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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達《判刑前的沉思》- 共產黨在民主派的滲透


【編按:李永達出版回憶錄《判刑前的沉思》,眾新聞獲授權轉載以下內容】

李永達《判刑前的沉思》-重新認識華叔(一)

李永達《判刑前的沉思》-重新認識華叔(二)

李永達《判刑前的沉思》- 共產黨員一定有一個在你左近

1939年10月毛澤東在《共產黨人》發刊詞說「統一戰線,武裝鬥爭和黨的建設」是共產黨人在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大法寶。

二次大戰之後共產黨對香港的政策定位為「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當然共產黨在香港一方面發展它的核心組織,並在各行業各階層發展它的群眾組織,以作為在香港發揮作用的政治力量。除了是官方的新華社、華潤、招商局等外,亦都有直屬的工會、報刊、學校、社團等。除此以外便是在統一戰線之下在香港所聯繫的各項各行業各階層人士。在上世紀50、60年代左派陣營在工會、電影文化及報刊皆有很大的影響力,但是一場左傾六七暴動令左派元氣大傷。到了中英開始討論香港過渡問題談判,中共中央又再有一次要在香港發展更龐大的統一戰線,以有利於回歸時穩住香港局面。

7、80年代香港的工商界、專業界教育文化、工會、宗教界等,差不多全部都是與港英政府維持良好關係,並視港英政府是它們利益保護者。在聯合聲明簽署及基本法開始制定的時候,工商界便最快將效忠的對象轉為共產黨。這種識時務的做法並不出奇。跟着便是在專業界鄉親組織,地方組織等等逐漸被共產黨統戰過去。

在90年代能夠對共產黨採取抗爭的態度早只剩下新聞界,天主教基督教,大專界及政界。專業界中就只剩下大律師仍不低頭。

在過去的20年因為共產黨的統戰成功,宗教界的基督教因為要在國內發展服務已經早早脫離抗爭行列。天主教在陳樞機退休之後慢慢成為一個可籠絡的團體。新聞界各個機構的老闆因為國內的投資或其他生意利益,已早早歸順於共產黨。新聞界就只剩下香港記者協會繼續堅持原則。剩下的本來還有大專界及政界。在雨傘運動之後,因為退聯事件,學聯及眾多大專學生會已變得一盤散沙,死氣沉沉。想像一下過去三年,各個大專界的學生會及學聯曾經有幾多個抗爭運動發動過,可以話少之又少。所以現在共產黨仍然是為眼中釘而還未收復的就只剩下政界。

共產黨在香港民主派中有很長統戰歷史。尤其當共產黨在80年代初決定在九七收回香港,便知道要在香港加強共產黨的政治基礎及統戰工作。

共產黨在香港民主派的統戰工作可以分為幾種形式。第一是接觸溝通,以建立關係及交朋友為藉囗擴大他們的接觸面。接觸過程中了解民主派人士看法及收集情報,向民主派介紹共產黨在一些政治問題政策及底線/紅線。當然很多時候共產黨人是透過香港政商專界人士介紹,聯絡民主派的人士。

第二是使用金錢方式資助香港的民主派團體。共產黨都不會正式出面資助。很多商人例如葉國華資助民協、以前的匯點及Round Table。很多香港的商人為了表示忠心會執行中央交下的任務,聯繫香港的民主派團體和給予資助。就算黃毓民年代社民連亦有工商界的捐錢。當然他們不會說這是共產黨的金錢,而是說欣賞你組織工作。

第三,就是安插位置,收買忠誠,例如安排被統戰人士加入中央、地方人大政協、加入特區政府咨詢委員會位置。

第四,就是與透過民主派團體領導層到基層的各種接觸,觀察有那些成員是貪圖金錢,美色,權力及聲譽,便加以游說及策反,成為共產黨的支持者,甚至最後成為它的黨員。

第五,就是在原有民主派組織中安插入共產黨的黨員,估計這是少數,但在關鍵時刻這些少數黨員就要執行黨中央的命令,以分化及瓦解民主派組識。

在我寫這本書的時候我重新接觸及訪談了很多民主派組織的領袖,朋友。我發覺差不多香港政界所有組織的領袖及重要成員,由最激進到最溫和的民主派領袖,到雨傘運動中的年青領袖都有共產黨人的接觸。就算在公眾媒介極之反共的人士都是有共產黨接觸。

