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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敏:官對公民抗命不予比重、將79日佔領影響歸咎九人 刑期上訴有得拗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教授、名譽資深大律師陳文敏接受眾新聞專訪,分析佔中九子案判決。陳文敏表示,九子要就定罪上訴不容易,惟有「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一罪,辯方或可質疑其合憲性。但他認為,九子就刑期上訴有得拗,主要因為法官完全沒有對「公民抗命」給予比重,以及法官似乎將79日佔領帶來的影響全部歸咎九人。他又指出,裁決書對於公眾妨擾的定義模糊,並舉例假如日後有人發起包圍立法會,「視乎規模,如引用此控罪,理論上可以被入罪。」

陳文敏相信「佔中三子」以外的六人,就刑期上訴的理據更強,「佢哋嘅role相對上係minor好多,甚至有啲係嗰幾日先參與,嗰日上去站下台,無乜幾多involvement,同埋佢哋做嘅嘢可能係one-off,我覺得呢個同三子係好明顯有分別,點解佢哋又係被判8個月呢?」

佔中三子的戴耀廷及陳健民被判即時監禁16個月,二人已決定就定罪及刑期提出上訴,而被判囚16個月獲緩刑的朱耀明,則就定罪上訴。另外,被判即時入獄8個月的黃浩銘,正積極考慮就定罪及刑期上訴。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教授、名譽資深大律師陳文敏。資料圖片

陳文敏首先指出,區域法院法官陳仲衡在判刑理由沒有解釋量刑起點何來。陳文敏指,陳官所引述的案例,大部分判監不超過半年,唯有2019年英國R. v Roberts (Richard)案,原審時被告被判監15至16個月,但上訴後改判社會服務令。

Roberts案指,3名涉案人爬上開採石油的貨車車頂,抗議政府授權一間資源公司Cuadrilla以水力壓裂法(hydraulic fracking)開採石油,行動維時2日半至3日半,造成一條馬路被阻,數千人受影響。涉案人各被判監禁15個月或16個月,上訴後法庭考慮到他們不為私利、不涉暴力,改判社會服務令。

三子被裁定串謀犯公眾妨擾罪罪成,陳官以監禁18個月為量刑起點,因三人背景良好,減刑2個月。陳文敏形容,陳官並非完全無提及Roberts案中最終3名被告改判社會服務令,但提得好隱晦,又指陳官以18個月作為量刑起點,顯然是受到Roberts案原審判刑影響。

陳文敏續道:「但如果睇埋上訴庭推翻咗之後,係講緊社會服務令同18個月,嗰個差距好大。佢點樣解釋用18個月做起點呢?係解釋唔到,佢無解釋到。因為除咗呢宗案之外,只有一宗Pearce案(判監)6個月,其他全部(包括另一宗Pearce、周必強案)判監1個月、2個月,或者社會服務令。」

陳文敏認為,所謂判刑輕與重,只反映了個人對佔中的取態,「即係支持佔中嘅人咪覺得重,唔支持嘅就覺得輕。唯一客觀啲係去睇案例、睇法官用嘅理由,嗰度我就覺得係重嘅。」

主審九子案的區域法院法官陳仲衡。蘋果日報照片

陳仲衡法官在裁決書指,佔領運動的規模不符比例,認為佔領運動並非終審法院在黃之鋒案(雙學公廣案)中所認可的公民抗命。終審法院去年2月頒下黃之鋒案判詞,終院非常任法官賀輔明勳爵引述R V Jones (Margaret) 案指出:「在違法者與執法者之間有約定俗成(conventions),公民抗命示威者的行為要合乎比例,不會構成過度損害或不便,並通過接受法律處罰來保證誠意。」

陳文敏不認同陳官基於佔領運動規模不符比例,故此對公民抗命不予以比重,相信這是九人上訴刑期時的爭拗點之一。陳文敏分析道:「陳官唔質疑運動係和平嘅、唔質疑佢哋(被告)唔係為個人私利,唔係為錢、唔係為名、唔係為憎恨、憤怒,但佢講完呢啲嘢,佢好似完全無俾到weight。呢個似乎同終審法院嘅講法唔同。終審法院嘅講法係,呢啲嘢你要俾一個比重落去。俾幾重係另一回事,但唔至於完全無任何嘅weight,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減刑嘅理由。」

陳文敏又指,法院對於公民抗命給予多少比重,除了考慮行為是否和平,亦會籠統地考慮運動目的,「法院只能夠broadly話你嗰個係一個合理或者正當嘅目的。即係佢可以睇你嘅目的,純粹係出下名,咁係個人嘅目的,但話爭取普選呢樣嘢有幾高尚呢,法院唔可以俾太重嘅位置,otherwise就等於法院去支持呢一樣嘢。」

戴耀廷被判即時入獄16個月,日前(4月29日)被送往石壁監獄服刑。美聯社

陳文敏認為,另一個上訴刑期的理據,在於九人不應為79日佔領帶來的影響負上全部責任。「因為個offence(煽惑罪)係講緊頭嗰幾日(9月27至28日),於是你要將後面(的影響)都入埋佢數嘅時候,嗰堆嘢係咪因為佢哋而引致呢?可能佢哋有部分嘅責任。」他解釋說。

陳文敏續指出一些法庭未有仔細釐清的問題:如果說運動造成經濟損失,證據是甚麼?「經濟損失」實際所指的是甚麼?那些經濟損失是否由九名被告造成?即使有嚴重的經濟損失,如果是由整個運動造成,又可否歸咎九人?如否,應該相對地減低被告的責任?

