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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台仰的去與留


【撰文:陳耀成,《撐傘》、《我們有雨靴》導演】

我曾經於2015 年,拍攝《撐傘》之時,在香港訪問了黃台仰。當時「本土民主前線」因為打擊大陸水貨客而揚名,頗為意氣風發。豈料旺角騷動事件發生在半年之後,大家都有點意料不及。

拍攝《撐傘》時訪問黃台仰。照片由筆者提供

儘管沒有再與黃台仰做直接訪問,因為我手上陸續累積了之後兩年有關他的不少片段(部分來自林子穎──她曾是我的《撐傘》副導演,後來又自己拍了大受歡迎的有關梁天琦的《地厚天高》),我於是在最近完成的《撐傘》續篇《我們有雨靴》中剪出了一個頗長的黃台仰篇章,講述他自投身社運,又再逃離香港的故事;其中包括他在一個 2017 年的公開論壇,與戴耀廷、邵家臻、張秀賢等三位「九子案」的被告人對談,各自抒發面對可能入獄的感受。

當時,黃台仰向觀眾說:想到可能因為旺角騷動而面對七年的監禁,當然憤怒。

然而,既然歷史上所有的民主運動都會有人犧牲,我不介意成為犧牲者。

言猶在耳,他旋即遠颺人杳。而梁天琦返港面對六年的重判,成為部分港人眼中的人民英雄,更突顯了黃的「逃兵」形象。至於黃已經被德國接受為政治難民的這一點,其實早有人知道,不算是秘密。我是去年帶《撐傘》到柏林放映,於德國得到有關他政治處境可靠的訊息,所以已經在新作《我們有雨靴》內透露這點。當然影片剛於上月才在香港較正式推出,不像他自己今天再度露面,於國際傳媒間所製造出的「新聞性」。

他逃走的動機,報導說:是因為「總要有人繼續推行港獨。」那似乎是黃逃港時的感覺,因為黃現時表示,港獨目前已經不是他的重點,他更關注的是香港的人權。

剪輯《雨靴》之際,看著 2017 年座談會的片段。那是當時傘運之後,所謂「(與北京)對話」派與「本土派」罕有的一場同台對談。戴耀廷當時還很輕鬆,笑著對黃台仰說:你和我將來都會不斷進出監獄。但經歷過第一次之後,以後就會變得輕鬆了。

戴又說:他們都應該是高度敏感的政治犯,所以會住在隔離區的監房,又極可能是近鄰;也許有機會可以隔著一片薄牆,繼續討論香港的未來云云。

戴耀廷、邵家臻、黃台仰和張秀賢難得同台。照片由筆者提供

戴耀廷笑得坦盪,我卻感到黃台仰似乎笑得有點勉強心虛。一個五十多歲的大叔與一位二十出頭的年輕人笑談身陷囹圄的一生?當然個别是會如魚飲水,冷暖自知!我甚至懷疑,是否這次談話嚇怕了黃台仰,令他對聲明的所謂自我犧牲,終而出爾反爾嗎?

上月(四月)於九子判刑前夕,《雨靴》在香港中文大學及外國記者協會首映,看片之後,我《撐傘》中的另一位重點訪者,民主黨的創黨主席李柱銘先生向我提問:「為什麼這麼同情黃台仰?」李先生的批評肇自黃台仰「違背了公民抗命(即是承受法律後果)的原則。」我的解釋是「人的軟弱某程度上總是惹人同情的。」

然而這答案太籠統,我後來在社媒之中予以補充:去國與否這麼重大的人生決定,別人很難下評語。而且黃宣布雨傘「革命」失敗──留意他不說「運動」,正顯示了他的激進傾向──才決心成立「本民前」,那是基於他對佔領中環的「愛與和平」及非暴力的「公民抗命」手法極為不滿意。黃主張勇武抗爭,並非溫和的抗命者。

在2016年大年初二旺角衝突中的黃台仰。照片由筆者提供

其實香港一些年輕人曾經對我說:黃進行的當然不是抗命而是一場戰役,失利之時,避風頭是理所當然!

另一位觀眾向我說:既然戴耀廷都說香港進入了一個「威權時代」,那公民抗命還有意義嗎?一位美國教授甚至作出了一個嚇我一跳的比較:孫中山不也曾流亡嗎?

拍攝《撐傘》之時,我覺得自己是在拍一部「社運電影」,而《雨靴》鏡頭之下,是傘後的頹垣敗瓦──佔領者遭檢控、民選議員或候選人被廢除資格、而喪氣的傘兵面對去國或升學或流亡的前景。影片完成的一刻,我感到自己是拍了一部「人權電影」,因為佔中九子之中,四子被囚(四個都是這片中的受訪者)而黃台仰(與李東昇)終於成為香港第一個政治難民。這實在是個不太令人興奮的政治發展。

黃台仰選擇在六四周年期間再度冒現,不論是刻意還是無心,都反映著六四天安門與一四香港傘運的伸延與對照。是的,傘運的香港不曾流血,但卻也製造了一批新的自願或非自願的流亡青年民運領袖。黃、陳之外,曾身陷牢獄的周永康與羅冠聰都即將或已經赴美升學。周永康曾經向我說:他得到博士學位之後,能夠返港找到教席的前景頗為渺茫。羅冠聰估計也會面對同樣的問題。(也許在海外當教授更光榮一點,但難返香港應該帶來另一份頹喪無奈。)

美國設有「香港法」,英國因為曾經簽署中英聯合聲明,對香港有一定的法制與道德責任。但西方強國中,德國對中國人權是一直較為敢言及支持,所以劉霞、艾未未能夠成功脫離國內的軟禁。黃台仰承認是看準此點而選擇在德國尋找政治庇護。此所以,德國過去雖然沒有特別的「香港政策」,但因為這宗事件而捲入其中。

其實六四周年將至,黃台仰選擇此刻露面,當然連結著香港政府藴釀修改《逃犯條例》而觸發的國際關注。歐美政府對修例相繼發言,估計也是因為日益緊張的中美貿易戰,及有銅鑼灣書商(包括具有瑞典公民身份的桂民海)被綁架與加拿大商人遭逮捕等前車之鑑。

面對這些政治風雨,習近平最近提出「新長征」。大家當然不希望修改香港的《逃犯條例》成為新長征的起歩禮。

獲得德國政府難民庇護的黃台仰和李東昇,去年5月在德國拍攝。照片由黃台仰提供

我覺得黃台仰,像黃之鋒,都有很敏銳的政治行動觸覺。未來我們會更清楚看到黃台仰能否在海外發揮協助香港民運的功能,令他的「逃兵行為」蘊涵了一層新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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