我自己是在1986年出任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的委員當時已有新華社的接觸。到了1991年港同盟(民主黨前身)成立,我有多次跟隨李柱銘主席見這些共產黨人。有時在酒樓一間房,有時要到在酒店一房間見面。我在2005及06年兩年擔任民主黨主席。當然這兩年亦都有共產黨的人接觸。在這年之後我便停止會面。因為我認為這些共產黨人是一樣有見李柱銘和何俊仁,他倆人的意見和我是相同的,我無需再放時間見他們。我亦發覺這些會面是沒有什麼積極意義,產生不到什麼積極的作用。在2006年之後,至2018年,12年中仍有很多中間人說要和我會面,我都一一拒絕。我只是有兩次,一次是由李柱銘介紹,令一次是曾鈺成介紹,有兩位內地學者要求見面。我尊重李柱銘前輩,而曾是我聖保羅書院師兄及開明共產黨員,所以就只見這兩次。

以民主黨為例,這些接觸比我想像中更為廣泛。差不多大多數的中委,區議員,支部主席都有接觸共產黨人。雖然民主黨的制度要求中委及公職人員在會見共產黨人之後要向主席匯報。但我和胡志偉討論過,了解過這些回報數量是非常的少。意思就是很多中委及區議員會見共產黨人之後並沒有向黨中央匯報。可以想像,為什麼連一個在民主黨什麼權力都沒有的區議員,甚至是社區主任都有共產黨人的接觸。簡單就是透過溝通接觸觀察這些成員,有沒有任何利益可以誘使他們,是否可能被遊客及策反,令到共產黨在這些組織裏邊有一些「針」,在關鍵時刻的時候發揮作用。

民主黨在2006年發生一次極可能由共產黨人鼓勵少壯派的奪權運動。我在2005至06年間擔任民主黨主席。在2006年3月9日民主黨中央委員會,開會前一共有34位市民申請入黨。一般我們中委會每次都只有三四個申請入黨。一次過有34位申請,即平時的10陪,是非常驚人。我當天早到會議,知道這情況,就立即翻查這些入黨申請的具體資料。有31位是由新界東支部幾位黨員黃偉俊,陸耀文,任啟邦,李偉文及關永業等提名和議。資料顯示很多申請人使用相同的地址或用郵局郵箱地址。聯絡電話很多時打不通或未能聯絡。我決定將這個入黨申請議程押後。

因這件事,幾個黨中央成員開始做一些初步資料搜集。我們初步發現是新界東一些活躍的黨員成立了一個俗稱「飲食支部」的組織。很多時由陳景明及陸耀文出面,邀請各區的年青區議員及黨員,到旺角朗豪坊高級餐廳晚餐飲酒,聯絡感情及討論黨務。表面上所有參與者都要夾錢。我問過一位葵青區成員他夾了多少錢。他說他食完了,一個有紅酒的朗豪坊晚餐之後只是夾了50元。可以想像一下怎可能在朗豪坊酒店食西餐飲紅酒已只是花費50元。當然最後只是由陳景明及陸耀文找數。這個飲食支部的目的可能涉及收買年青黨員而進行一些黨內收買人心工作,包括在黨主席選舉中奪權,亦可能涉及有個別人士已被共產黨收買,而進行內部的策反工作。

大批人士突然入黨,我作為主席便約見這34位入黨申請市民。除了6位外,28位新界東的申請人拒絕會見。其申請亦被中委會否決。在聯絡中,有申請人不知道他/她申請入黨,亦有申請人說其他人已代交黨費。3月30號中委會成立了一個會員政策專責小組,召集人張賢登,李柱銘,司徒華,陳家偉,徐漢光為成員,並公開邀請黨員會面及收集意見書。委員會共會見現任35黨員、職員,在他/她們自願下提供資料。

民主黨副主席陳竟明在自願下向委員會提供資料。他說曾與廣東省公安廳及廣東省港澳辦會面。但他並沒有按規則向主席匯報。他亦知道新界東支部一些成員私下舉辦了一個廣州考察之旅,接待單位為廣州公安廳。陳竟明在知情下沒有向主席匯報。在自願提交文件的有一位中常委在05年8月,有中方人員約他在京港酒店會面,離開說知道他辦喜事送了一封大利是給他。是一大疊1000元港幣,估計有數萬元。他沒有接受。他當晚立即向我匯報。另一位中常委吳永輝亦在2004年中與中方人員在國內某酒店會面。對方作送了給他一疊1000元的港幣信封,估計有數萬元,對方說是給他兒子「買嘢食」。他沒有接受回港後立即向當時的主席楊森匯報。上述情況我並不覺得是個別例子。我一直想的問題就是,黨內是不是只有兩個人在中方接觸中被對方用金錢引誘。有沒有其他接受了金錢或利益引誘的又會不會向主席匯報?新界東支部的一次過大量入會種票奪權事件,在其後的委員會報告中,顯示是由新界東支部的積極分子包括陳竟明,范國威,陸耀文,任啟邦,黃俊偉,關永業等策劃。我並不相信這些人全部是共產黨的人,但我不排除有個別的人已經被共產黨游說收買。成為他們的「針」。有位叫陸耀文黨員,曾經做過民主黨議員的助理。這幾年在中國開拓了龐大的紅酒生意。為什麼又是那麼湊巧,又是中國生意?而且當上了香港一個紅酒協會理事。

