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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說

抗爭運動的側翼思考


【撰文:素心】
 
有感於失常的社會狀態,僅就眼前的抗爭行動提出幾個邊緣的反省方向。
 
所謂抗爭,簡單地說就是:被欺壓的弱者為了討回應有的權益而採取的必要行動。抗爭的終極意義可以是維護優良的傳統,或者建立文明的新秩序,但絕對不是冤冤相報的逆向欺凌,或是對無辜者的株連冒犯。
 
抗爭不等於洩憤,「黃興」與「黃巢」實在有天淵之別!

個別議題與社會整體利益

2014年的佔領行動到2016年旺角的「勇武抗爭」,骨幹份子不乏大義凜然的理據,而小部份參與者亦作出承擔責任的打算。然而,一旦付諸行動,整體社會畢竟付出沉重的代價,攤分這些代價的,包括那些持反對意見的人。我們當然堅持「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註1)的問責原則,不過,從另一角度看,眼前的社會是所有眼前人共同享有的,如果為了處理一個有爭議的政策而支取一般人的生活權益作為抗爭的條件,必須戒慎恐懼,將負面效應減至最低。

6.12包圍立法會,警方以武力清場。周滿鏗攝

經過今年6月12日的流血事件,大部份參與者都稍為冷靜下來,理解到面對高牆的抗爭,不可能是野貓行動朝夕之間所能奏效的。抗爭的理據在相同立場的人看來,固屬理所當然,但多元社會總有不同立場的人;縱使立場相同,也可能有行動取態的異議。我們必須確保任何一方都有公平、不虞屈辱恐懼的申述機會。煽情的批判、謾罵、污衊和種種欺凌手段,都只會挑起非理性的反應,對任何一方都沒有好處,甚至會令處於道德高地的弱者露出軟肋,給對手提供反制的理據。至於游離的支持者有所流失就更不在話下了。

「事件」不等於「運動」

「五四運動」的意義超越了火燒趙家樓(註2)的「五四事件」,拓展開來,與新文化運動互為表裡,終於改變了國運;然而「六四事件」只是政治改革終局的慘案,之後沒有條件發展成「六四運動」。

香港近年的抗爭就每個議題來說,當然是「事件」一樁,但是據一般理解,霸王硬上弓也好,溫水煮青蛙也好,在2047年之前總是一個歷程,期間的抗爭行動應該前後相續,轉折承傳,有機連結成一系列的「運動」,在大限將臨之際確保我城的風光。

6.16反逃犯條例大遊行。

如果我們都同意抗爭的意義不單在於眼前一役,下一個思考的維度就是抗爭的對手,有台前、幕後或主或次的兩個政府。在兩道高牆之下,每個行動──尤其並非針對突發事件而是由「議題」帶動的抗爭,都是與威權對弈,影響全局的一著棋。政途險惡,波譎雲詭,加上高牆的傲慢、專橫和罄竹難書的兇悍紀錄,我們只有蛋殼之軀,實在容不下散兵游勇的疏忽和任性。

接著的問題就是──抗爭運動「誰主沉浮」?

要發「邀請卡」和出示「入場券」嗎?

廣義的佔領運動失敗了,骨幹份子入獄的入獄,逃亡的逃亡,加上在議事堂內無險可守,當權者的傲慢變本加厲。幸好五年來的斷續耕耘尚有成效,民心未至於消亡,只是換了新生代走上最前線。
 
世代替換本來是自然不過的事情,而抗爭是個高風險的活動,幽默地說,是「野餐」,絕不是甚麼「去飲」的豪門盛宴。這一回沒有邀請卡,不設入場券,連五年前的演練和告誡都沒有,在「關門大吉」的議事堂外,真正體現「門常開」的精神。新生代有大無畏的氣概和許多戰術上機靈善巧的優點,無疑是抗爭的生力軍。然而,他們從不同的生活情境走過來,各有各的故事,各有各的心情態度,在政治角力方面都只是新手上路的勇者,戰略上瞻前顧後、進退周旋仍未有集思廣益的自覺,至於社會識見和抗爭理念的申述就更要假以時日了。
 
說到「時日」,那是個難於估量的變數,青春的意義每個人有不同的判準。一個人的激情可以支撐多久?消耗之後能否充電?充電之後會不會改弦易轍?新生代這一刻的熱情是隨機地由建制威權迫出來的,在他們的生涯規劃裡有這個章節的收支預算嗎?更令人擔憂的是,年輕人願景宏亮而急於求成,一旦沉不住氣就會因小失大;或者因為形勢發展未見曙光,給自己太大的壓力,終於鑄成不可逆轉的遺憾。他們崩潰下來,就不是一個人的痛!
 
後記
 
7月1日又是個上街的日子,個多星期之後文憑試放榜,接著是多采多姿的暑假,九月開課之後,新一屆立法會又開鑼,我城香港能否就此而開出新的局面?
 
當前的抗爭能夠由個別的「事件」演變成銜接大局的「運動」嗎?
 
除了頭盔、口罩和護目鏡,新生代的熱血青春怎樣才得到好好的護養成全?
 
如果說大局安危,匹夫有責,我們為人父母師長者和在路上敲邊鼓的人,對這份「有種責任」都敢於擔當嗎?
 
註釋:
 
1.   「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2.   火燒趙家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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