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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敏引佔領倫敦案例 法官讚被告陳詞、同意有表達集會權利


佔中九子案原審已落幕。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教授、名譽資深大律師陳文敏接受眾新聞訪問,分析裁決書。

區域法院法官陳仲衡在裁決書指,如果認為政府可以在一夜之間推行三子所倡議的普選是天真的。陳文敏認為,「這是好個人的,你睇Occupy London嘅判詞係完全唔同。判詞係值得睇,因為寫判詞的Lord Neuberger(廖柏嘉勳爵)都係我哋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你睇到佢相對上,對成個case嘅態度係好sympathetic。」

陳文敏所指的兩宗佔領倫敦案分別發生於2010及2011年,示威者分別佔領了國會廣場及聖保羅大教堂園區,持續了2至4個月。兩案中,政府向法庭申請禁制令,原審法庭批准,示威者上訴遭駁回。但上訴法院民事分庭庭長廖柏嘉勳爵,在兩案裡均對被告的陳詞予以讚賞、承認佔領運動是行使人權的體現、同意佔領地點有其獨特意義。

陳文敏補充道,兩案均是民事訴訟,有別於九子案屬刑事,所以可能陳仲衡法官未有參考,但認為判詞對法院怎樣看這類佔領運動、怎樣衡量抗爭者與他人的權利,都有參考價值。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教授、名譽資深大律師陳文敏。莊曉彤攝

陳文敏分別引述了2010年Mayor of London v Hall案(Hall案),以及2012年City of London v Samede案(Samede案)。

Hall案案情指,2010年5月1日,四個不同組織自稱「啟示錄中的四騎士」(Four Horsemen of the Apocalypse),來自倫敦不同地方,聚集到國會廣場,並建立營地,稱之為「民主村」(Democracy Village)。他們稱,目的是留守到5月6日,亦即英國大選當日。但他們在此後仍繼續佔領廣場,而且從證據可以預見,他們有意持續佔領,就不同議題示威: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種族屠殺、戰爭罪行、全球環境問題。另有3名在廣場露營的被告並非民主村的一員,其中1人更是自2001年便開始在國會廣場紮營,他們爭取的是「對所有人的愛、和平、公義」。

倫敦市長於是向法庭申請,頒令大倫敦政府擁有國會廣場,以及頒禁制令要求被告離開、拆走帳幕、結束「民主村」。原審法庭於2010年6月29日,針對19名被告當中的17人,頒下禁制令(沒有足夠證據對第一被告頒禁制令,以及相信第十九被告是遊客),17名被告之後上訴,結果被駁回。

民主村建於英國國會外廣場,參與者其中一個訴求是反戰。美聯社

對被告陳詞予以讚賞

上訴法院民事分庭庭長、主事官廖柏嘉勳爵處理上訴時,在判詞先指出,被告的作供及證據,顯示他們對於公眾重要的不同議題,有強烈的道德感受、義憤填膺(revealing their strong feelings of moral and ethical outrage at various issues of undoubted public importance),並指:「要謹記這些議題的基本性質、被告選擇聚集的地點,令到表達自由與集會自由,成為最清晰的焦點。」

承認佔領運動是行使人權的體現

廖柏嘉勳爵續指,上訴庭在案中需要處理的爭議,其中一項是「《歐洲人權公約》(公約)第10及11條與比例性(proportionality)」。公約第10及11條,分別談及表達自由及集會自由,亦有提及公民享受權利的同時受到法律約束。廖官認為:「公開表達意見的自由,尤其是在被告有強烈感受的、重要的議題上,被告擁有集會的權利,以表達和交流意見,甚至是選擇表達的方式、地點。否則的話,這些基本的人權就會面臨被削弱的危機。所以,被告想要在國會廣場這個公開的地方、國會正門的對面,透過民主村的方式、以帳篷及標語牌等作出相對長期的佔領,在我看來,都是在公約第10及11條的範圍內。