民主黨新東支部這個例子雖然發生10年前,但是活生生發生的。這件事發生的時候,民主黨做得不夠好或者非常不幸,新聞界只集中說這是一個黨內主流派與少壯派的鬥爭。但其實是香港民主派比共產黨滲透的最活生生的例子。詳細大家可以閱讀由李柱銘司徒華有份撰寫的報告:在民主黨的網頁,用「會員政策」在搜尋中便找到。

民主黨內部核心高層、議員、黨員有沒有給共產黨遊說收買?若我說沒有,我自己及讀者都不會相信。很多時,這些成員就會在關鍵的時候執行共產黨給他們的任務,例如在政改。

而且我發現一些在民主黨核心,他們是有頻密地會見共產黨中間人的情況。透過他們的言行觀察,很多時你感覺到他們是相對地比較容易接受共產黨的錯誤政策或其解釋。其事實非常明顯,若果你頻密地見這些人,聽到共產黨的意見理由,你又不去見在抗爭運動中被壓迫的人,這種單向訊息令自己在潛意識中,你就會不自覺地接納共產黨的政策解釋甚至認為其政策合理。

華叔在病重的最後時間入住沙田的醫院。有一天晚上他打電話給一個民主黨領導,希望這領導能夠翌日很早的時間到醫院探訪,暗示他有重要的訊息向他/她講。第二天一早這位領導便大清早便到醫院探華叔。但一入房門,不單見到華叔,又見到在中聯辦工作的弟弟司徒強。這領導唯有和華叔閑話家常了差不多1小時,沒有辦法只好離開。當天晚上華叔又第二次打電話給這位領導,希望第二天早上再一次到醫院。這位領導第二天又再一大清早到醫院探華叔。非常奇怪司徒強又是一早已在華叔病床側。他唯有再一次和華叔閒話1小時便離開。事後該領導和我說,懷疑其實華叔的病房是裝了偷聽器。

我自己在1998年回歸之後重新選為立法會議員,當時的政協常委陳永棋,約我到金鐘的香格里拉咖啡室飲下午茶會,言談之間,說我是可造之才,如果轉入建制陣營我有更大好的前途。當然我並沒有「上鈎」。

1995年我是立法會的房屋事務委員會主席。有一次我和記者閑談,只是講了一句說話就是見到某個樓盤設計得非常的好。第二天該樓盤的發展商高層打電話給我,問我是否有興趣。我當然沒有買。另一個例子就是我在離開立法會之後組成了「土地監察」這個智庫。有一次一位發展商的顧問,我認識幾十年的資深專業人士,約我飲下午茶,他說希望土地監察能為他的公司一個發展項目,寫份研究報告,當然會給予幾百萬的酬勞。這建議我都是拒絕了。雖然這兩項的「收買」並不直接涉及共產黨,但如果我「落搭」的話我就會成為地産商的棋子。你地產商很服從共產黨的命令,我便間接成為共產黨的棋子。

