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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30周年】長者點燭光30年:香港冇悼念的話,大陸就當冇件事


六四30周年的維園,下午3時多,場內的支聯會工作人員,忙著準備燭光晚會的音響及布置,一個穿白背心、身上有大背包和腰包的白髮老人,舉著「六四屠殺,中共犯罪」的牌子在場內慢慢走著。

本來做裝修的梁日華說,他撿了一塊棄置的塑膠廣告牌,再貼上紙皮,用黑色乳膠漆寫上口號,再拿一支管作支撐,完成這個示威牌。他即將70歲,目前半退休。30年來,幾乎每年六四晚會他都會出席,只有1、2年因事未能參與。作為常客,他慣了每年下午便到場,跟其他同為常客的參加者聊聊天。

七旬長者梁日華,30年來,幾乎每年都在維園舉起燭光。周滿鏗攝

梁日華在內地出生,父親做生意、抗戰時期參加過國民黨軍隊,文革時被歸類為「黑五類」。14歲、只讀完小學的他,被迫上山下鄉,從城市下放到廣東省一條農村。文革時,梁日華見到有人被槍決,罪名不明,只看到被處決的人口裡塞著木塞,滿嘴是血;處決後,圍觀的人一人一腳踢屍體,當中包括10餘歲小孩。

他在農村下鄉期間,有一天接到信件說已被抄家。各種難堪、不公,令他那年每早起來都不禁流淚。文革時人性的扭曲,是梁日華永不能磨滅的記憶,深深影響了他。

直到1973年,下鄉9年的他,跟其他人一起偷渡來香港,同行有人被鯊魚咬斷腳,有人沒到達香港海岸就消失不見,他幸運地成功踏足香港的土地。來港後,他見證過70年代香港經濟起飛,亦目睹香港回歸後如何衰落,「睇住香港起,睇住香港跌」。

30年前,北京那場波瀾壯闊的民主運動,已來港多年的梁日華相當關注。6月4日,他在新聞報道見到天安門廣場上的畫面,感到悲傷的同時又感到憤怒,「相信喺人類社會,政府動用到坦克咁樣殺學生,係由中共開始。」直到今天,他在維園內見到劉曉波的銅像,仍不由自主的掉下眼淚。

事隔30年,梁日華堅持每年參與六四集會,是因爲希望保留應有的價值觀、是非觀,「保持得到,就有希望。」他說,1989年的年輕人,對社會及政治改革的訴求,不僅放諸香港,而是全世界都適用,故希望民運精神可以傳承下去,亦不要遺忘這段歷史真相。

朱先生說:「如果香港都冇埋六四晚會,只能代表全世界都遺忘。」周滿鏗攝

同樣在下午早早到場的,還有朱先生。約4時左右,朱先生就率先到維園購買新書《我是記者—六四印記》,「驚遲咗會冇得買呀。」

66歲的他,以往任職司機,有幾年因工作未能出席燭光晚會,30年來出席過一半,所以早有經驗,帶備雨衣、水及凳子。

朱先生清楚記得八九六四的情景。他臨睡前有聽收音機的習慣,那夜凌晨他睡得朦朧之際,在收音機聽到有別與平日的嘈吵,「我聽清楚啲,好似『嚟料』。」他匆忙起來,打開電視,聽到槍聲、有人大叫,畫面上見到一架架三輪單車,載著滿身是血的傷者。他就坐在電視前,看到最後沒有畫面為止,然後整晚都睡不著。他說,當時感到「心噏」,但自己只能坐在電視前看著事情發生,無能為力。到今天憶述當日的畫面,他仍不禁眼紅哽咽。

朱先生說,自小就對中共政權沒有好感。他在香港出生,內地文革時期,報紙上天天報道有多少內地的死屍漂到香港,「個政權為咗權力可以殺人如麻,所以由細都對中共好不滿。」

參與六四晚會多年,意義何在?他說是不要遺忘:「海外唔會有咁大場地,亦唔會咁近大陸,對大陸冇咁大影響;澳門又做唔到;如果香港都冇埋六四晚會,只能代表全世界都遺忘。如果香港都冇悼念,大陸就自然冇咗呢回事。」

他說,只有政權一天不認錯,都不能遺忘,寄望未來可以廷續下去,保留記憶。不過,他兩個20、30歲的子女,都沒有出席過六四晚會,「可能因為冇親眼睇過,所以特登買本書,睇吓佢哋有冇興趣睇。」

30年來,六四,是長者的心結,他們都心懷中國民主夢。周滿鏗攝

晚上7時多,剛下班的林太站在場內,身上是一個裝著雨衣、報紙的環保袋,默默站在一旁啃著麵包。65歲的她,1981年嫁到香港,任職清潔工人。她一直都關注時事,經常看城市論壇、看報紙。她讀書程度不高,沒能讀懂報紙每一隻字,不過也會猜著意思。

她有感近年香港的狀況愈來愈差,「呢兩、三年好惡劣,特首一個衰過一個。」、「做好人、做好事都做唔到,做好人就要坐監。」她舉例,近年不少人因參與社運而身陷牢獄,「好心俾條路年輕人行啦。」

30年來,她幾乎每年都出席六四晚會。她記得,六四當天早上,她既要為小朋友準備上學,自己亦要準備上班,電視機中播到天安門廣場清場的新聞,木頭車不停運送傷者,一架架單車躺在廣場地上,她當時覺得震驚及「好陰公」。事後每次看到死難者家屬受訪,都感到難過。她說,希望在尚有言論自由的時候,能有為六四發聲的機會,都盡量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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