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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不會忘記


30年前的1989年春天,正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在自由邊緣步履蹣跚之際,我在北京住處半夜收到一個電話:中國軍隊正在進侵自己的首都。
學生和工人在道路設下路障阻截軍隊。我跳上單車,發瘋似的朝着開槍那邊趕去。我比軍隊早一刻到達天安門廣場,之後,我看到軍人朝着我所在的人群以自動武器射擊。
我那時是《紐約時報》北京分社主任。那個晚上我四處跑,滿是驚恐汗水的手死死攥着筆記簿,記錄着到今天仍然留在記憶裏的恐懼。你永遠不會忘記看到的年輕人,其中一些更是出類拔萃,充滿熱情和理想主義,挺身而出面對機槍,之後變成癱倒地上滿是鮮血沒有生命氣息的屍體。
我對北京屠殺的記憶,不僅是政府的兇殘,同時也是樸素的中國老百姓的無比勇氣。我永遠不會忘記三輪車伕,只要槍聲稍歇,他們就騎着車朝着軍隊開過去,救起地上的傷者,送到最近的醫院。
尤其記得一個身體結實的三輪車伕。他的車子後座有兩個在淌血的人,他拼命踏車,雙腿繃緊。他經過我的時候,要我『告訴全世界』,淚水從他臉龐流下。他也許是農村來的農民,讀書不多;他或者不清楚什麼是民主,可是為了民主,他冒上性命危險。

— 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1989年是美國《紐約時報》北京分社主任。上面是他今年6月1日的專欄文章,是他的六四屠殺採訪記憶。

《紐約時報》網站截圖。
從4月15日至6月5日,整段期間我都在北京採訪。在採訪民運的記者當中,我的採訪時間相當長,更目睹了當時的開槍屠城。
6月3日晚上11時,我已經到了復興門外,似乎很太平的樣子,擺滿小攤檔。突然之間,一個曳光彈放出來,我眼前全是手持盾牌的軍隊,很多裝甲車。巿民當時知道,大軍準備進入天安門。所以他們開始燒車,企圖阻止軍隊入城。可是燒車換來的是開槍鎮壓。我拍攝士兵怎樣開槍,也見到身邊無數市民中槍倒地。
凌晨3時在復興門採訪完結後,我到了軍事博物館外的方陣。其實當時已進行了血腥屠殺。看見一批市民和學生,在一個與軍隊相隔150呎的方陣裏大叫『法西斯滾出去』。突然,距離我3呎以外有一名男子慘叫,原來他被流彈射中。
我當時非常傷心。但我只是跟學生們說『我是記者』,換來的是一批學生把我圍住,把我抓着,很激動的對我說,『你要真實報道這事件。我們死傷慘烈,你們一定要向外公布,這一個政府,鄧李楊集團已經向學生開槍』。

—梁慧珉,時任香港《星島晚報》記者。

槍聲驚醒寧靜夜,六四屠殺30年。30年過去,30年前的回憶仍然清晰留在腦海。香港一批新聞工作者的「我是記者・我的六四故事」,喚起人們的六四回憶。這些訪問YouTube都有,可以逐一細看。當中包括梁慧珉的解放軍開槍回憶;葉紹麒的6月4日與同事到天安門廣場察看情況,士兵向他們開槍掃射......,一一都是歷歷在目的親身證言。這是香港記者的回憶,還有是外國記者的現場目擊。紀思道是六四時候留在北京的外國記者,他與同是《紐約時報》記者的妻子伍潔芳(Sheryl WuDunn)的北京民主運動報道,獲得1990年普立茲國際新聞報道獎。當時普立茲獎的讚詞是「For knowledgeable reporting from China on the mass movement for democracy and its subsequent suppression/對於中國大型民主運動及其後鎮壓的具有見地報道」。

紀思道其後從採訪中國新聞火線退下,轉任專欄作者,每星期文章見報。這位美國傳媒的「中國通」,在2017年劉曉波去世前夕撰文,提到《零八憲章》後與劉曉波的電話對話,當他用中文說出自己名字,監聽的中國國安人員立即捏斷通話。自稱劉曉波學生、尊稱劉曉波是「劉老師」的紀思道,從此未能再見劉曉波一面,文章閱之令人惻然。剛過了的這個星期六(6月1日),紀思道在《紐約時報》的專欄文章〈When China Massacred Its Own People/當中國屠殺它的人民〉,像香港「我是記者・我的六四故事」一樣,重述他的六四故事。紀思道與梁慧珉都是當年6月3日深夜到6月4日凌晨在北京採訪的記者,目擊解放軍開槍。紀思道說:「之後是軍人,不但向人群開火,甚至向露台一片驚恐的家庭開槍。軍隊向救援傷者的救傷車開槍」(then came the soldiers, firing not only on the crowds but even on families watching in horror from balconies. Troops fired at ambulances rescuing the wounded)。接着,紀思道這樣寫:「寒冬降臨中國(winter fell on China)。」