這些遊說策反收買工作可以有很多不同形式出現。第一個例子2015年區議會選舉。一位網台主持鄭永健用金錢資助本土派人士與民主派人士對選𠝹票,最後被判干犯防止賄賂條例。這位鄭先生不肯公開他的資金來源,大家都估計是共產黨透過中間人給予這些金錢資助。2004年中支聯會常委劉千石在突然間提出要「大和解」,華叔在事前並不知情。估計劉千石是受到共產黨或中間人游說。民主黨黃成智在2015年政改辯論時,在民主黨大力反對下,黃成智高調支持政改方案。當時的形勢非常緊張,因為雖然民主黨紀律委員會決定革除黃的黨籍,仍然要中央委員會同意。當時中委會只是以一票之微通過(當時除了我和劉慧卿支持革除當藉之外,很多資深黨員繼續支持黃成智留任黨員),估計有部份中委在投票前受到共產黨中間人的游說。可以想像,若中委會未能通過黃成智革除黨籍,民主黨分裂便會加劇。而共產黨希望在其中一個民主派旗艦發生分裂就會出現。另外在眾多例子中有一些是涉及經濟的活動。例如在雨傘運動初期十死士之一蔡東豪,他受到中方壓力,最後他要低調參與及要停止主場新聞。政界已知的公開的秘密就是共產黨用壓力放在蔡東豪任職的精電國際。蔡可有兩個選擇,一個就是維護提拔他做行政總裁的精電國際老闆並停止主場新聞。若繼續堅持佔領,堅持營運主場新聞,結果就是精電在國內工厰辦公室會立即關門大吉。同一類型的例子就是馮檢基與葉國華這位地下共產黨員有幾十年的交往。馮檢基仍可以公開說他不知道葉是共產黨地下黨員。他是不是自己騙自己?馮檢基擔任民協主席差不多三十年,葉用便宜租金租給民協九龍市區總部,及對民協及馮檢基活動大力資助,再加上馮檢基曾在國內,與建制派一齊合作做生意。這種種跡象是可以解釋他為什麼在2018年中,在全體泛民主派的反對下仍然要堅持參與九西的補選𠝹票。前公民黨的湯家驊,他未必為錢。不過有共産黨提供一個更好的平台,成為行政會議成員,令他在左派及政府中有更高的聲譽,這就是權力及聲譽的引誘。

一位民主派領袖在幾年前曾經被一位中國內地上市公司高層透過朋友介紹接觸,希望邀請他成為該公司的董事,雖然一年袍金只得10多萬,但很明顯這是這種滲透收買第一步,約你應承,就會有更大的計劃給你參與,給你更多金錢上的回報。

一位香港資深,有明顯民主立場的已婚記者。因為來內地有女朋友,被共產黨知道。他在被發現之後繼續從事新聞工作,但同時也要替共產黨收集新聞界及民主派的內幕消息及情報。

一位反共程度及社會影響力比我大很多的民主派領袖,2015年政改諮詢其間,有一日突然約我及何俊仁見面,他說中方希望他能到北京會面,問我及何俊仁的意見。我倆表示反對。事後我覺得非常震驚。連這樣反共的政治人物都被共產黨游說,而考慮會否到北京會面,對我來是匪夷所思,亦看到共產黨統戰遊說的威力。

為什麼民主派的政治領袖那麼喜歡見這些共產黨中間人。我覺得有幾個原因,第一就是接觸他們的中間人很多時都會說他是從中央的辦公室例如習近平辦公室,李克強辦公室來,中央國安辦來的「直達天庭」代表,所以會見到他們特使,就是好像見到中央領導人代表,就是一種身份的象徵。第二很多時共產黨中間人非常識氹人,一定和你說黨中央領導人非常欣賞你的觀點,甚至看過你的文章,你的文章會放在領導人的枱面。令你覺得你的意見會直達天庭,受到重視。第三就是很多民主派領䄂仍有一個盲點,仍然相信共產黨內部是有一些像趙紫陽開明力量。所以能夠向他們的特使表達意見就能夠影響上面的政策。

其實從來沒有任何一個領袖和我說怎樣證明這些共產黨中間人真的是領導人代表?及聯絡溝通所反映的意見是否真正能到達領導人面前,甚至影響他們的政策。很多時,這是一種一廂情願的看法,自我安慰,說自己為國家、人民造了事。2013年初習近平上台,很多共產黨中間人都會說他是一個更開明的領袖甚至會作出制度方面很大的開放改革。他大力遊說李柱銘及黨的領導。有一次李柱銘要我和這位中間人會面,我都是婉拒了。

因為我很擔心李柱銘及民主黨中央人士太信任他。其後我要求李柱銘測試這位共產黨中間人的說法,要求他向領導人反映李柱銘很想到北京任何一間大學,不談政治,只講關於基本法法制方面的講學。當然中間人收到這個要求之後,便一路石沉大海,最後不了了之。

總結這30年和共產黨接觸交手經驗,香港的泛民主派經驗還是非常膚淺,容易被利誘、分化甚至在組織中滲透。新一代民主派的領導尤其要警惕。因為正如上文的分析,香港能頂得住共產黨的專權,除了最重要的市民力量,就似乎只剩下幾個仍頑強地與共產黨周旋的堡壘。泛民主派這個堡壘是共產黨一直想攻破的堅強陣地。我們能守得住多少時間,就要看我們的毅力和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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