戴耀廷於4月25日在荔枝角收押所寄出〈來自香港監獄的信函〉,指法官用了錯誤的合乎比例標準,所以定罪及判刑均是錯誤的。他在信中寫道:「一項公民抗命行動是否合乎比例,不能抽空地只看這行為對社會產生的代價有多大,必定也要看公民抗命行動所要達到的目的⋯⋯在平衡得與失時,一方是涉及每一人的基本人權,另一方是有限人數的有限交通時間受影響,輕重是顯而易見。不是說最後佔領行動必然合乎比例,但法庭起碼要有更詳盡的數據去論證社會代價的大小,而不能只是籠統地說佔領行動所造成的代價是過大。」

2014年9月開始的雨傘運動,黃傘是其中一個標誌。資料圖片

在定罪方面,陳文敏認為三子被控的串謀犯公眾妨擾罪、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罪,這兩罪不易上訴成功。他解釋,三子在運動爆發前固然有協議在先,在串謀一罪上難有爭拗空間。

煽惑罪則不需證明受煽惑者如被吿所言行動,只需證明被吿有意圖煽惑。陳官在判詞多番引述被吿的煽惑言論,根據前文後理及被告當時的行為,藉以推敲「言下之意」,陳文敏續解釋:「你要有一定嘅proximity,即係佢講嗰樣嘢,同佢引致嘅後果,唔可以離千萬丈咁遠。譬如我哋食飯傾偈講笑,同你喺現場講又唔同。即係要睇埋有幾接近、有幾認真,係咪真係嘗試去(煽動),而啲人真係做嘅時候,係咪會做到。」

看過陳官判詞內羅列的證據後,陳文敏認為上訴不容易:「純粹用evidence上訴係難好多嘅,法官有見過證人、聽過晒啲盤問。除非你證明到嗰個法官犯咗一啲技術性嘅錯誤,嗰個相對上係唔容易。」

但他指,最有機會可以拗是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罪。陳文敏認為有關定罪界線模糊,他形容:「警方要舉證啲乜嘢先可以構成呢個罪行?我要提出咩evidence先可以答辯呢個罪行呢?」他指出,有可能違憲的地方在於:「如果你用一個好含糊嘅law去take away一個人嘅personal liberty,呢個可以係abuse of rights。」

本案九人均被控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罪,除朱耀明外,其餘八人罪成。案中八人(李永達除外),被加控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罪,只有「佔中三子」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罪名不成立。

陳文敏表示:「我睇唔到有咩分別,incite(煽惑)同incite to incite(煽惑他人煽惑)有咩分別呢?點解其他人會係incite to incite,佢哋(戴、陳)就淨係incite呢?」陳舉例,當被吿叫人參與佔中的時候,怎樣排除他亦有意圖叫人呼籲更多人來參與?

陳文敏曾是戴耀廷老師、同事,他從1986年港大法律學院畢業照中認出戴。莊曉彤攝
戴耀廷於1986年從港大法律學院畢業。香港電台影片截圖

陳文敏續分析九子案判詞對社會的影響。本案所涉三條控罪均屬「公眾妨擾」罪,但一般很少用在集會上,「譬如2011年Occupy London (佔領倫敦)嘅人,其實攞完injunction(禁制令)之後無事,無乜下文或者特別跟進,就算有都係比較輕微嘅罪行。而佢哋(律政司)走去搵窿窿罅罅,然後搵條相對上比較容易入罪。所以話上訴呢,都可以界定番呢個offence究竟有幾闊。」

那遊行集會搞手日後會否很容易被入罪?「唔係每個集會都會構成公眾妨擾,同埋公眾妨擾同《公安條例》一個唔同嘅地方,就係佢需要涉及嘅人數、duration長啲,先至會有個公眾妨擾。所以譬如一般嘅集會,係唔會構成公眾妨擾。雖然咩叫公眾妨擾都係一個比較含糊嘅概念,但呢個case入面就比較難去拗,因為你佔咗70幾日,或者引致一個咁大型嘅活動時,好難講佢唔係一個公眾妨擾,雖然戴耀廷本嚟諗住幾日啫。」

陳文敏續指:「你話影響,譬如第時如果有人發起包圍立法會,咁算唔算公眾妨擾?理論上真係可以。但幾大先叫公眾妨擾,呢個係含糊嘅,但人數、時間,我諗都係考慮嘅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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