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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八九民運俄羅斯的民主夢與專制之路:中國的「鏡中自我」?


【撰文:王家豪、羅金義】
王家豪為香港教育大學社會科學系研究助理、羅金義是副教授
 
關心歷史的朋友,總有這問題如魔咒般縈繞腦際揮之難去:「如果當時……,歷史會改寫嗎?」(What if?)30年前北京的民主運動以血腥鎮壓告終;兩年之後對戈爾巴喬夫改革不滿的蘇聯共產黨保守派發動8・19政變奪權,前蘇共莫斯科黨委第一書記葉利欽在聯邦大樓前站在坦克上振臂陳辭,呼籲民眾倒戈、工人罷工,成為冷戰結束最激盪人心的一幕;最後政變失敗,蘇聯解體。好些關心八九民運的朋友一直以來都在反思這樣的問題:如果八九民運期間中共出現了一位「葉利欽」,中國民主發展的歷史會改寫嗎?

戈爾巴喬夫(左)和葉利欽。網絡照片

基於地緣政治和歷史因素,中國和俄羅斯的政治發展互為影響。中共建政前後深受蘇共影響;兩國曾經都被大獨裁者用相似的手法統治了數十年;冷戰時期中蘇就治理模式互相觀察、比較、借鑒,甚至互相批評、競爭;1980年代中蘇先後進行改革,「結局」迥異:前者至今屹立未倒,後者崩解、主體俄羅斯近年逐漸走回專制。考察俄羅斯走向專制之路徑,對思量中國未來的政治變遷和管治難題,也許不無參考價值。

蘇聯:紅場沒變天安門之後

1980年代以還,蘇聯在勃列日涅夫治下飽歷經濟蕭條,蘇共自由派對中國式經濟改革抱有憧憬。戈爾巴喬夫成為蘇聯最高領導後,提出「重建」(perestroika),同時推動市場改革和政治民主化,1987年起他推動「開放」(Glasnost),包括減少對媒體的審查。在意識形態上,戈爾巴喬夫推動的改革對中國構成威脅,因為它展示極權社會主義國家轉型的方法;但這也對1989年天安門廣場的抗爭者有所啟發,當時就有言論要求政府仿效蘇聯進行民主改革。

戈爾巴喬夫1989年5月訪問中國,這是北京學生運動發生期間。圖為他與中國領導人鄧小平會面。網絡照片
 

解放軍血腥鎮壓民運一度成為中蘇兩國改革路線的分水嶺。前者以槍桿子重整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此後中南海各代領導人鮮有觸碰實質的政治改革,民主發展停滯不前。天安門慘劇之後,戈爾巴喬夫私下對遇害的中國抗爭者表示同情,曾經慨嘆:「我不希望紅場變成天安門廣場。」他深信政治自由化是將政權與人民重新連結起來的唯一非暴力途徑,醒悟到中國改革只及經濟領域的弊端和推動政治自由化的必要性。1990年2月莫斯科發生爭取取消蘇共領導地位、實行多黨制的集會遊行,人數多達20萬;在戈爾巴喬夫的「祝福」之下,「非常人民代表大會」通過刪除憲法第六條,共產黨不再專斷國家權力。他也選擇以和平手段面對東歐的民主運動和加盟共和國的獨立運動,拒絕出兵鎮壓。

弔詭的是,戈爾巴喬夫的「重建」動搖了共產黨的管治威信,帶來不穩。改革派視戈氏改革過於保守,而保守派則視之過於激進。他呼籲重新定義馬克思主義,其後更將之廢除;蘇聯呈意識形態空洞化,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乘機興起,特別在俄羅斯,人民逐漸發現自身與蘇聯之間的利益矛盾,不再願意承擔蘇聯的帝國包袱。1990年6月,俄羅斯成為主權國;翌年俄國總統葉利欽藉8・19政變「取得」民意授權,促成蘇聯解體。

葉利欽的「天安門事件」

在蘇聯解體之後25年,戈爾巴喬夫接受BBC專訪回顧他的聖誕節辭職,慨嘆葉利欽的所作所為不過是因為「無法通過民主的方式」達到目的而奪權的政變,他願意辭職是不忍心國家走向內戰。

事實上,有別於西方主流媒體的形塑,葉利欽的管治難以稱得上是民主實踐。他對俄國進一步民主化猶豫不決,令蘇聯解體帶來只有權力更迭而不是制度革新。俄羅斯於1993年憲政危機後制定新憲法,大幅增強總統的權力,令之不再受議會和法院制肘;葉利欽時代的聯邦制度造成地區不穩,應對車臣獨立運動的手段亦有違民主精神;更有甚者,葉利欽任內助長寡頭商人冒起,扭曲俄羅斯的政治發展,禍延至今。

