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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30年】60位記者著書 用真名講真相


六四30周年,60位現職或前新聞工作者合著新書《我是記者——六四印記》,除了有1989年站在前線採訪的記者、攝影記者和電視台攝影師,更有受六四啟發而入行的記者,分享六四帶來的思考。他們撰文講述學運的脈絡,以及對社會的體會。 

《我是記者——六四印記》執行編輯張結鳳說,今時今日要用真名並不簡單:「大家都願意用真名發表非常難得。」她說,編委會聯絡了超過100位新聞工作者,有小部分人因不方便用真名,提出可否用筆名撰文,但編委會認為要「用真名講真相」、用真實姓名為自己所相信的真相負責,最後有60位新聞工作者願意用真名撰文。

十多名作者及編委出席《我是記者——六四印記》發佈會,分享與六四有關的經歷,包括主編張結鳳(前排右三)及編委陳慧兒(中間藍衣)。區倩怡攝

張結鳳說,1989年六四屠城後,香港記者協會出版《人民不會忘記──八九民運實錄人民軍隊向人民開槍》。30年過去,一些作者將當時認為還未到時機講述的故事、照片,以及來不及發表的採訪,「翻箱倒盒」地找出來,將當年所見所聞結合個人經歷、感受,還有30年間的思考,比當年的新聞報道寫得更細緻。 

張結鳳提到,雖然60位作者分開撰文,但文章之間有著一脈相承的內在聯繫,從不同視角講述同一件事。1989年6月在無綫電視新聞部任實習記者的區家麟寫道:「我看見,兒時仰望的權威電視主播記者們無時無刻奔走剪接間與直播室,目睹北京慘況,有人呆若木雞,有人淚流滿臉,有人破口大罵。」當時的無綫主播蘇凌鋒則憶述,六四淩晨看到時任《文匯報》社長李子誦的訪問後情緒崩潰:「(我)失聲痛哭⋯⋯是一生人當眾下淚的第一次。身旁的同事都拍著我的肩膊,默默無言,但大家的心意相通。」在亞洲電視新聞部工作,負責李子誦訪問的李玉蓮,回憶當時新聞部的錄影廠要長期準備特別新聞報導,沒有足夠器材剪輯其他節目,她只好到其他部門的剪接室借器材:「在處理鎮壓片段及李子誦訪問時,整個剪片室的同事都停了手在看。」張結鳳形容,這是一個奇妙的脈絡:「是六四留在我們心目中最深刻的事。」 

學運時做了記者兩年、時任《星島晚報》記者梁慧珉說,屠城當晚天安門廣場是一個很重要的焦點,但六四淩晨死傷者最多的地點,其實是復興門一帶至木樨地。當晚她在木樨地用錄音機錄下三呎外所有坦克車、裝甲車經過時履帶發出的聲音,以及軍隊向人群開槍的聲音、曳光彈爆開的聲音⋯⋯「一開始還以為是在放煙花,放完一下之後才發現,我前面全都是軍人。」

梁慧珉說,他們真的親眼看到開槍,看到市民企圖燒巴士擋住向紀念碑進發的軍隊,梁慧珉形容他們為「勇敢付出生命的人」,並非官方口中的「暴徒」:「很多市民受傷中彈,用大板車運走送往醫院救治。」短短一個半小時內,梁慧珉已看到有6個人被流彈擊中。第二日,她在協和醫院見到幾百具屍體:「我揭開屍布看到(死者)頸上有很大的血洞,他握著拳頭、張大雙眼⋯⋯沒有人死過?斬了我個頭都不信,因為我真的親眼見到。」

已移民到加拿大的黃漢軍,專程回港出席分享會。八九民運時,黃漢軍是《明報》中國組的記者,5月19日剛抵達北京就宣布戒嚴,他和同事到酒店放下行李,馬上走到天安門廣場:「20萬人在廣場唱國際歌,國際歌我聽過很多次,但20萬人一起唱,我很震撼。」他說,當時的市民和學生知道他們是香港記者,就會幫他們突出重圍,去採訪戒嚴部隊。 

黃漢軍憶述,6月4日凌晨他回到酒店發稿,屠城後記者已無法離開酒店:「看到很多市民、學生中槍趴在地上,胸口和背脊出血,但當時距離比較遠。」第二日早上,他和行家到協和醫院後面,見到滿地屍體:「有一對母子用大板車拖住一具用草蓆包著的屍體,我覺得好悲慘,他們連什麼時候可以下葬都不知道。」

黃漢軍說,直到現在每次回想六四,感覺歷歷在目,非常難過,但他從未為六四流淚:「或者到六四平反那天,我會哭得很厲害,或者我是在等那一天。」他又提到,今次回港,發現市民對六四30周年反應冷淡,如何令市民和年輕人了解六四是一個需要思考的問題。

《我是記者——六四印記》編委陳慧兒說,年輕人喜歡看影片多過看書,因此除了出書,編委會邀請了 30 位曾直接採訪六四的記者拍攝短片,講述「我的六四故事」。陳慧兒說,要行家拍片其實有難度,除了因為30年前的記憶已經模糊,亦因回想當年片段會令他們感到痛苦:「當年的亞視記者勞家輝說,每重提一次就要記一次,越記得清楚就越痛苦。他說做完我們的訪問後,在地鐵站哭得停不了。」她又說,有作者在撰文期間想放棄,但轉念一想,如果連寫下真相都擔心,是否已經在自我審查,那位作者最後決定繼續寫下去。陳慧兒說,要感謝所有挺身而出的記者,希望能將真相呈現出來。 

分享會嘉賓包括(左起):時任亞洲電視記者陳潤芝、時任《文匯報》副總編輯程翔、時任《星島晚報》記者梁慧珉、浸大新聞系高級講師呂秉權。區倩怡攝

編委楊健興說,1989年有很多不同背景的記者參與編寫《人民不會忘記》。30年過去,有很多轉變,雖然有些人因為任職的機構不方便再提六四,但真正改變對六四看法的人並不多。他說,30年來有很多對六四的扭曲,竟然有人說六四是「屠殺解放軍」,非常離譜,希望趁還有機會時,整理真確的歷史。

幾位出席分享會的作者,不約而同地提到現在的學生對六四不太關心。現任職有線電視新聞部的黃慶州說,學生覺得4分鐘短片都長,連在實習的新聞系學生都不會看六四相關的訪問。在中大任教新聞系的區家麟說,如果讓他在大學時,做有關30年前歷史事件的報道,也很難感同身受。他說,有學生告訴他,討論30年前的事對他們而言是很大的鴻溝:「我發覺不了解、不知道六四並不是學生的責任,他們忘記是理所當然的⋯⋯可能是我們這一代人的責任,老師們是否要在不同場合,講多一點呢。」

《我是記者——六四印記》將於6月4日支聯會維園燭光晚會發售,售賣點在維園近銅鑼灣入口的水池附近,詳情留意Facebook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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