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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城與惡的距離


 

【撰文:日比】

就保安局局長李家超上月二十六日在《明報》撰文,題為「再談《逃犯條例》修訂建議」,筆者認為文中有兩點值得商榷。

政府屢次強調修訂參考聯合國《引渡示範條約》,符合「國際標準」,足以支持是次修訂,唯此立論犯上一個基礎的時序問題。聯合國大會早於1990年12月14日通過該條約,而現行的《逃犯條例》則於1997年3月19日三讀成為法例。如該條約足以支持今日的修訂,何以回歸前未能訂立如斯過分寬鬆的移交逃犯安排?何以當年會特意加入「中央人民政府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任何其他部分的政府除外」之條文?

歸根究底,現行移交逃犯安排未有包括中國,是與香港人對內地司法制度能否保障人權的信任問題有關。立法局(現稱立法會) 於1997年3月19日審理《逃犯條例草案》期間,時任保安司黎慶寧先生回應議員有關中港移交逃犯的提問時,指出「由於政府當局正在與內地有關當局商討此事,我在現階段只能表示我們亦同樣關注市民所關注的問題,即個人權利應得到充分的保障。」

參考世界正義工程(World Justice Project)法治指數(Rule of Law Index) 2019,在全球126個司法管轄區中,中國於「基本權利」(Fundamental Rights)一項排行第121位,香港則排行第33位。在中國內地對個人權利保障仍然甚為落伍的情況下,此話於22年後的今天繼續適用。

「他殺了人就應該死,但是不代表要民主法治要跟著一起陪葬……」來自一齣最近備受關注的台灣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劇中赤裸裸地展示兇殺案對被告或犯人與其親屬、受害者家屬,以及社會的影響。

未來數月,立法會繼續審議《逃犯條例》修訂的過程與政府首長及官員的回應,將反映我城與惡的距離。如未能以保障被移交人士的權利為前題,草率修改現有的移交安排,恐怕我城與惡越走越近。

參考資料:

聯合國《引渡示範條約》

立法局會議過程正式紀錄:一九九七年三月十九日星期三

World Justice Project – Rule of Law Index 2019 (Page No. 58 and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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