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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法規條文不能掩蓋的真相──回應江樂士稱內地司法制度已進步,莫過慮


【撰文:張耀良】
作者為香港執業大律師、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成員

近期香港社會各界紛紛就《逃犯條例》修訂展開了熱烈討論,其中包括前刑事檢控專員江樂士再次在報章為文為中國司法制度辯護。他在2019年5月9日發表於《南華早報》的文章中表示:「許多人故意對中國司法制度作出錯誤的評價,給人們的印象是中國的法制自文革以來沒有改變過」。江樂士引述鄧小平曾表示過的:「我們必須為中國建設現代的法律制度,⋯⋯」。 他並進一步表示,自八十年代起,中國改革派已經大大地推動法制的進步。他所指的「進步」,包括(新一代)法官的學術水平有所提高;此外,還有法援制度的設立對被告人提供幫助,法庭審訊公開,證人需要出庭作供,刑事審訊中設立「人民陪審員」制度,以及刑事審訊中控方所依賴從刑訊逼供所得的証供可以不被接納等。

江樂士續稱:「有些人為求達到自己的目的,不惜誇大(中國司法制度的)問題,斷不可讓這些人佔上風」,在文中,他未有說明他所指的「有些人」到底是誰,誇大了什麼「問題」,要達到什麼「目的」等。江又說:「不能令香港成為中國的罪犯天堂」。他也未有從香港的歷史中,提出任何證據,說明香港已成為或已是罪犯天堂。

江樂士所指的「進步」及掩蓋的真相

中國2002年推行全國統一司法考試,開放給全國人民報名,無疑是重要一步,以確保法律從業者、檢察人員和司法人員在入行前達到應有的學術水平。多年來,不論教育背景,國民都可以經過刻苦自學,報名應考。考試採用書寫形式,包括單項選擇題和論述題,例如有題目: 「論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治」等。

但過去兩年,當局對司法考試進行了若干變動,主要是只有具法律本科學歷者方可報考。這項全國統一司法考試對江樂士提到的「進步」貢獻究竟有多少?

舉例而言,為取得駕駛執照,我們需要通過筆試和路試。要想成為律師或醫生或其他專業執業人士,在香港和許多其他司法管轄區,我們既需要特定學歷,也加上指定的執業訓練,才能得到律師牌、醫生執業證書或其他執業許可。在中國,司法統一考試的筆試便是唯一的考試,通過了便是執業律師,沒有正式的司法訓練或實習。據悉,近年廣東省司法廳為新晉律師舉辦一個月的強制執業培訓課程,課程完結舉行大考。可是,據有份參加考試知情人士表示,過程中,試場內所有考生手機上都可輕易下載到不明來歷的應用程式,裡面是該試卷的答案。監考員則裝作什麼都沒有看見。

近年中國頂尖的法學院,課程包括由校方編寫的馬列和社會主義法治思想的標準研讀教材。對法律教育而言這是莫大諷刺。此外,十九大後,法學教授被要求參加應考「習近平思想」考試,據說考卷形式是單項選擇題。

近年中國法官離職人數上升,甚至有指如深圳等城市,司法當局拒絕批准法官辭職,以遏阻法官大量流失,避免法院陷入真空。有指這現象與習近平的打貪政策有關。然而,法官辭職的真正原因相信是制度使然。尤其是年輕受過較佳教育的法官普遍面對強烈挫敗感,他們面對的是結構性司法腐敗、龐大的工作量、缺乏司法獨立、司法公義難以伸張,都是令法官深感沮喪的原因。有法官私下認為,自己身為本應是肩負伸張公義的法官,卻可能有一天當自己也需要公義時,會發現公義距離自己是那麼遠。

法援律師的「半義工」性質

中國尚未有真正有意義的法律援助。據最新數據,大陸全國法援預算金額約為22億元人民幣,香港約為10億港幣。北京的執業律師被要求(指派)每年需要承接至少一宗法援個案,每宗個案報酬為200元人民幣。當局也並無規定被指派的律師是否有能力勝任的律師。一般人的印象是,獲派這些半義務性質案件的法援律師往往對於工作並不熱心,也不認真行事。

再者,江樂士說「近年來中國司法改革明令證人必須出庭」,他顯然只是對法規條文搬字過紙、照背如儀,事實真相與他所相信的情形相去甚遠。主要城市(如北京)的庭審,近年確實在證人出庭方面有些微進步。各城市各法院數據不一樣,據不完全統計加上觀察經驗所得,有約15%至不多於20%的庭審中可以見到證人出庭,如公安或平民等。律師若申請傳召證人的許可,即使獲批,也不擔保證人會盡責的出現。公安不給任何理由就拒絕出庭是頗為常見的,法庭什麼也做不了。當然,大陸律師面臨的問題還不止此:即使証人出庭,律師對証人的盤問經常受到法官的無理阻撓而最終不能充分向証人獲取証供。

