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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海外記者的六四30:中國人仍然活在恐懼中


「天安門事件令我感受最深的,是中國的老百姓。」這是不少出席一個天安門事件三十周年座談會的海外記者的感想之言。

作為一個當年採訪八九民運的香港記者,我深有同感,且興趣盎然,因為不少是我第一次聽到的,部分原因是海外和香港行家沒有機會互相「八卦」,其次是海外行家沒有像香港記者般凝聚眾人之力著書,寫成《人民不會忘記》,除了記下當年民運始末,還反思了港人和新聞界一些作為。

紐約的美國海外記者會(Overseas Press Club)主辦的《天安門事件三十年後:前瞻獨裁中國的未來》座談會上,五位當年採訪八九民運的記者侃侃而談,時任《新聞周刊》記者寶格(Carroll Bogert)和伊莉諾(Dorinda Elliot)都表示,民運之前,找一個中國市民接受外國傳媒訪問,可說是難比登天,但民運期間,忽然人人都口若懸河地就政治事務發言,願意為自己爭取,令她們看見中國的前景。

出席六四30周年座談會的五位海外記者(左起):Bruce Kennedy, Dorinda Elliot, Adi Ignatius, Carroll Bogert, and Dori Yang。照片由筆者提供

以「侃大山」見稱的北京人,確是不願具名具姓地向傳媒發言,尤其是外國傳媒,這既有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各種運動留下的陰影,亦有中國媒體向來是黨的宣傳機器、不是人民喉舌的原因,但一個多月的民運,讓北京人看到不一樣的媒體,讓他們知道,縱使他們的聲音不能透過中國媒體發出,也可透過香港和海外媒體「告訴世界」,自然願意談,甚至不惜以身犯險,我便曾獲三數名北京老奶奶掩護而避過解放軍的盤查。

幫助記者的,不光是普通市民,身負公職的,亦不例外。當年為美國有缐新聞網絡(CNN)和美國公共廣播電台(National Public Radio)採訪民運的甘乃地(Bruce Kennedy)憶述了他傳送錄影帶的驚險故事,其中一次是人已被公安逮個正著,一名穿制服人士搜他的袋,拿著一盒錄影帶問他是什麼,甘乃地如實相告,對方看了看,便把帶子丟回他的袋說:「你可以走了。」令該段新聞不被掩埋。

中外記者的努力,自然獲得沒有發聲平台的市民肯定,寶格憶述,到了民運後期,她叫了所住酒店的客房餐飲服務,服務員在交給她帳單時,用手勢示意她細看帳單,當她揭開摺疊的夾套和拿起帳單時,才發現帳單下有另一張小紙,上面寫著「thank you」(多謝)二字。三十年後説來,她仍然感到動容。

報道事實真相,本是記者的天職,毋須致謝,但在沒有新聞自由的中國,卻成了要感恩之事,想來確實可悲。而嚐過短時間自由的中國,接著又進入萬馬齊暗的年代,記者工作更不容易,六四事件後仍留在北京採訪一年的伊莉諾説,那時日子非常難過,採訪碰釘是閒事,還經常被人跟蹤,而其他國家對中國大感失望,連帶對中國事務也興趣缺缺。

當時對中國感到失望的,還有在天安門清場時被上司叫醒上京採訪的《商業周刊》駐港記者楊多麗(Doris Jones Yang),她在繞道天津再到北京採訪,官媒只提士兵死傷人數,市民死傷則隻字不提,她還以為自己看漏了,轉而問一名服務員,對方說:「你以為它們會告訴我們這個嗎?」那段日子,實在令她傷心失望,甚至認為中國玩完(China is over),一年之後便要求調回,並離開新聞界,現為作家。

這批「八九一代」外國記者,其人生軌跡和對中國人民的看法,或多或少都受到六四事件影響,但令他們感受更深的是,三十年後,中國政府對事件的忌諱和中國人仍然活在恐懼當中。有兩位前記者分享他們近日獲邀到美國不同地方演講的經驗,有中國聽眾留到所有人離開、影音設備撤走後,走近他們身邊輕聲細問:「現在你可否告訴我,當年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儘管這些中國人身處自由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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