顧慮到喪失權力的風險,葉利欽在俄羅斯聯邦成立後未有重新舉行總統和議會選舉,也沒有訂定新憲法;結果,葉利欽留任俄國總統,蘇聯憲法和議會卻獲得保留。蘇聯解體後,俄國出現雙重權力核心,隱藏行政—立法權鬥危機。1993年9月,在經濟上是否推行「休克療法」的爭議令磨擦達到頂峰,葉利欽頒布總統令解散最高蘇維埃和關閉憲法法院。最高蘇維埃則批評總統令違憲,以彈劾葉利欽作回應;最終葉利欽指揮軍隊攻擊國會大樓,造成六百多人死傷── 這憲政危機彷彿是莫斯科的「天安門事件」,但葉利欽的作為應如何評價?

隨著議會失勢,新憲法賦予總統巨大權力,有權發布總統令、任命總理和挑選最高法院院長。這種超級總統制助長政府施政不負責任,解散國會、提前舉行新議會選舉之權也令彈劾總統變得不可能。

葉利欽的聯邦政策也充滿政治考量,以自治權和提供財政補貼去換取地方勢力的政治忠誠。但對於車臣伴隨其他前蘇聯共和國宣布獨立,莫斯科卻視之為分離主義;1994年12月,儘管議會和法院反對,葉利欽頒布法令對車臣發動戰爭,造成數千名平民傷,也成為他口惠的「民主化」的一大陰影。

經濟上,葉利欽推動私有化計劃,造就一小拙有高層政治關係的大企業家的冒起。寡頭巨賈以低價購入國家重要資產,累積財富之餘也介入政治,從而推動對他們有利的政策,進一步鞏固商業利益。他們支持葉利欽連任,除了提供選舉經費之外,還指示旗下媒體散播假消息來抹政敵。葉利欽任內支持度曾跌至個位數,但最終在寡頭巨賈的支持下奇蹟勝選;作為政治回報,葉利欽任命一些寡頭商人出任要職,並讓他們通過貸款換股(Loans-for-shares)計劃獲得更多國營企業擁有權。

專制者的「良心」與「頭腦」

普京(右)從葉利欽手上接棒。網絡照片

普京在2000年前夕從葉利欽手上接棒。在超級總統制的庇蔭之下,普京透過「垂直權力」(Power vertical)體系將權力從議會、聯邦地方領導和寡頭巨賈手上收歸克里姆林宮。從首次公開演說開始,普京就一直提倡傳統俄國核心價值,即國家主義的重要性,提倡集體主義和由國家主導社會。多年來的所謂政治和官僚改革(包括在梅德韋傑夫時期),也許能提高了普京政府的管治效率,卻與政治多元化和自由化無甚關係。他利用制度安排和非正規機制重塑社會秩序和穩定,威權主義和專制管治的幽靈重臨俄羅斯── 包括嚴控傳媒和網路,對公民社會的反對力量進行壓制和秋後算帳,強立各種罪名令政敵(包括富商巨賈)下獄、流放、財產充公。

蘇聯解體揭示了政治自由化對共產黨政權造成的沉重代價,多年來中國領導人對戈爾巴喬夫式改革令致蘇共失掉江山都深惡痛絕;而俄羅斯政治在後葉利欽時代的專制之路,從中南海西望是否也頗有「鏡中自我」(looking glass self)的意味?從克里姆林宮東看中國,也有相近觀照嗎?不過,早在即位前夕普京的一番名言卻不無睿智:

誰不為蘇聯解體而惋惜,誰就沒有良心;誰想恢復過去的蘇聯,誰就沒有頭腦。

反觀中國的習近平的政治取向,是否比普京更趨近前蘇聯模式?

中國和俄國的民主發展走進低潮,或許也應歸因於全球民主退潮,西方的傳統自由民主國家各自面臨管治危機,減輕了中俄在政治意識形態上的壓力,也使兩國敢於宣揚西方自由民主以外的另類思考。中國鼓吹中國式「民主」或「北京共識」,以政治穩定和社會和諧為基礎;俄國則倡導「主權民主」(sovereign democracy)和歐亞主義,以及將民主形式和威權管治結合。此消彼長,中俄的治理模式走非西方自由民主方向,引來熱烈討論,相應地削弱西方自由民主的話語權。

(本篇撮寫自論文〈後八九中俄政治變遷比較:殊途同歸?〉,發表於【六四事件30週年研討會:中國民主運動的價值更新與路徑探索】,華人民主書院與香港支聯會主辦,2019年5月18-20日台北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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