1989年時任美國駐華大使李潔明撰寫回憶錄。照片來源:中央社

不能忘記屠殺的不只香港和美國記者,北京的槍聲成為不會忘記的那年那月集體回憶。1989年5月2日抵達北京履新的時任美國駐華大使李潔明(James Lilley)在《李潔明回憶錄》,以大量篇幅記敘血色北京:6月3日晚,「我們拍發電報回華府:『我們目擊大軍開拔進入北京巿區。這批部隊的武裝和今天清晨進城的部隊不同,巿民抗拒這些武裝部隊進入北京』」。被派去察看情況的是美國大使館領務組人員賀士凱(Jim Huskey),李潔明在回憶錄說,「天安門廣場那邊,大約晚間11點半時,賀士凱聽到廣場西邊發生類似爆竹聲音。他找到電話向大使館報告」。賀士凱日後回憶說:「我熟悉中國學生運動史,覺得自己正目擊另一個運動的發展。我曉得,這是一個遭到屠殺鎮壓的學生運動」。

李潔明寫道:「大約午夜時分,賀士凱向西邊的長安大街望去,看見濃煙竄起,坦克輾過路障。槍聲大作,民眾朝槍響方向跑去。一隊坦克和裝甲運兵車閃爍着車頭燈,在暗夜裏份外刺眼,一路衝決路障朝廣場前進」。他又說:「賀士凱納悶着,怎麼這麼多民眾被石頭絆倒?旋即發覺,跌倒的人再也沒有爬起來。隨着群眾退到廣場東邊,賀士凱和身邊一名青年談論着解放軍竟然真槍實彈開火。一轉頭,發現此人前額一個窟窿,冒出汨汨鮮血,腦袋中槍倒地不起」。李潔明在回憶錄說:「賀士凱在凌晨兩時半左右回到北京飯店, 拼命拍門,服務生才開門讓他進去。從大使館租用的17樓房間,又看到解放軍朝毫無招架之力的民眾兩度開槍掃射。每陣槍聲之後,只見民眾扶傷救死,用推車搶運屍體。這樣的屠殺一直進行到6月4日星期天上午」。

照片來源:「我是記者・我的六四故事」影片截圖

從2003年成書的《李潔明回憶錄》,到今年的香港記者和美國專欄作家紀思道,30年間,平民百姓、傳媒記者、駐華人員,一同守衛六四記憶,他們的話語和文字,重敘30年前的北京慘案。這些回憶,既是個人的一己記憶,也是對六四屠殺不會忘記的自我承諾,更是從根本上剖析中共的基礎。在另一層面,李潔明、紀思道、香港記者,三者都有各自的歷史和現實背景。李潔明生於中國,成長於美國,曾是美國外交官和中央情報局人員。他的中國記憶,包括了第二故鄉的個人感觸,以及視中國為邦交國的的美國立場。在《李潔明回憶錄》,作者一方面強調大使館人員賀士凱的現場目擊,「賀士凱用街上公共電話和北京飯店房間傳回的報告,是我們上報華府的主要內容」,另一方面,生於青島、父親是美孚石油公司駐華代表的李潔明,中國是他與兄長法蘭幼時共同成長的回憶,書中有關中國的描述,遠比他曾任大使的南韓為多。不忘中國,不忘六四,李潔明成長背景和公務歷練皆在其中。讀者閱後想必同意,李潔明對六四的耿耿於懷,與他的中國情結當有關係,並非僅僅是中美外交史的其中一頁。

紀思道30年間始終不忘六四,這是他現場目擊屠殺,深信自己目睹的一切。紀思道畢業於哈佛大學政治系,八十年代末任《紐約時報》駐北京辦事處主任,長期關注中國。紀思道與李潔明同樣在六四期間留在北京,但紀思道比2009年去世的李潔明看得到2009年之後的中國變化。他30年前北京街頭密集槍聲的回憶,伸延到對今天中國政府的質問。在上周六的專欄,紀思道是這樣寫:「血腥的一夜之後,30年過去,北京填封了長安街的彈孔,修復了天安門的坦克痕損毀痕迹,中國的宣傳把民主運動和屠殺從歷史刷去,很多年輕人根本不知中國共產黨屠殺自己的人民」。他說:「習可能認為他的勝利在於埋葬歷史,窒息香港,打壓宗教,扼殺互聯網,囚禁律師與記者,洗刷30年前我所目擊的事實。可是,中國學者常常提到魯迅說到屠殺的一句話:『墨寫的謊言掩蓋不了血寫的事實』」。

支聯會5月26日舉辦的民主大遊行,紀念六四30周年。周滿鏗攝

香港社會不忘六四,眾所周知香港傳媒在六四的採訪一直處於最前線,第一身目擊四月之後的全過程,大眾對鎮壓感同身受。紀思道在專欄回憶北京屠殺時提到「窒息香港」(stifling Hong Kong),把當年北京現場和當前香港現實,在這一條30年的時間長廊最終連結,堪稱一語說中今天的香港心情。在香港,大氣候沉重壓抑,近年尤為明顯,「一國兩制」扭曲變形,回憶六四的心路歷程,必然包括對北京香港政策的反彈。從1984年簽署《中英聯合聲明》以至如今,「一國兩制」的初衷早已不復,「五十年不變」棄如敝屣,中國外交部指《中英聯合聲明》不再具有任何現實意義。凡此種種,令人想起六四之後香港民眾的一句話:「覆巢之下豈有完卵」。當下香港景況灰黯,人們五內翻騰,六四三十年,毋忘六四,更是不忘已然消失的「一國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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