江樂士顯然是按照書面文字表述所悉來為中國的司法制度辯解,卻嚴重忽略了現實情況。他指「多年來法官只關心被告人供辭內容事實是否真確,不管供辭是通過什麼手段如何取得的」,這當然不正確。如果按照江樂士所言,中國法官若只關心供辭內容事實是否真確,那麼多年來大陸就不會出現有這麼多冤假錯案了。我建議江樂士看看近年福建省念斌案:念斌四次被判死刑,最後經過八年一眾人權律師以無比的勇氣排除萬難介入,終於在2014年該謀殺指控被推翻而獲判無罪。在此,更希望江樂士想想,一個最終被宣判謀殺罪名不成立的被告,公安究竟在調查過程當中,如何有辦法令他承認自己干犯了從來未犯過的「謀殺罪」?想想當公安成功令到嫌疑人承認謀殺罪,那是怎樣程度的酷刑折磨才能令他屈服?當江樂士覆述「人大規定刑訊取得的認罪招供必須被排除」,看完無數的刑訊與冤假錯案後,未知江樂士從人大的宣傳當中獲得的樂觀態度是否會有所改變?

江樂士慨嘆香港人對中國的司法制度「無知得可悲」,但當他眼見香港人在電視上看着桂民海明顯地在違反自身意願的情況下,面向鏡頭承認一些甚為可疑的罪行時,他還能說香港人對大陸司法制度無知?香港傳媒每三至四周便報導失蹤人權律師王全璋妻子李文足的消息,包括她超過三十次向最高人民法院、中級法院、檢察院和監獄查詢丈夫自2015年7月起人間消失以後的音訊,每次換來的是她被數十名公安包圍,「可悲」的到底是誰?

光頭的李文足到法院陳情,在法院外被數十名穿上特勤制服的男子阻擋。美聯社

中國刑事法庭目前尚未有「案中案」(voir dire:即特別審訊程序,以裁定供辭是否可接納為呈堂證証供)的程序。大陸法律界廿多年來一直爭論如何設置特別的法庭程序,可排除被告在不公平情形下(如虐待、暴力等)錄取的供辭,然而這方面的進展極少,皆因刑訊逼供問題根源是制度使然。公安的調查和檢察方都是以供辭為本的,導致被告認罪的證據,主要是被告自己的供辭。江樂士說中國的刑事訴訟法指法官必須排除刑訊逼供下取得的供辭,他顯然樂觀地相信以為所「讀」到的文字宣傳就代表了現實中法庭上所發生的事實。

數年前,我參與在北京一同舉辦的一項模擬「案中案」觀摩示範。多位香港的大律師和一位時任香港高等法院法官,在100位中國法律界人士面前示範進行了香港「案中案」程序。除了香港的模擬示範,還有一組中國的檢察官、一位法官和兩名刑事律師根據同樣的案情故事版本示範了中國法庭如何排除刑訊逼供下取得的供辭。最後,中國法官裁定供辭不合法,下令排除該供辭。在隨後的公開討論環節,有一位中國刑事律師這樣說:「剛才的中國模擬排除刑訊逼供示範確令人佩服,但很遺憾,我在二十年的法律執業中從未見過任何這種情形」。江樂士應該小心察看「示範單位」和現實世界有何出入了。

法治是要讓人民能「看得見」、「感受得到」

我們不僅關心中國司法「寫」進了法律書上的制度硬件,但我們更關心的是人民能「看得見」「感受得到」的法治。作為具有豐富經驗的檢察官,江樂士理應知道,要判斷香港檢察官的專業水平,就要判斷他是否能夠專業、公平、稱職地在庭上呈上及展示證據,讓法庭判斷被告是否有罪。檢察官的職責並非是為了窮盡一切手段非要被告人罪名成立不可。江樂士是否知悉,中國的檢察官每年的考核都是根據經手案件的定罪率而決定,換句話說,中國檢察官的仕途與成功送多少人進監牢掛勾。

大陸法院處於權力系統中弱勢一方,在「公檢法」三方之中排行最末。司法不獨立,法院被賦予的職能是完成刑事訴訟的最後一環即定罪的責任。現實之中,中國法官效忠的對象是黨、而非公義。

自習近平上台後,律師地位每況愈下,計有惡名昭著的刑法第306條(律師「毀滅和偽造證據」的罪行)、修訂律師法和律師事務所法(對律師執業更嚴格的控制),還有年檢和吊銷執照等。2019年7月9日是2015年「709大追捕」的四周年。如上文所言,王全璋在2018年聖誕節在法院閉門庭審後,至今仍與外界隔絕。王全璋案令人髮指,無可置辯,自他失蹤當日起至今,整個刑事司法程序反映出中國法律底下徹底違反了程序公義的行為。

江樂士在結語部分表示「(香港)保安局因此必須堅持,不要被輿論和膽小的人左右,刑事訴訟所達的公義是不可缺少的」。"Friends of Conscience" 的最新調查紀錄了逾一千名中國良心政治犯,包括姓名和個人資料,但是中國從不承認有政治犯,更不承認其監獄裡囚禁著政治犯。這個數字與數十萬甚至百萬計的維吾爾族被囚於「再教育營」的人士相比,當然小巫見大巫了。在教育營中,不論是什麼意義下的公義都根本不存在。江樂士倘若厭倦了批評的聲音,何不看看鐵證如山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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