同意佔領地點有獨特意義

廖柏嘉勳爵在上訴庭判詞寫道:「國會廣場作為示威地點的重要性,與示威的權利,在本案中是一把雙刃劍。讓民主村的成員透過在廣場紮營表達他們的意見,是重要的,因為廣場就在國會大樓對面。但是,其他人到廣場的權利也是同樣重要。」

最終,廖柏嘉勳爵同意被告人有表達及集會自由,但其他人都應該有權使用廣場,續道:「事實上,民主村已經有效地獨佔廣場超過兩個月,但佔領似乎不會結束,可以這樣說:被告已經有70多日的時間表達他們的觀點。」指這是在平衡佔領者與他人的權利時,需要考慮的重要因素。

上訴庭駁回17人的上訴,維持原審法庭頒下的命令,即大倫敦政府擁有國會廣場,有權趕走示威者,但批准非民主村成員的3名被告上訴,發回高等法院再審(終於2011年4月上訴失敗,被趕離場)。警方於7月20日清場,結束了兩個月的佔領。

「佔領倫敦」發生於2011年,參與者稱是響應全球佔領運動。美聯社

2011年美國出現「佔領華爾街」運動,當時最響亮的口號是:「We are the 99%」,意指我們99%的人不能再繼續容忍(最富有的)1%人的貪婪與腐敗。此後左翼團體在世界各地發起不同的佔領運動,演變成「一起佔領」(Occupy Together)運動,在英國就有佔領聖保羅大教堂園地。

陳文敏引述的Samede案,該案案情指,原意為嚮應全球佔領運動,佔領倫敦證券交易所的群眾,因無法進入交易所所在的主禱文廣場,於2011年10月15日開始佔領毗鄰的倫敦聖保羅大教堂園地。倫敦法團(倫敦市的自治組織和地方政府)於是向法庭申請,宣布法團擁有示威者所佔領的道路及聖保羅大教堂園區,以及頒下禁制令,要求示威者移除帳幕及其他設施。

原審法官在判詞中表示,聆訊耗時5天,於聆訊首天(2011年12月19日)的傍晚,在控辯雙方的代表陪同下,到訪了佔領區。

原審法官撮要案情指:「在聆訊的時間,(佔領區有)大量帳幕,約150至200個,大部分由抗爭者所使用,或定時定候、或只用以渡過夜晚,亦有些較大的帳幕,用作其他活動或服務,包括開會、臨時『大學』(稱作「帳幕城市大學(Tent City University)」)、一個圖書館、一個急救設施、一個女性及小孩專用區、一個糧水供應區、一個『福利』設施。營地的大小及範圍時時不一樣。在聆訊開始前,有些範圍邊界變得逐漸模糊。在早期,作出了一些調動,讓出道路給消防車。」

原審法官亦在判詞總結了抗爭者的訴求,包括資本主義帶來的危機、傳統民主組織無力面對世界上迫在眉睫的問題,例如氣候變化、社會及經濟不公、稅務制度的不公正使用、西方國家對所造成的衝突不負責任等。「所有這些議題,顯然地,有重大的政治重要性,亦從他們(佔領者)看來是與資本主義氾濫有關。他們說,這個抗爭是全球運動的一部分(已經擴展至北美、英國、歐洲大陸)。抗爭者亦都包括關注阿拉伯之春的人。」最終,原審法官也批出了禁制令,但可見法官有注意抗爭者的訴求。

佔領運動其中一個於訴求是反對資本主義氾濫。美聯社

對被告陳詞予以讚賞

有關案件的上訴,同樣由廖柏嘉勳爵處理,認為其中三位被告(共有五名被告及未知者)「有力、善辯、簡潔的陳詞,帶著熱情地交代了佔領運動的成因與立場,他們的克制與幽默,令人印象深刻。」(In particular, Mr Barda, Mr Ashman and the Mr Randle-Jolliffe, in powerful, eloquent and concise submissions, advanced the causes which the Occupy Movement and the Camp stand for, with a passion, which was all the more impressive given the restraint and humour with which their arguments were presented.)

