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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世界三大灣區的經驗詰問「東方矽谷華爾街」


 【撰文:陸詠騫、羅金義】
陸詠騫是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課程主任、羅金義是香港教育大學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特首林鄭月娥在推銷粵港澳大灣區時引述一個參觀過香港和深圳創科發展的外國機構稱,創科加大灣區「等於矽谷同華爾街加埋一齊嘅效應」。是不是難得特首尚且記得香港是國際級都會,應用國際級品牌來打動民心,而不是開口閉嘴都只是以國家標準為依歸?不過,名號從來都不是自己安給自己就說了算;她將世界級灣區跟粵港澳大灣區扯上聯想,真的會令大家對後者多點信心,還是更惹疑慮?

世界三大灣區是三藩市灣區、紐約灣區和東京灣。林鄭所謂的「同時具備矽谷同華爾街嘅城市群」當中的矽谷,不是一個城市的特定名稱,而是三藩市灣區的南灣地帶。1950年代,史丹福大學教授Frederick E. Terman鼓勵學生在當地創業投資、發展事業,及後在大學附近成立了史丹福大學工業園區(現時專注於研究),把區內一些細小的工業建築廉價租予小型高科技公司;它們一方面應用發展大學研發的最新科技,另一方面租用大學土地的租金成為大學的經濟來源之一。1956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William Shockley在山景城建立第一個製造晶片的實驗室,後來他研究團隊的八位年輕成員集體跳槽,成立Fairchild,並發明了半導體;及後有成員又跳槽另創Intel。園區很多研究員離開原公司外闖,不斷研發新科技,這逐漸變成了建立新公司的方程式,亦令當地的創科公司數量和高科技事業迅速發展。今天矽谷是聚集國際知名公司(如Apple、HP、Google、Yahoo、Intel、Facebook、Netflix)的全球高科技發展重鎮。

Google在美國矽谷旳總部。

矽谷的成功令全世界都希望翻版「矽谷經驗」,藉着發展資訊科技產業來快速提升國家總體經濟,各地也湧現林林種種的科學園區,但是至今依然沒有一個園區可以媲美矽谷。竅門在哪裡呢?我們的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前局長陳家強是這樣理解的:「港深應該加強優勢互補,因為香港有多所大學從事科研,有精英人才和國際資金,但缺少高科技的文化;深圳的創新科技開始迅速發展,卻缺少國際網絡和世界級大學,所以兩者互補正正可以帶動整個區域的發展,足以與三藩市灣區相媲美」。

數以千計的內地龍頭企業在深圳設立總部或研發基地,是不是等如可以跟矽谷一併的高科技文化?香港的大學可能會去興建分校,它們的應用科研水平足以媲美三藩市灣區(或者「東岸矽谷」波士頓)的院校?外國高科技企業和人才選擇去矽谷投資和工作,除了是因為當地高等學府所帶動的技術轉移和高科技人才資源,更重要的是矽谷地區開放的資訊自由、豐富的多元文化、高品質生活、專業企業形象,以及對初創公司而言最寶貴的平等機會和希望。今日我們從香港過關進入深圳後,一方面對當地全面使用電子付費冠以「先進」之名(其實是「封閉」?),另一方面卻連跟國際網站接通的最基本資訊自由也沒有;大灣區的文化背景也許多樣,卻真的開明開放包容嗎?生活開支確是愈來愈高昂,卻真的高質高品嗎?活在內地如斯「自成一格」的平台,對資訊文化自由超高的限制和監控,「東方矽谷」可以吸引外國科技企業多少投誠的信心?

東京灣區。網絡照片

很多支持大灣區的評論總說它的一大挑戰是如何確保區內各地政府能互相協調政策,有效溝通。以港務、交通、運輸等為例,半年前貿易發展局經濟師馬穎德曾例舉日本東京灣有關港口管理的經驗,認為大灣區可以參考。是的,東京灣的《港灣法》訂明各個港口、業務分類、建設和維護費用的分擔項目;東京灣內的東京都與川崎,以及橫濱市的《京濱港綜合規劃》等三組港口,都按照各自角色和功能分工。然而,這就可以引伸為大灣區內的公共設施,像主要港口和機場,都可以加強協調,藉此減少不必要的運輸量,避免競爭甚或提高整體競爭力,從而降低港口費用,改善客戶服務,節省等候時間和成本,並減少污染了嗎?現實卻是香港與大灣區依從兩套不同的制度,大灣區可能自訂一套《港灣法》去統籌管理區內所有港口嗎?為了增加經濟效益,香港興建機場第三跑道的工程現時進行得如火如荼,如果八年前就確定大灣區內的港口群和航空網絡可以互相協調,我們為什麼還要花費1,417億去興建三跑?

協調、規劃和管理之成功,當然還包括紐約灣區的紐約新澤西港務管理局,管轄權覆蓋以自由神像為原點擴散四週1,500哩區域的基礎設施。但最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有近百年歷史、權力跨越兩州行政區域限制的協調管理機構,其實是一個非盈利的第三部門組織。我們可以想像這種模式能夠在中共治下的灣區實踐嗎?

紐約華爾街。維基百科照片

當然,林鄭特首利用紐約灣區做推銷工作的著眼點只在於華爾街── 世界第一金融中心的代名詞。「華爾街」的成功如何令人欣羨這裏不贅,發人深省的是那裡的金融業都跟製造業和相關的研發和商貿密不可分。紐約灣區的製造業產值佔全國三成;以當地歷史最悠久的大城市波士頓為例,金融業其實僅佔其經濟結構的不到一成,佔半片山河的是製造業和相關的研發和商貿,但前者的主流就是為後者提供風險投資,尤其是中小企業,規模僅次於三藩市灣區的矽谷,深深影響着金融業的發展軌跡。反觀香港的金融業,跟之密不可分的是房地產(以及保險,泛稱所謂FIRE),2015年佔GDP近38%;金融機構提供的貸款與物業相關的長期佔總額四成以上,金額相當於GDP的九成(註)。簡而言之,香港金融體系的穩健性取決於物業市場而非其他。那麼,當林鄭特首奢言「東方矽谷華爾街」的同時,可否也交出路線圖、時間表和規劃大綱,如何將香港(以至整個大灣區)的金融業與其他產業的關係改革至類近紐約灣區的模式,並促成要素(金融)得以自由流動?

世界三大灣區在區內的各座城市都沒有分隔的邊界和制度,無論人流、物流、資金流的自由流通程度,以及從而發揮的協同效應,都不是大灣區能夠比擬。大灣區的「特色」是一個灣區內有「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和「四個核心城市」,其實行政分割十分嚴重 ── 誠如新加坡的鄭永年教授指出,政府是大灣區的主體,反觀紐約灣區的主體是企業,前者的企業根本沒有能力承擔灣區整合的責任。以此觀之,大灣區到底會推行哪些相應的體制變革去促進整合?

香港中聯辦法律部前部長王振民說,大灣區建設是「將灣區香港化,而不是將香港、澳門內地化」。今時今日跟香港人如此拉扯,難道真的忘記了回歸22年來北京在港的所作所為滄海桑田?特首林鄭聲稱的那個外國機構(其實是哪一個?)既然獨具「慧眼」,又有沒有附帶提供什麼奇謀妙算?
 
註:李劍明、鄭正賢(2017):〈「總有出頭天」對拼「中環價值」 ── 香港經濟金融化的社會衝擊〉,載於羅金義編:《回歸20年:香港精神的變易》(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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