被捕。事隔40年,《美國之音》訪問流亡美國的魏京生,談到這一張大字報。

「如果人民連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言論自由都沒有,哪裏還談得上什麼民主?」,「任何想換取人民無限信任的個人,無一例外地都是野心家」,「人民必須警惕鄧小平蛻化為獨裁者」。這篇3000多字的檄文用詞尖銳,充滿不敬,指名道姓地批評鄧小平正在走一條獨裁道路。

40年後,魏京生在華盛頓巿郊家中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說,當年寫那篇文章前,他已經得到內部消息, 鄧小平打算鎮壓民主牆,「那時候我事先得到消息了。公安部那幫孩子傳來的消息,說公安部制定了兩個名單,送鄧小平去批,大的名單是80多個人,小的名單是36個人」,「 36個人一抓,這民主牆也就沒了,抓的都是頭兒嘛。共產黨很懂這個,擒賊先擒王」。

魏京生說,當時他做了掉腦袋的準備。唯一的希望是,自己被捕後,各方的反彈能夠延緩當局進一步鎮壓,讓民主牆多存活一些時日。於是,他和一起創辦地下刊物《探索》的幾位同伴做了一個決定——引火燒身。他說:「因為我知道鄧小平的性格。我父親很多老戰友都是跟鄧小平有這關係、那關係的(魏京生出生於北京一個共產黨高級幹部家庭),從小我就聽說很多鄧小平的事情。鄧小平這個人有天生的自卑感。所以他對於批評他的事、侮辱他的事,反應特別快而且特別強烈。 所以我就想到這個,咱們也來個引蛇出洞。」

他說,「鄧小平果然上鈎了。我寫了一篇文章點他的名,說鄧小平要獨裁。那篇文章一個是刺激了鄧小平,一個是提醒了黨內的老幹部,因為當時很多的老幹部是剛剛從監獄出來不久,他們對中共毛澤東時代的無法無天非常反感。他們第一是要建立法制,第二個想法就是不能再有一個獨裁者了,否則大家誰也受不了」。「我一點他名,黨內也有很多人反對他。這些老幹部的反應、國際社會的反應、國內老百姓的反應,對鄧小平構成了很大的壓力,最後我這命還是保下來了,雖然判得很重」。

1979年10月,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魏京生15年徒刑。魏京生對《美國之音》憶述說,法官宣判時,他的身子搖晃了一下,旁邊的法警趕緊過來扶住他,對他說「老魏,挺住」。魏京生說,「他們不知道,我那是高興啊,我活下來了」。

魏京生對《美國之音》說,他的案件成為中國司法界分水嶺,從那以後,中國的政治犯沒有判過死刑。魏京生說,在監獄裏,他曾和一位當局派來監視他的刑事犯有過這樣一段對話:「那是個強姦幼女犯,農村的,沒什麼文化。有一次他跟我叨叨,你們這些政治犯,警察怎麼都對你們那麼客氣。 我說,你知道什麼叫政治犯啊?他沒讀過書,不認字。他說,我知道,我們刑事犯都是為了自己得好處傷害別人,你們政治犯都是為了別人得好處傷害自己。」魏京生說,這是他聽到過的「全世界最標準的政治犯定義」。

《美國之音》的報道指,1979年,研究中國問題的美國學者蘇葆立(Robert Suettinger)第一次到中國。他說,「西方漢學家們有個說法,中國的改革在偶數年順暢,奇數年倒退。我是在奇數年來到中國的」。幾個月前,在魏京生基金會主辦的紀念民主牆運動40周年的活動上,蘇葆立說,1976年6月,在中央情報局做分析員的他被派駐美國駐華使館。剛到北京不久,大使館就讓他去民主牆看看。

在蘇葆立的印象裏,那時的北京城很大,交通落後。他蹬着一輛自行車,穿過灰塵彌漫的街巷,一路騎到西單,「那是我真正認識北京老百姓的起點」。他說,北京老百姓對這個出現在民主牆的外國人很好奇,都想湊過來看看他在本子上記些什麼。人群中也有些看起來和老百姓很不一樣,穿着漿得筆挺的白襯衫、黑褲子,戴着鑲銀邊的茶色眼鏡。蘇葆立說知道他們是誰。這些中共的安全官員,不僅湊過來看他的筆記,還尾隨他一路回到美國大使館。

蘇葆立說,「對我來說,這一切都非常激動人心,儘管我知道共產黨想要消滅民主牆,想要讓人們氣餒,但是人們並不害怕表達他們的觀點,不害怕被人發現」。他說,「民主之光在退去,但還在閃耀」。

1979年底,民主牆的生存空間幾乎被當局碾壓殆盡。蘇葆立說,那時他和一些關注中國民主運動的人,依然希望魏京生他們所表達的民主、自由觀點能持續下去。在胡耀邦、趙紫陽時代,似乎曾閃現過這樣的希望,但顯然這並非鄧小平心中的改革,「因此儘管今天鄧小平在美國被譽為一位改革者,事實上,他給中國改革造成的弊大於利」。

蘇葆立說,今天的北京處處透着富有、成功、現代。再回北京,他一定找不到當年從美國大使館騎車去西單的路了。但是有些東西沒有變,40年前魏京生和他的朋友們呼籲改變的那個政黨沒有變,它依然沒有成為一個傾聽人民心聲和需求的政黨。1979年蘇葆立第一次去中國,他說那是讓他印像最深刻的中國之行,那次之後,中國變成了一個更不民主、不自由的地方,「我懷念民主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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