上訴庭最後駁回上訴,並認為這類案件(長時間佔領公共土地、不只觸犯法例,亦干預他人權利)應該及早進入法律程序,其中一個原因是聆訊需時,包括被告在庭上解釋其理念。但廖官續指:「當然,法官在這類案件聆訊時,不希望被視為限制被告發言,被告在庭上充滿熱誠的解釋,為他們的示威活動辯護(至少本案的被告,提出了增長見聞以及發人深省的觀點)。」

承認佔領運動是行使人權的體現

與Hall案一樣,上訴庭確認《歐洲人權公約》第10及11條與本案相關,即表達自由與集會自由,而被告是藉由行使公約所賦予的權利維持佔領區運作。上訴庭又先後引用3宗歐洲人權法院案件及3宗當地案例,指「集會自由的權利由一開始就包括了私人集會及公眾在要道上的集會,亦都包括靜止的集會及遊行,這個權利可以由個人或組織者使用。」、「公約第10條的含意,包括以示威表達意見,而拘捕及關押可以對表達自由的權利構成干預。」上訴庭又參考英國當地案例,指出有關當局完全有責任,確保合法的公眾示威遊行得以進行。

同時,上訴庭引述一宗2003年Appleby v UK案,處理該案上訴的歐洲人權法院指,一群人(被告)被原審法庭禁止進入私人商場索取聯署簽名,歐洲人權法院不認為禁令會妨礙了表達自由或權利的有效運作,並指他們可以在該商場以外的地方進行活動,所以上訴遭駁回。

同意佔領地點有獨特意義

廖柏嘉勳爵表示:「從原審法官的觀察以及被告的陳詞,佔領運動顯然是想傳播他們的觀點(如上文所述),以教育公眾和與人交換意見。同樣清晰的是,佔領運動透過活動、宣傳單張、書籍、報紙和演講,去達到他們的目的。而讓普羅大眾參與,加強了效果,這一部分源於佔領區的大小及獨特的選址,不僅是指倫敦市(金融世界的心臟),更是因為那是聖保羅大教堂的園區。」

最終,廖柏嘉勳爵指:「在Hall案及本案都至關重要的一點:雖然抗爭者的表達自由及集會自由無疑是相關的,但很難看到他們可以一直勝過土地持有人的意願。他們持續地、獨佔公共地方,不僅侵犯了擁有人的物業權及某些法例,更嚴種干預了其他人的公共權利及人權,造成其他問題(衛生問題、妨擾等),尤其佔領已經持續了幾個月,而且似乎會無了期繼續。」廖官於2012年2月22日,宣布上訴被駁回,維持原審法官頒下的禁制令。

2012年2月28日,警方「大致和平」地清場,結束維時137日的佔領,20人被捕。後來持續出現零星佔領,及至同年6月。

廖柏嘉勳爵2017年曾到香港大學演講。資料圖片

陳文敏解釋上述兩案值得參考的地方在於:「廖柏嘉勳爵考慮到,示威者有一個高尚理由,呼籲政府重新正面去睇番,成個資本主義對一些人係完全無管制、無監管,基本上亦都係和平。不過你都霸咗3個月,有其他人要用,咁你係咪within proportion呢,法官會考慮,係要嚟做嗰個factor,然後俾個injunction。所以唔係話out of proportion就完全ignore。」他續指:「其實攞完injunction之後無事,無乜下文或者特別跟進,就算有都係比較輕微嘅罪行。」

Samede案中,上訴庭認為最大的爭議是「在道路上合法集會及抗爭的權利,它的限制是甚麼?」並認為取決於多項因素,包括:抗爭持續下去,會對國內法律造成多大程度的破壞、抗爭所在地點的重要性、抗爭的時間長度、佔領土地的程度/數量、抗爭對於他人的權利構成幾大程度的干擾,包括對物業擁有者及其他公眾的影響。

被告又提出「(佔領者提出的)議題的重要性」亦應該是要法庭要考慮的因素。原審法官認為佔領運動所關注的議題「有非常重大的政治重要性」,上訴庭同意可以作出一定程度的考慮,但不可以是壓倒其他因素的原因。

上述兩宗英國案例可見,英國上訴庭與香港法庭,在處理長期佔領馬路的案件時,對被告訴求的看法、考慮的因素並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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